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文化寻根热，一些文化人热衷发掘本乡本土的文化积淀，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蒂。我忝列于文化人群，苟同流俗，在茶余饭后也忍不住反刍乡土的记忆，找找自己的文化出身。

　　我的家乡是湖南华容县幸福乡，过去通称幸福大院，在东洞庭湖的边上，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围湖造田造出来的。在外人看来，那是八百里洞庭湖滨多少个垸子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垸子，但在我心中她是独一无二的。

　　幸福乡北面流过一条河，叫藕池河。这条河听说现在基本上断流了，当年可是一泻百里，在洞庭湖口冲出了偌大一块冲积平原。它是长江的支流，北通巫峡；注入洞庭湖，南及潇湘。常年帆影绰绰，桃花汛后则有从岳阳、汉口来的大洋船逆流而上，搅动一江春水。于是，南北文明在这里融合。有了文明的聚集，就有了河边的闻名遐迩的滨湖小镇——注滋口。渔樵耕猎各业在这里荟萃，商贾士子在这里流连。好长时间内，它是我到过的最有名的地方，我以为天下文明莫过于此。如今，那些余香袅袅的茶楼酒肆和屐痕累累的青石板路早已不复存在，但一脉人文依然绵绵悠长。

　　我们的先人大都是从上湖南或从湖北南渡来洞庭湖开荒的人。湖洲沃野千里，阳春三月插一根扁担在地里，三天就发了芽。因此，天底下的人到这里将春泥当金子来淘。有的是赤膊吊胯单身一个来的，有的是用一担箩筐挑着儿女和家当来的。每年都在加宽的垸堤也挡不住无风三尺浪的湖水，基本上年年要泡洲、倒垸，收了春收就收不到夏收，用芦苇和稻草盖的房子前一年秋天建，第二年夏天毁。但是，开荒人从来就没有气馁过，湖水一退，又把扁担往地里一插，到秋天又是一片新緑。一代代开荒人，就这样在洞庭湖的风口浪尖上讨生活，年复一年，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在洞庭湖洲上，同扁担一起发芽的，还有开荒人带来的文化。初时，开荒人几乎一户一音，讲着南腔北调，好在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太复杂的交流，因而并没有什么障碍。开荒人还几乎一户一俗，婚丧嫁娶各有各的方式。时间长了以后，语言、习俗和文化便逐渐同化，一首山歌大家用不同的口音唱得同腔同调。也有不“同”不“化”的。有一个村子是从上湖南的湘乡整村迁来的，人称“湘乡帮”，絶对是华容全县唯一的一个“湘乡村”。数十年几代人，老老少少还是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湘乡话。我少年时进入这个邻村，仿佛进入了异乡。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得以保留了他们独有的母土文化的底藴。我有了点文化之后，过年时喜欢遍看各家各户新贴的门联和堂对，觉得“湘乡帮”的门联、堂对最有文化。后来才知道，那些联语有的原作者竟是湘乡硕儒曾文正公，比如“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有些则明显是曾氏之遗风。这个村的文化人物，我已记不得几个了，但记得一个姓傅的人，据说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呢！隐姓埋名几十年，七十年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了出来。

　　凿石垦壤、饲牛植稻的开荒人，不讲究吃、穿，不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却重教兴文，重视子女读书培养。水网茅寮之间，竟然塾馆密布，直至六十年代还有私塾，子曰诗云与俚语诨话一起代代传承。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会讲三国水浒的人，从一丘田里劳作的人中至少能找出一个。在我记事的时候，在我的眼里，全乡最好的建筑是我就读的一所完全小学，新式教育却是旧式江南书院建筑风格，穿中山装的老师还是把新式课文讲得摇头晃脑。那时，这所学校常常考出全县名列前茅甚至第一的高小毕业生。不知真是因为乡学渊源，还是偶然的因素，在我们乡里竟然出了一个教育部副部长、一个教育厅长。连我也同教育有不解之缘，做着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一个人走遍天下，很多东西都会改变，但 “丢胞衣罐子”的地方改变不了，教育背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的就是你的文化根蒂，它影响着你一生一世的思想和情感。我深感自己身上有祖辈、父辈开荒人的许多遗传。有的尽管在今天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不太合拍了，但我始终珍视着它，顽固地坚持着它，因为我觉得它对我始终是有用的。比如，我走到哪里，都会抱着扁担插到地下会发芽的信念，这让我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

　　二

　　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时光称作“蹉跎岁月”，而在壮怀激烈地回顾国家和个人的经历时，生出许多遗憾来。我也觉得用“蹉跎岁月”来概括自己的那段生活，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我也和很多人一样，那时没做过几件正事。我当过大队和公社团一级组织的宣传委员，经常性的工作却是提着一桶石灰水，在乡亲们用牛粪刷过的墙上涂鸦“斗垮、斗臭”一类的标语。我当过水利工程员，在改天换地的运动中用脚板和木尺，一次一次丈量乡亲们耕耘过千百年、收获过千百次的土地，希望把它们变成“万斤田”，但怎么折腾，产量还是没有高过解放后的那几年。我当过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却没有用很多时间教学生读书认字，而更多的时候是带着那些农民的孩子“学农”。

