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9日电（作者汪毅夫）1960年前后，台湾学者郭量宇提倡口述历史、台湾医师韩石泉提倡自传的写作风气，胡适一一表示赞同，并用英文写了《胡适口述自传》的提纲。接着，胡适在美国同唐德刚合作，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自传》出版后受到热捧，据说这本书创建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诚然，胡适和唐德刚有意创建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典范。我们知道，一般访谈録的制作过程是你问我答、我答你记，是采访人主动提问，报告人被动回答，然后采访人被动记録（包括笔録和録音）。与此不同，胡适和唐德刚即报告人和采访人的分工和角色分设被打破了，他们共同提问、共同解答，分工被合作取代，被动为主动取消，彼此互动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先读德刚，后读胡适”，读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确实应当首先瞭解唐德刚所起的作用。 

　　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是口述历史制作的硬道理。然而，任何一部口述历史也难免失实的硬伤。《胡适口述自传》说：“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25年至30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的如此之快，倒是我预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4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几乎完全成功了。在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共约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这是《胡适口述自传》的一个硬伤。须知，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在学校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语言学家与有大功焉，岂是胡适等几个文学家可以独享的功劳！胡适在此犯了“选择性记忆”的错，唐德刚也有未予纠错的问题。说来有趣，台湾当时处于日人侵占之下，台湾实现“用白话文代替文言”乃是在胡适1916年预计的“25年至30年”的上限即1946年以后，在语言学家魏建功等人主持的台湾国语推行运动配合下，才“几乎完全成功”的。胡适幼年曾在台湾住过1年又10个月。1916年，当胡适预计“25年至30年”时，似乎于潜意识里把他的“第二故乡”台湾考虑在内了。是不是这样呢？ 

　　附带言之，也是在1960年前后，大陆文史界提倡写作“亲历、亲见、亲闻”历史的风气，也有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硬性要求。譬如，我读1960年代的《泉州文史资料》《福建文史资料》，见福建文史馆馆员、著名文史专家王连茂制作的《安南永安抚记事》《“中华革命党福建分部”简述》《泉州市卫队的前期》《泉州拆城辟路与市政概况》《记陈国辉龙岩“剿共”的惨败》等，篇篇合于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一一堪称口述历史的学术典范。我指导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曾建议他们从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专刊查找材料，并将当年收藏的一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送给一位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