中评社北京10月27日电（作者汪毅夫）《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2月21日报导新闻《加增学额》，其文曰：“我台湾籍士子迁徙渡清者，以寄居漳州府、泉州府两处为最多，此回福建全省提督学政戴鸿慈，于按试漳州府属时，接读清廷上谕，恩准漳州府龙溪县加额取进台籍文童生7名，海澄县学恩准加额取进台籍文童生4名。又闻泉州府属下届岁试亦加额取进台籍文童生6名。此语若确，则寄籍台士取青紫当如拾芥也”。这是一条有体温的报章新闻。 

　　容我从学额说起。学额即入学（进学）名额，或者说招生名额。清代官办的府学、州学和县学的学额，概由清廷确定。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鉴于当年台湾郡县初设学校，与考人数无多，清廷乃确定台湾府学廪生、增生各20名，各县县学廪生、增生各10名。又如，雍正三年（1725），清廷确定新设的彰化县学学额8名。“加增学额”当然也是清廷事权，须经清廷“恩准”。部分学额可以指定用于从特定考生中録取，幷且有部分学额“另编字号”的做法。1895年，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部分“台湾籍士子”被迫离台内渡，他们中“寄居漳州府、泉州府两处为最多”。据《清实録》，1896年十月二十九日，清廷已有“台湾内渡诸生，入籍考试，拟定办法，俾安生业而图上进”的考虑。此后，福建举办的丁酉科（1897）年乡试，果有“台湾内渡诸生（汪按，诸生是在学生员廪生、增生和附生的总称，俗称秀才），入籍考试”并胜出为举人者，如黄鸿藻；福建举办的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科（1902）乡试，也有“台湾内渡诸生，入籍考试”者多人，他们中有黄鸿翔、王人骥、高选峰胜出为举人。清廷对“台湾籍士子”的关照，除了举人的録取，还及于秀才的进学，如上记报章新闻所记“恩准漳州府龙溪县加额取进台籍文童生7名，海澄县学加额取进台籍文童生4名”。我注意到，黄鸿翔、王人骥是以“龙溪附”即龙溪县学附生的身份参加乡试的，他们在台湾本是生员，到漳州后因为有清廷“加额”，得以成为附生（相当于今之寄读生）。据我闻见所及，台湾士子邱缉臣到漳州后以壮年之龄参加龙溪县学的入学考试，并被録取为廪生，在学期间又以学业优异成为贡生；台南卢家卢文启（1884年生）、卢心启（1886年生）兄弟双双于1901年被龙溪县学録取；台南汪家长子汪受田（1889年生）于1902年被龙溪县学録取。同黄鸿翔、王人骥一样，邱缉臣、卢文启、卢心启、汪受田也是蒙清廷“恩准加额”而进学的。 

　　现在说说“全省提督学政戴鸿慈”及其“按试漳州府属”的事。清代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称童生试，考试分县试（知县主考）、府试（知府主考）和院试（提督学政主考）三级。戴鸿慈是清末名士，官至法部尚书，是清末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1897至1900年，戴鸿慈在福建提督学政任上，所以有1899年“按试漳州府属”的事。另外，进学当了秀才，就可以穿青衿。汪受田中了秀才，他的父亲台湾进士汪春源高兴地告诉友人说：“小子幸得一衿”。《台湾日日新报》“取青紫当如拾芥也”喻台籍士子内渡后于科举考试受到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