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们同行。你们是谁？你们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学生，我的同窗。

　　因为高中时期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苏黎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我算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对我十分厚爱，平时老跟我说起珞珈山的美丽，令我神往不已。所以，高考填志愿时，我毫不犹疑就填上了武汉大学。不过，师生当时最大的分歧就是，老师要我读物理，我坚持要读中文。为此，老师摇头叹息。

　　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如意地实现了愿望。如今，一晃已经过去30多年，今天重新回顾，仍然深深觉得，在珞珈山度过四年光阴，是我一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武汉大学应该是当年改革意识最强的大学，充满了新的思潮、新的活力、新的气息。我始终认为，在珞珈山的四年，真正学会的是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创新。这样的学业，使人受益终身。

　　我深深地感到，母校给了我两个蜕变的机遇：第一，从后“文革”时代的思想束缚中蜕变出来，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文革”时期我的年纪不大，参与不了什么，但是，“文革”的思潮对我们这一代还是有影响的。经过在珞珈山的四年学习与思考，整个人脱胎换骨了。第二，改革与创新的精神深入了骨髓，影响一辈子。我们读大学的年代，正是中国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武汉大学走在前列。当时是最早实施学分制的，我在修读中文系的课程时，也修读哲学系、经济系的一些课程，知识结构丰富，从而也让自己的个性多了一些不愿意因循守旧的因子。

　　与很多同窗相比，我不是班上的活跃分子，七八级中有这个兴趣组那个兴趣组，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都没有参加，应该失去了很多的提升锻炼自己的机会。但是，同窗的蓬勃朝气深深地感染了我。同学之中，不乏优雅斯文者、博学多才者、英俊潇洒者、诚实稳重者，人才济济，令人倍感自豪。一个人或许改变不了一个群体，但是一个群体一定可以改变一个人。常说“近朱者赤”，我的感觉就是近赤者赤。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是一个有正气、有情谊的年级，30多年的历程足以说明一切。

　　从小到大，我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但是“文革”时代，阅读成了一种奢侈，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书籍让你阅读，甚至阅读成了一种罪名。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把县图书馆的藏书几乎都借阅过了（其实没有多少本），结果被告到学校，差点成了白专的典型。所幸得到了校长的厚爱，公开批评，但不点名，轻轻放过了。在武汉大学的四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泡在图书馆，翻阅永远翻不完的中外名著，沉迷其中，遨游其中。当然，这会影响考试成绩的。不过毫无遗憾，人生最大的精神与知识积蓄，就是来自珞珈山。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我换了四所小学，二所中学，但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能当上班长，爱管事、爱策划、爱出头，成了毛病。高中毕业后到红旗知青场下乡，在水产班负责养鱼与捕捞，疯上了写诗，手抄整本《诗词格律》，后来参加知青征文，一首描写知青心态的长诗获得了一等奬，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县“革委会”知青办代理干部，专门负责撰写宣传稿件。诗歌改变了我命运的第一步。知青办主任黄永强是南方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给了我很多机会，充当广州各大媒体记者的助手，为各大媒体撰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那个时候，19岁的我就立志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如何才能上大学，成了我的人生思考。

　　记得在读高一的时候，隐约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兴奋，立志要考读大学，学习的自觉性高涨。可是后来闹出了什么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事件、黄帅的反师道尊严事件，上大学的希望顿时幻灭。这个时候，校园出现了支持张铁生、黄帅的大字报，对此，我实在是气愤，于是利用一个晚上在同学梁勤富家里写了几张大字报，大意是反对张铁生、黄帅的行为，学生必须尊重老师与知识，写完之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一早，我俩搬着梯子把大字报贴上了操场边上的教学楼墙壁，引起了围观与激辩。所幸的是，我的母校从校长到老师，都保护我，没有让这个在当时大逆不道的言行成为政治事件。

　　1976年，一直梦想上大学的我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可以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广州的中山医学院读书，可是我对学医毫无兴趣，一心一意想读中文，就放弃了。这让许多亲友捶胸顿足，这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机啊！

　　这一次的放弃，是我人生的重大抉择，对此，我从来没有后悔。我庆幸自己的勇敢放弃，没有这一次的放弃，我永远成不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的一员，也不可能为港澳的回归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尽一份力量。

