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5日电(作者汪毅夫)有朋友告诉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第二条说：“本法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如果将“国家通用语言”简略为“国语”，我们便得到“国语是普通话”的判断句。“国家通用语言”简略为“国语”，当否？暂且不论；“国语是普通话”，有毛病吗？没毛病。 

　　讲一段概念史吧，“国语”和“普通话”两个概念的历史。1906年，《江苏新字母》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话”之名，以指称各省通行之语。与“普通话”同时或稍后，另有“国语”之称流行。如，1910年底，议员江谦向资政院提出一个说帖，就学部奏报的《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提出八点质问，其中包括“是否主张用合声字母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在清代末年，“国语”和“普通话”，称名虽异、所指则一，所以都被广泛使用。民国时期，“国语统一运动”呼声大倡（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也推展得有声有色），学界著作有《国语学草创》《国语学讲义》等，官方机构则有国语统一筹备会、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等。与“国语”的使用率相近或稍逊，“普通话”也被广泛使用。兹举例说明和证明：1.鲁迅《两地书》：“校旁只有一店，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2.鲁迅《两地书》：“今天本人来了，叫春来，也能说几句普通话”；3.鲁迅《我的种痘》：“她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话，劝我们乡下逃出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4.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护路军队多山东人、河南人，跟他们说普通话，居然称老乡”；5.张星烺《泉州访古记》：“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语”；6.张星烺《泉州访古记》：“适有晋江人陈育才者，能普通语，来周旋吾辈”；7.张星烺《泉州访古记》：“郑先生能普通话，问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谈，有其先人豪爽之风”；8.李时霖《台湾考察报告书》：“辜氏为日本贵族院议员，现年71岁，原籍福建同安，先世移居台湾，迄今已百余年。辜氏操普通话甚纯熟”；9.李时霖《台湾考察报告书》：“杜氏为台湾医专教授，现任中央研究所技师，曾旅华多年，操普通话甚纯熟”；10.台湾义勇队《台湾先锋》：“叶同志是台湾屏东人回到祖国来只三、四年，而普通话却说的很好”；11.台湾义勇队《台湾先锋》：“本队每星期六均有一次讲演比赛会，主要目的在使同志们练习普通话和增强对某问题之认识”。1949年迄于今日的情况是，大陆于1955年起以“普通话”作为全国共同语（全国通用语言）之名，台湾地区则仍然使用“国语”之称。然而，究其实，“国语”就是“普通话”也，确实没毛病。 

　　现在谈关于“台湾话”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汉语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七种，闽南话是其中之一。闽南话里又有漳州腔闽南话、泉州腔闽南话、厦门腔闽南话和潮州腔闽南话之分，它们的简略语分别是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和潮州话，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腔调的不同。我们听漳州人、泉州人、厦门人和潮州人讲闽南话，可以清晰地分辨其腔调的不同。台湾也是闽南话复盖的地区，我们听台湾人讲闽南话，也可以清淅地分辨其漳州腔、泉州腔、厦门腔和潮州腔的不同。然而，台湾人讲的闽南话，完全不存在“台湾腔”，完全称不上“台湾腔闽南话”。因而，“台湾话”根本不是“台湾腔闽南话”的简略语，“台湾腔闽南语”并不存在。所以，台湾学者李敖大师说：“台湾话”根本不存在；台湾地区另一位大师级学者戴国煇则认为，“台湾话”不仅包括闽南话，还包括客家话和高山族的语言。“台语流行歌”流行于大陆，往往被改称为“闽南话流行歌”。对此，有台湾朋友感到不解和不满，甚至有人提问：“台语就是台语，把台语流行歌改称为闽南话流行歌，有必要吗？”我们可以用李敖的话，也可以用戴国煇教授的说法来回应：“把台语流行歌改称为闽南话流行歌”，有必要，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