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第二年的夏秋之交,突然便有了招工的动静。一拨儿根正苗红的知青成了首批幸运儿,获招工回城。甚至有几位具文体专长的“黑七类”子女,也被一家军工厂点名招走。此时距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发布尚不足十个月。原来,“扎根农村”的说法也有可能不兑现的。于是,知青们的心思活络了,开始重新评估个人前途,并悉心捕捉改变命运的机会。沅江县是知青大县,全县不过三十万人口,先后下放了一万多长沙知青。大约从1970年春季开始,招工频度渐高。隔两三个月,便有知青朋友华丽转身,行前办一场“门板宴”与留守知青话别,也渐成通例。所谓“门板宴”,是将知青组住房的门板临时卸下充作桌面,摆开酒肉,邀知青朋友一醉。
那时节,父亲是省城备享差评的“走资派”,招工进厂对我而言,不啻为另一个星球的事情,完全没列入个人选项。“门板宴”于我,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悲欣交集的场合:既为朋友脱离苦海而高兴 ,又为命运的不公而自伤自悼。一台台“门板宴”开过,朋友日稀,江湖渐寂。到1971年春上,全大队知青中招工或转点走人的已过四成,我们知青组也由五男二女骤减到二男一女。女生家庭出身为资本家,自然与招工无缘。另一位男生叫胡麓山,绰号“老三”,家庭出身倒是不成问题,迟迟未被招走,则另有缘由。
我与老三原来并不相识,但甫一交往,便觉投缘。下乡的第一个月,母亲来信告,父亲继长期被停发工资后,又被停发三个月粮票,全家生活更见困顿。那年头,粮票比钱还金贵。老三得知这事后,当即与知青组其他几位同学商量,每人拿出五斤粮票,凑成三十斤粮票并附上一信寄往我家。此事让我和我们全家大为感动,父母也为我新结交了一帮重友情、讲义气的朋友而高兴。
在南大区四个公社的知青中,老三侠肝义胆的“英模事迹”也是广为流传。比如,公社书记在知青大会上对知青的批评失实,老三竟当场挺身而出,当着几百人大声辩诬,落得个禁闭三天的处分。又如,一次放露天电影,一帮知青朋友与当地农民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位已通过招工体检的知青被民兵控制,在带往公社社部途中,老三趁黑灯瞎火掉包顶替那位知青,玉成其招工大事。有一段时间,邻近公社的一拨儿知青,常到我们公社的知青点滋扰,吃好喝好不说,临行还要顺走主人的物件,同学们多敢怒不敢言。老三和我们知青组几个男生偏不服,率大队知青与对方几度过招,并于月黑风高夜,蒙面提刀将首恶放倒——事后回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燃箕煮豆,实在师出无名,但在当时却是为大队知青争得了一席江湖地位。只是老三也为这种种江湖名声所累,屡与招工失之交臂。
5月,老三终于等到一个机会。招工单位是沅江县造纸厂,只待体检合格,便大功告成。虽然我早作好了独自留守的思想准备,消息传来,仍不免情绪波动。那两天,老三也显得心事重重,两人话语不多。临到体检日早晨,老三突然告诉我,他己经决定放弃这次招工机会。我被老三的这一决定惊得目瞪口呆。老三斩钉截铁地说:“要走两人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一次回长探亲时,我母亲曾与他聊起,父亲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担心最终我孤身留守农村。老三当即表示,大家都是一口锅吃饭的好兄弟,决不会把铁原抛下不管。“如果真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会一辈子无法面对你妈。”老三说。
知道老三说一不二的脾气,加之县造纸厂也不算理想去处,我也觉得老三不妨再等更好的机会。但我内心很清楚,两人同时招工进厂,絶无可能。所以,两个月后广州铁路局点招老三时,我极力反对老三旧话重提,认为两人相约同时受苦纯属不智,无任何实际意义。老三也同意先走一步,但提出这事得先对我母亲保密,以免母亲担心和伤心。老三说,此一去,半年之内,一定要想法让我招工进厂,给自己、也给我母亲一个交代。老三纵是条说话算数的汉子,但招工这种事情,又岂是凭个人意志可搞定的,所以我对老三的这一承诺并未放在心上。
不成想,接下来的剧情却是各种机缘巧合、贵人相助、柳暗花明、好戏连台。
老三是7月初离开沅江往株洲报到上班的。9月初,一位早已招工回长沙的朋友到我家,称省水电建设公司正在沅江县招工,并将他设法打听到的招工人员姓名和沅江招待所的房号留下。母亲对这一重要信息原本无从措手,合当贵人相助,母亲无意中与同事肖姨说起此事,肖姨正好与招工人员很熟识。事情似乎略显转机。然而,肖姨带回的信息却不太妙,该人只是由公司派往沅江作前期衔接,下一步工作将移交用人单位即第五工程处,何时移交、何人接手,均未可知。
