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22日电（作者汪毅夫）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他说：“我此次到了建瓯（汪按，福建建瓯县），有一回发现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叫了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实在还很容易，只要我们各界领袖，能够以身作则实实在在来做。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各界做领袖的人，自己不能以身作则来实干，不能认真教导自己学校里的学生，自己家庭的子弟，和自己机关里的部下，听他们一天天腐败堕落，一切不管，所以社会弄到这种纷乱、黑闇、暮气沉沉、充满了乌烟瘴气”，又说：“我们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老蒋说了又说，胡适则在1934年4月写了《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老实不客气地告诫：“我们要认清楚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然而，新生活运动（1934—1937）终于不免政治化、形式化的倾向。 

　　兹以福建为例而言之。 

　　福建省及其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组织和活动，乃由东路“剿匪”军总司令部及当地军、警、宪主其事，新生活运动也同“剿匪”行动紧密相连。如，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筹备于1934年“3月中旬，同月底正式成立。当时由东部剿匪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召集各机关组织之”；龙溪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筹备始于（民国）二十三年4月初旬，因蒋总司令（按，似指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入漳之初，即提倡新运”，“4月6日东路军总部党政处召集各界举行新生活运动筹会谈话会”，“限定10日内筹备完成”；“连城县县年来共匪陷城，四乡统沦匪区，礼俗法纪荡然无存，流毒所及，中等阶级咸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当地驻军第九师政训处特于7月3日上午10时，发起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根据本会通令，组织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如，1934年8月14日，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通过《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本办法由省会公安局钞録并制就传单分送”,“妇女着装不遵守本办法者，由岗警和平劝谕改正”，“凡本市各缝业店以后不得代制奇装异服，违者由公安局酌以处罚”,“本办法经干事会通过后函请省政府转饬省公安局执行”。该办法又规定：“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二寸，短衣须不见裤腰”,“凡着短衣者以着裙为宜，不着裙者衣服须过臀部二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禁着毛线类织成无扣之短衣”；1936年8月，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同宪、警及妇女服务团团员分往城台各要区，劝导妇女勿奇装异服及露腰”。好个奇葩的新生活运动，竟然动用宪兵、警察对妇女实施性别压迫！ 

　　“官僚、政客开会提倡新生活”是新生活运动形式化的表现。更有甚者，官僚、政客经常只派代表参会，连“开会提倡”也懒得亲自参加。福建省新生活促进会之委员（后改为干事）会、常务委员（后改为常务干事）会，居然可以由本人（包括会议主持者如陈仪）派代表出席。如，1934年4月30日下午2时，第八次委员会议，到会者各机关代表，由陈委员仪（陈世鸿代）主席；1934年4月28日，第18次常委会出席人员王委员（王健民代）、陈专员（朱婉邻代）、陈委员（陈世鸿代）；1934年8月14日下午，第三次干事会，出席者各干事机关代表，主席陈指导员仪（王深代）；1937年1月8日，第三十次干事会，出席陈肇英（黄天如代）、蒋鼎文（寿家骏代）、罗勉侯（蒋珊孙代）、高登艇、唐守谦、李进德、郑贞文（郑坦代）、陈仪、吴天鹤，主席陈仪。 

　　附带言之，吃烟，吸烟也。《论语》“沾酒市脯不食”已开饮，食通用之例；《汉书》之《于定国传》、柳宗元《序饮》中有“食酒”的说法，《水浒传》第24回亦有“这人从来不和我吃酒”之语。同饮酒（吃酒）一样，饮茶也常作“吃茶”。清代台湾卢德嘉《凤山竹枝词》“凤梨山下是侬家，郎若闲时来吃茶。”至于吃烟（抽烟），《陔余丛考》记：“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