　　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我才知道人人都是诗人作家，个个都有来头，自己的知识很浅薄，需要充实，于是老老实实沉默。记得是在大三时期，学校办征文比赛，尽管我的笔头很拙，但心血来潮，也想试一试。考虑到自己是广东人华侨子弟，母亲是印度尼西亚归侨，父亲一辈也大多在东南亚与香港，有很多香港亲戚，常有来往不陌生，或许只有写香港题材比较容易驾驭。于是自己就泡在图书馆寻找一些香港方面的资料，渐渐地入了迷，香港与台湾关系密切，因而又涉及到台湾问题，如此折腾很久，遍阅图书馆、资料室的有关资料，几乎不务正业。后来写成的反映偷渡客在香港生活的小说《牛郎过河》得了奬，与此同时，我对港台问题的兴趣因此而生，但是当时没有料到的是，冥冥之中在珞珈山就与港台问题结下一辈子的缘。

　　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新闻社，第一个岗位居然就是港澳组，真是如有神助，大为兴奋的我一下子就进入了角色，很快就可以独立给香港的报章撰写通讯报导，然后又成为香港报刊的专栏作者，所撰写的文章都被刊载，一下子就小有名气了。

　　最记得有一年著名影星刘晓庆因为写了《我的路》而受到批判，舆论瞩目，后来她到大兴安岭拍电影《红豆》，也被传闻逃亡苏联了。我冒着漫天大雪到大兴安岭采访刘晓庆，在加格达奇的车站下车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看到刘晓庆站在齐膝的大雪中等着，很是感动。这次的采访文章由香港《商报》分三天刊登，三天的报纸全部卖完，轰动一时。提早对香港的把握，使得我占到了先机。后来，过去从未到武汉大学招收记者的中国新闻社，一直很积极到武汉大学招收记者，这与我的先行一步的影响有关系。

　　记得当时与寇勤、李为民的工作、居住地点最近，我们经常相聚，互相打气，由是开启了北京的工作生涯。

　　1985年9月，我获派赴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当年在武汉大学教我们新闻课的熊达老师，成了我的新同事。在香港工作两年多，是在刘道清、寇勤的鼓励下，写出了《世界同龄人——漫谈香港青年》小册子。结束驻港工作之后，又是在赵健的帮助下写作出版了《港台南洋经济强人列传》。当时我与夏武全的书信不断，夏武全在《长江日报》为我刊载有关香港的文章。老师与同学，一起同行，人生的快乐，莫过如此。

　　因香港而涉台湾，当年在武汉大学产生的兴趣又一次发挥作用，1988年我回到北京，出任中国新闻社港台部主任，台湾问题在我面前展开。1991年8月，作为隔离42年之后首次登上台湾岛的大陆记者，我当选为当年的中国十大新闻人物。我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更是由此坚定了终生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做点事的信心。1992年，我第二次访问台湾的时候，专门拜访了武汉大学校友会，当时已经七八十岁的老校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小校友。1945年之后，先后有五百多位武汉大学校友到台湾，为台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著名的校友赵耀东，曾任“经济部长”，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因为一辈子不打算离开新闻事业，我觉得需要继续进修新闻理论，于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班，著名教授童兵等人亲自授课，获益匪浅。后来在与李卓钧的商议推动下，1994年，我所在的中国新闻社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建立了“一国两制”新闻学术研究中心。当时是在安徽省铜陵市举行第一次研讨会并正式成立的，时任市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会晤与会者，并与大家同游。

　　我被母校聘为兼职教授。原在中文系任教的李敬一、樊凡老师也调任新闻学院教授，亦师亦友。母校在最关键的时刻，继续为我注入了学术思想的活力，为后来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97年底，我面临人生的至为重要的选择，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鼓励下，赤手空拳离开北京，辞去了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这一个司局级职务，以及唾手可得的更高层次的中央机构一级职务。放弃了几乎15年的拼搏，回归民间，只身到香港另闯天下，重起炉灶。

　　这又是一次人生的重大放弃！当时在圈子里产生的轰动，是了不得的。

　　为什么要放弃？我没有什么个人利益的动机，就是因为当时两岸关系临近动武的阶段，两岸精英需要沟通对话，需要知己知彼，化解戾气，共谋和平，这样，在香港创办一个可以进入台湾的杂志就成了当务之急。不过，这不需要官方的渠道，大陆官方背景在台湾是受到封杀的。又因为当时我在大陆新闻界中，是与台湾结缘最早、最有活动空间的人。于是乎，冥冥之中，历史选择了我，或者是我选择了历史。