山重水复之际,老三登场了。老三找到肖姨表明身份,并恳请肖姨配合,不让我母亲知道他已招工回城。瞭解情况后,老三提出,一,拜托肖姨继续与原招工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争取第一时间得到第五工程处招工人员姓名及赴沅江日期;二,请长沙的朋友得到准确信息后,立即给他发一份“父病危速回”电报。9月下旬,老三接到朋友来电,立即向单位请假赶往长沙。不料火车上节外生枝,老三因心中有事,情绪失控,为一件小事与一伙人发生冲突,被打得鼻梁骨折、鼻血狂喷。列车员见老三是路内职工,便与长沙铁路医院取得联系,车到长沙站后,救护车径将老三送医院救治。包扎止血后,心急如焚的老三竟从医院留观室不辞而别,连夜购票上船,赶往沅江拜会招工师傅。
招工的熊师傅事后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初见老三的情景。清早听到敲门声,开门惊见一位手捂鼻部、指间血迹犹存的年轻人。一问,才知来人是向他们推荐招工人选。老三极夸张之能事介绍了我的情况,乐器玩得转,乒乓球打得好,文笔来得快等等,活脱脱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熊师傅还真有些心动,当即表示,如情况属实,可列入首批候选人名单。筛选出初选名单后,熊师傅即回长对入围知青的家庭情况作 “外调” 政审。对我来说,这才是一道“生死关”。那段日子可是苦了老三。每天晚饭后,他都从株洲坐火车到长沙郊外一处名为新开铺的小站下车,一路小跑到几里外熊师傅的住地,打探最新动态。所谓“没有新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与熊师傅寒暄几句后,老三又得套着时点,一路小跑往新开铺赶过路车回株洲。熊师傅后来告诉我,那段日子,时间一到,窗外就会准时响起老三的匆匆脚步声。看着每天跑来跑去的老三,熊师傅内心感动得稀里哗啦,感叹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太难得,并决心排除万难成人之美,只为不忍让老三失望。到父亲单位调档时,果然遇到麻烦:父亲的档案袋被造反派组织塞进大把“黑材料”,惨不忍睹。熊师傅问对方政工组,这些材料是否为组织定论?答:组织尚未作结论。熊师傅提出,按组织原则,非组织结论材料不能进入正式档案,应予剔除。对方居然同意熊师傅自行处置。经过熊师傅的一番“漂白”,父亲的档案算是勉强可摆上台面了。熊师傅是我招工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位贵人,后来我们成了同事加好友。
政审一关得过,余下的面试、体检均不在话下了。有个细节或可一记。到县城参加面试兼体检那天,老三也赶过来了。那是我与熊师傅初次见面,老三与熊师傅则已交情不浅了。在招待所房间,熊师傅一时兴起,邀我下棋。我以为熊师傅是要考考我的棋力,于是一上手就跃马横炮、挺卒出车,不出几个回合,便对熊师傅形成铁壁合围的绞杀之势。老三在一边急得摇头歪嘴、大送秋波,示意我手下留情,我竟浑然不觉。所幸熊师傅自知功力不济,坦然投子认输,并不计较,老三才如释重负。
年底时,终于接到招工録用通知书。不出两天时间,转户口、粮油关系,开“门板宴”如仪。临走那天,一帮知青朋友一直将我送进船舱。船行一天一夜,于深夜扺达长沙坡子街码头。当我挑着一担行李走下船头时,远远便看见老三在长长的石阶上等我。我疾步趋前,不及放下行李,老三已拥上将我抱得严严实实,如小儿般雀跃欢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寒夜。江风砭骨,渔火明灭。我与老三陡然噤声,一任满脸热泪纵横。
此刻,是1971年12月30日凌晨,距老三招工离队不足半年。
杨铁原简历 (学号787008)
男,汉族,1951年8月18日出生,网名:潇湘酒徒、老残油记。籍贯:山东郓城。
1968年12月自长沙市二中(今长郡中学)初中毕业下放至洞庭湖畔,为沅江县南大膳人民公社先锋大队插队知青。
1971年12月招工至省水电建设公司第五工程处当风钻工,辗转湘南、湘西开山凿河有年。
197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南(长沙)考生。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湖南日报社文艺部,先后从事副刊和新闻采编工作。
2004年,任湖南日报集团编委。
2011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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