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14日电（作者汪毅夫）恩师俞元桂教授逝世后，我仍然每个月到他的书屋来。然而，我再不能有同先生相谈甚欢的机会了。  

　　对着先生的遗像，我默默无语，师母见我难过，在一旁说：“你同我说话，俞老师也会听到，也会高兴的。……”说着，她也掉下泪来。 

　　俞先生曾说:“师生情相当奇妙,它与因血统所派生的亲疏尊卑关系不同，也与因法统所形成的上下级职务关系有别,它是由知识的传授形成的特殊关系,纯出于机缘,是自然、平等、自由、无约束的，因而弥足珍惜。”在俞先生面前,我真切地感受了这一切。回想起来，我常在俞先生面前放言无惮。师生相谈，有时居然是学生话多。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告诉先生我的各种想法和看法，又总是错的比对的多，正经的比古怪的少(先生的散文名篇《佛跳墙》里那个介绍“新经济学”理论的学生就是我。实际上我也不曾实践这个理论)。先生宽厚而慈祥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话题。当我发觉先前的某个想法或看法错了，我也急于告诉先生。这时，先生会微笑着说:“我知道，我不说你也会认错的。” 

　　俞先生的散文集《晚晴漫步》出版后，有四位评论家发表的书评不约而同地以“洗尽铅华见真淳”为题，另有一位评论家称道先生“阅世虽深有血性”。 

　　先生真是一位真淳而有血性、睿智而又忠厚的老者。1992年夏天，先生住院动了手术。先生术后的那些天，我避开了每天上午医生的查房,每天下午众多师友的探望， 选择晚饭时分到医院陪伴先生。我又避开病痛、医药的话题，专找有趣的话题。记得我讲了好多笑话和趣闻，还讲了学生时代的奇人怪事。先生像小孩子听故事似地，专注而开心。后来，先生说:“我的青年时代也有浪漫的故事。”先生告诉我许多往事，流露对师母一片至深至重的感情。当师母提了保温罐推门进来，先生小声地说：“刚才我泄密不少”。我说：“这些只传达到厅（听）级为止”。先生笑了,那是一种天真而灿烂的笑。不久，我也因病住进了另一家医院。先生见我几天没来，十分心急。他托人打听，又托人给我送来名贵药品。 

　　先生待人宽厚,平日里口不论人过,心不计人短。他曾说:“过去有不少的人批斗我，我不怪罪他们。我们老先生有一个历史使命，要让老师们团结好，把中文系办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先生又总是主持正义,主持公道,从不力怯。据我所知,先生最看不起的是“看风使舵”的人物,是见利忘义的人品。先生对一个人的最低评价，可能就是“看风使舵”一语了。 

　　1993年,我开始参加福建省政协的活动。师生相谈又多了一层参政议政的内容。俞先生一再勉励我把学术研究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1994年，拙着《台湾社会与文化》出版时，先生很高兴,他在电话里特地说:“书的后记写得不错,吃苦、耐劳、谦逊、淡泊，要牢牢记住。”我在1969年以后当过农民、工人、学生和教师，现在专事研究工作，所以该书的后记有“我觉得,农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劳、学生的谦逊、教师的淡泊乃是一名学者应有的品质，我以此自勉，不敢稍怠”之语。我告诉先生,作为政协委员,还应加上“学者的认真”一条,先生听了更加高兴。多年来,先生正是以认真的态度参加政治协商、参政议政龢民主监督的工作。在他病危期间，他还郑重其事地交代我转告省政协秘书处:他因病不能出席省政协全会，建议不安排他担任教育组的召集人。在他病逝前几天,他还关心着民盟福建省委员会的工作,还要我谈谈海峡两岸的局势。当时，他因为肺部的严重病变呼吸极度困难,却真正做到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忘政协委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