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8日电（作者汪毅夫）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从福建省档案馆阅看、摘钞了数百页档案，并于6月11日写成《从福建馆藏档案看台湾义勇队同仁》。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写作此文用时用力最多，感想感动也最多。今天要讲的故事里有泪水，我尽可能把沉重的话题讲得轻松。 

　　话说1945年5月3日，军事委员会议准：“台湾义勇总队因时事迁变，工作需要，拟招考队员50名，增设一区队，训练后派各地区工作或配合盟军登陆台湾”。招考队员的工作随即展开，新队员50名于当年7月入伍，他们是台湾义勇队的最后一批新兵。在档案馆，我注意到并记住了，这批新兵里有非台籍的新兵，其中有位泉州籍的女兵名叫首萍津，并在心里嘀咕，首姓人家是不是少数民族呢。2008年我到北京工作后，有次同到京参访的台胞餐叙，席间有位举止优雅的女士告诉我，她的母亲名叫首萍津，1945年在泉州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招考海报，就报名当了女兵，抗战胜利后随队到台。此后，在台湾同泉州家人数十年分隔两地、未通音问。这让我颇感意外，当即问她，首大姐是少数民族吗？她说是汉族，在台湾时同义勇队严秀峰（总队长李友邦遗孀）等队友时相过从。后来，我查辟姓録和进士名録，查到首姓、也查到清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首姓人家出了个名叫首调元的进士呢。我想把这条文化信息告诉首大姐和她的女儿，希望她们能看到我这篇短文。1945年11月7日，台湾义勇队部分队员（其中包括部分7月入伍的新兵）乘机帆船华光轮赴台。从厦门出发后，华光轮遭遇大风，随风浪漂至漳浦六鳌，船底触礁进水，船身沉没，船上队员部分脱险，但有15名队员遇难。遇难队员主要是1945年7月入伍的新兵，他们的名字是：王我戈、王趋、吴绍良、林维元、姜胜联、高志汶、陈永禄、陈仁美、陈磊、陈文禹、陈富生、张光望、张克招、黄坚、傅怡景。我在档案里看到，1946年4月“参加台湾义勇队队员黄坚家属请救恤文”，文中说：黄坚，又名印堂，福建晋江人，1945年7月参加台湾义勇队为第二支队少尉队员。1945年11月7日，黄坚随华光轮遭遇海难。身后“遗下祖母年近九十，母六十余”及妻“衰弱一身，幼女三人，六命一家，无一可能生产”。台湾义勇队的最后一名新兵陈秋云也有可悲的经历。我在档案里看到，陈秋云，台湾台北人，原在厦门经商，无辜被捕，“经几度之审讯，无罪之可入”，于福建沙县军人监狱“久受囚苦”。1945年10月31日，经台湾义勇总队总队长李友邦保释出狱，并“径往该队报到”即到台湾义勇总队报到入伍。 

　　附带言之，退休前我因工作关系有幸认识台湾义勇队的几位老人，心中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敬意。除了工作上给他们予各种协助，并曾以学者身份为其回忆録撰序、提供史料证明其光荣的经历等。抗战老兵，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