　　最让我汗颜的还是“学大寨、大干快上”年头干的一件事。

　　农民“造反派”出身的大队长在会上宣布“一年之内粮食产量超纲要，过长江”。我明明知道“过长江”是长江以北地区的口号，意思是要使粮食产量达到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平，而我们村处在长江以南的腹地，但是我没敢纠正大队长的宣言。大队长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就拼命在种植面积上做文章。他命令我和我的学生跟他一起推行“改杂归粮”，就是把农民已种在一些地里的经济作物毁掉，再强制重新种上水稻。我知道这是一件何等“缺德”的差事，但为了保住民办教师的饭碗，真还干了。我指挥学生把一片片青苗生拉活拽起来，看着他们在旷野的骄阳下蔫成了枯枝，而我也从乡亲们包括许多学生家长的目光中读到了莫名的愤怒。但在秋天，我去学生家里作家访时，那些家长还是倾其所有招待了我，这使我对春天拔青苗的那一幕，感到百身莫赎。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把它看作是蹉跎中的蹉跎。然而，如同沙里藏金，再不堪回首的生活里，也可以翻检出几件自己珍视的事情来。那期间，我就有一件持续干过四五年（几乎贯穿了大半个“文化大革命”）的事，一直珍藏在心底，我甚至曾经把它看作是自己蹉跎岁月里的“壮举”。

　　我们村所在的地区是一块革命老区，出过几位革命家和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将军。尚武的传统加上山水丰盈养育出来的子弟身强力壮，使它成了有名的兵源地区。每年征兵，我们一个村就常常要输送三五个。那年，中苏边境仍然异常紧张，村里吴家茅屋三婶的儿子长生被乡亲们敲锣打鼓送进了新兵队伍。长生临走前托付我说，他妈不识字，家里其他人的文化程度也都未达到写信的水平，让我替他妈妈写写信。于是，每每长生有信回来，我便赶到三婶家的茅屋里，给三婶念长生的信，接着再替她给长生写回信。

　　我和长生是一起长大的“吊胯”朋友，我用肚子里的墨水沟通了他们母子的两地情，又从长生的家信里瞭解到了部队许多新鲜事，因此很乐意为之。不料，这种和谐被突然打破了，使我至今想起来还怀疑“善有善报”的古训。那一天，老支书找到我说，长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我已记不得自己当时的神情了，只记得老支书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威严，有的只是对家乡子弟的怜爱。老支书怕三婶承受不了老年丧子的打击，决定把长生的凶讯隐瞒下来，并言明谁要是把这个事透露给了三婶，他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老支书还交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以长生的口气给三婶写封信，并带上一些钱给三婶，就说是长生寄回来的（老支书把政府发给长生家的抚恤费分成若干小份，再一次次交给我）。于是，我还像以前那样在凉月如许的夜晚出入三婶的家，给她念事先编好的“长生的信”，再替她给长生“回信”。尽管前者是假的，后者也是发不出去的，但我还是按照已掌握的母子的感情脉络，认认真真地写。为了更逼真，我想象着描绘西北边塞的风土人情，甚至还编出了长生立功受奬之类的谎话。三婶也还是那样满怀希冀地听，也还是那样每次都让我在给长生的信中叮嘱他“安心部队工作”。

　　这样的事情，听人说别的地方也有过，但轮到自己做起来，远比听人说要心碎得多。一灯如豆，我常常为那些出自自己手笔的文字泪湿青衫。

　　不记得这样过了多长时间，三婶终于几次提出要长生回乡探亲的难题，自然都被我以“部队工作忙”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了。而三婶居然后来也不再提这个要求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三婶身体日渐衰弱，眼看是来日无多。我们老家有个习惯，亲友的凶讯瞒生不瞒死，人死之前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好让他在九泉之下去寻访亲人。老支书看到三婶终是留不住了，就把长生的事告诉了她。而三婶竟出乎意料地平静，既没有哭天抢地，也不是无语凝噎。联想起在给她念信、写信时她偶有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猛然意识到，老人似乎早已知道了儿子的事。果然，乡邻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我带给她的那一小份一小份钱和那上面的泪迹。三婶下葬后，人们便把“光荣烈属”的匾牌挂上了她家门楣。

　　三婶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大器晚成”，考上了武汉大学，离开老家，过了长江。这之后，我自己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不久又听说老支书猝然离世，死因半是因公。家乡父老天不假年纷纷谢世，引起了我的伤感。我曾经想把他们的普通生平撰写成一本《家乡人物墓志铭》（不是为了出版），其中有我自己的父母，也有老支书，但我第一个要写的还是三婶。书终于没有写成。令人欣慰的是，从家乡子弟带来的信息中，我知道父老乡亲们愁吃愁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一间间用洞庭湖的芦苇盖的茅屋已换成了一栋栋砖瓦房。还有，村里从军报国的遗风犹在，年年向国家输送着合格的新兵。

　　岁月如梭。我早已成家立业，当了孩子的父亲，亲身体验了人间亲子舐犊之情。然而，在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当年自己个人的蹉跎、失意对比国家和人民的磨难是多么微不足道，自己为三婶所做的一切也是多么微不足道！而真正值得珍视的是，我曾受到了来自亲生母亲以外的另外一位母亲平凡而伟大的母爱的熏陶；我与三婶、老支书等父老乡亲们一起，甘苦与共地度过了我们国家一段特殊的艰难岁月，耳濡目染他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承担了自己生活中的也是国家的磨难。

　　杨胜群简历　（学号：787003）

　　男，汉族，1951年10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幸福乡。网名：洋布。籍贯：湖南华容。

　　1968年从华容县一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

　　1973年至1978年，先后在乡村小学、中学担任民办教师。

　　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 湖南（岳阳）考生。毕业分配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学术处。

　　1982年9月至1984年4月，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

　　1984年5月至1990年9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文艺处副处长、处长。

　　1990年10月以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科研局副局长、一部主任、室务委员、室副主任、室常务副主任。为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

　　著述：主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版。着有《毛泽东一代人生事业丛谈》，三联书店2013年12月版；《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