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7日电（作者汪毅夫）近有学界友人垂问，如何看待台湾的省籍矛盾问题？在我看来，比起古之分类械斗，台湾今之省籍矛盾制造更多麻烦，制止也更加麻烦。 

　　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从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大扺是在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实现的。在移民社会的历史阶段里，人口的增长约等于移民的增加。一批又一批大陆移民，多数是同乡结伙而来。他们在台湾举目之下、一眼望去，“宗族之亲少，洽比之侣多”（高拱亁：康熙《台湾府志》），“流寓者无期功强近之亲，同乡井如骨肉矣”（周钟瑄：康熙《诸罗县志》）。因而，同乡移民的地缘组合乃成为主要的社会结构，发生于台湾移民社会历史阶段的械斗，基本上是地缘组合之间的分类械斗如“漳、泉拼”之类。引发械斗的原因多出于争夺社会上的“角头”地位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土地、水源等。进入定居社会以后，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自然增长，主要社会结构也从地缘组合让位于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缘组合。定居社会历史阶段发生的械斗，主要是宗族械斗即血缘组合之间的械斗，械斗的起因也有了争夺祖坟风水、维护各自宗族“命脉”等地缘组合之间不会有、血缘组合之间常发生的利益冲突。分类械斗曾经构成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清干隆四十七年（1782）发生的“漳、泉拼”，“祸连两县（彰化、诸罗），流毒三月”，伤亡惨重，参加械斗者达数万人，事后被官府捉拿的“要犯”竟有200余人。又如，清咸丰三年（1853）发生的安溪、晋江、南安、惠安四邑人与同安人的械斗，焚毁商户、民房、村庄，拆毁水圳、填塞港道，“死者山积”，“哀鸿遍野，触目惊心”。 

　　按照社会学家的的解释，社会问题乃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同古之分类械斗一样，台湾今之省籍矛盾是社会的重大障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于今视之，台湾古之分类械斗，多属于民间私斗，其起因和推展，完全同政治无关，其善后多“不愿终讼”而愿“私斗私了”。清代台湾官府，也以不发生社会问题为“神之灵也，民之福也，官之幸也”。又，台湾古之分类械斗毕竟是昨日烟云，不使重演便是。然而，台湾今之省籍矛盾，却完全是政治操弄的结果，台湾今之民进党当局尚在操弄政治，撕裂社会。难怪包括省籍矛盾在内的台湾社会问题愈演愈烈、越出越奇，天谴民怨也！ 

　　附带言之，台湾历史上的“闽、粤分类”实际上是汉族两个民系的分类。近30年前，我在《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报告：在台湾移民社会“闽粤向来分类”的现象背后、在地缘组台之外，另有一种民系（客家民系、闽南民系）组合的社会结构。如林树梅《与曹怀朴明府论凤山县初政事宜书》记：“闽之汀州与粤连界，（在台湾）亦附粤庄”，姚莹《东溟文集》谓：“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福建汀州客家人在台湾附于客家人聚居的粤庄，广东潮州闽南人在台湾与漳州闽南人结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