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24日电（作者汪毅夫）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2月联合出版的《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中文简体字版），同台湾南天书局2000年出的中文繁体字版一样，在内容上是日本三省堂1992年出的日文版的增订本：中文版延伸了时事议题并“补充些许新论及新资料”（戴国煇《中文版序》）。 

　　《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讲了一些对台湾人民有深刻印象、深刻影响的小事和细节。我从这本书、从这些小事和细节里悟出一个道理：造成台湾人民某些“特殊心态”的“特殊的历史遭遇”里，包括大事件、也包括了小事情，包括故事的情节、也包括故事的细节。我想，这应该是戴国煇想给大陆读者（包括“干部和老百姓”）“认识台湾”的一个提示。兹举例而言之。 

　　故事一，林献堂的“祖国事件”。戴国煇先生说：“众所周知，林献堂为保持民族自尊心，日据时期始终没用日语说过话。直到光复后的1949年4月流亡于日本，即使是只言词组，他也没在公开场合说过日语，这是尽人皆知的著名轶事。”林献堂的态度引起日据台湾当局和亲日分子的不满。1936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华南视察团”到了上海，“被邀请参加了谢春木举办”的欢迎大会，并在发言中说“回到了祖国”。“对此，台湾总督府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作了报导（1936年6月25日朝刊），并大大加以谴责”，“台湾军部当局利用林的‘失言’，意图惩戒台湾人的民族主义，唆使右翼要求林献堂赔罪，并辞去一切公职”。接着在台中，“1936年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由台中州知事主持的祝贺‘始政纪念日’会场上”，发生了“在公众面前殴打和侮辱林献堂”的事件。按照戴国煇提示的史料线索，我在友人陈冬挺协助下看到当年《台湾日日新报》连日发表的报导，知林献堂因为一句“回到了祖国”，竟被日方包括台湾总督府、台湾警务局、驻上海警部、台湾宪兵队、驻上海宪兵队查讯，并由台湾总督府公布“林献堂辞去总督府评议会员”的“督府辞令”。林献堂被迫辞去的还有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顾问、《台湾新民报》社长等“公职”。戴国煇说：在台湾，“人们将此称为林献堂的‘祖国事件’而铭记不忘”。 

　　故事二，“藐视乡里百姓”的某些“半山”。戴国煇说：“不可忘怀的事，厦门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建的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这两所学校乃是福建系华侨子弟在厦门一带的著名教育中心。为了躲避日本领事馆的监视，台湾人的青年改名换姓在同系学校就读者不少。之后，其中也有不少的青年人投身于国共两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光复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变成接收国民党官宪的要人而返乡，这或许就是人性软弱性格的表现吧。其中的一部分人衣锦还乡之后，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摆出抗日战争英雄的架势，藐视乡里百姓。他们虽以抗日英雄自居，但人品却极为低级，简直就是一伙见了‘日产’（日本人留下的不动产）就红眼的彻头彻尾庸俗之辈。过了不久，本省人就蔑视他们贱称为‘半山’，投以白眼。”戴国煇所言，确有其人其事，但所言曾就读“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的“庸俗之辈”所指不过刘启光一人而已。刘启光曾就读集美学校，至于厦门大学校友，《厦大通讯》1947年第八卷第一期刊登的厦大校友来信说：“请看这次二·二八事变，我们校友都没受过亏。平民在谈话中，在报纸上攻击着各式的贪官污吏，但都未曾攻击到我们二三百个校友的头上来”。当然，“藐视乡里百姓”确实过份而不可容忍。须知，“乡里百姓”在日人“内地化”（即日本化）和“皇民化”的重压之下坚守中国的文化、坚守中国人的尊严，历经半个世纪仍然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他们岂是可以藐视的？ 

　　类似的例子尚可枚举，容我另文讲述。《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内容丰富，看点很多。本文仅就其一点，略谈感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