　　汪道涵会长引用孙中山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从1988年到1992年，我属于中央小名单记者，也就是专门采访中央政治局常委活动的政治记者，最常出入的是中南海。耳闻目睹，我常常拿政治尺子来衡量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做大官的个性与能耐。做大事也未必行，但是做事一定行。这算是难得的自知之明瞭。

　　讲到这里，我要对我的发妻毛木娣表达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无怨无悔的支持与理解，事情是做不成的。当年她省吃俭用不断把积蓄下来的10块钱装在信封中寄来，大大改善了我在学校的拮据生活。这个情，一辈子都在还。

　　记得赴港之前，北京的同窗全部聚集，为因工作不同却同时将赴香港的我、李为民、李昕设宴送行，殷切鼓励，感人至深。

　　当时到了香港，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办公室，只有不变的理想，我希望能用若干年，从无到有，创办一个沟通两岸的理性的媒体平台。这个时候，王华敏伸出援手，腾出了在深圳的房子，帮忙撑起了后勤基地，对我开拓新事业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无私的支持。2011年，李为民又放下原有的一切，带着丰富的经营运筹体验来到中评社出任总经理，对事业的发展予以了全力的支持。

　　从无到有，在香港构建了一个集杂志、网络、通讯社、出版社、智库一体的两岸共同媒体，它就是中国评论新闻集团。目前，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上，中国评论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平台。

　　回首往事，总是看得到那一座人生的最高峰：珞珈山。

　　在忙于工作的过程中，与同学的来往沟通是最为愉快的事。同学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是何等的珍贵，真是人生前行的一种动力。同学的努力与成就，常常激励着我。敢于创新的勇气，直面社会的胆量，纵横政坛的才智，事业追求的执着，成就斐然的气度，改革先行的无畏，淡泊名利的心胸，平民高官的风度，如此种种，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中，随时都可以对号入座。同学们的进取精神不断在影响着我，已经化作我的不可或缺的前行动力。

　　自从有了“老八舍网站”以及后来有了老八舍QQ群、微信群之后，与各地的同学就没有了距离。虽在网上发言不多，但我是“老八舍网站”与老八舍微信群的忠实读者，常常与大家同乐、同恼、同思、同心。因为有了“老八舍网站”与老八舍微信群，我们身处天涯海角，但没有分离过，人生的多数光阴就这样一起走着。

　　在北京、香港、台北的年复一年的奔波中，我知道光阴如梭，白发已至，然自己有幸可为大中华的再造贡献一点点个人的力量，此生夫复何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想来想去，当年珞珈山播下的种子，不就这么一粒吗？纵使治国、平天下不是我辈可以肩负之责，但是我辈不敢无视之。我们这一代人，不就是这么固执地坚持和守望着理想吗？

　　珞珈山，没有这么一座山供我修炼思想，引导我前行，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一辈子将会如何度过。最重要的是，珞珈山是我的凝聚不变的友情之山，在这里我结识了自己在内的60个名字，我们是60个同窗、60个挚友，60个兄弟姐妹。我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是我们曾经在一起成长，从此不论天涯海角，我们都在一起经历人生的风浪。

　　记得《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与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同窗们的三十多年同行中，我总是觉得，择其善者而从之，一直是我最大的收获。

　　与你们同行，是我们在一起同行，这是人生的快乐！

　　第一稿：2008年

　　第二稿：2015年1月

　　郭伟峰简历　（学号787023）

　　男，广东省客家人，1957年6月26日生于乐昌。网名：香港郭。祖籍梅县。

　　1974年于乐昌一中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后调任县知青办代干。也在广东省有色金属机械修配厂做过工人。

　　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广东（乐昌）考生。

　　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任职。1985年出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采访部副主任、主任。1988年出任中国新闻社港台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出任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曾获首届中国新闻奬、范长江提名奬，曾任中国记协理事，全国青联七、八、九届常委。

　　1991年作为两岸相隔42年后首次访问台湾的大陆记者，与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共同载入了两岸关系史册，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1998年赴香港创办了迄今为止唯一得以在两岸四地公开发行的时事政治杂志——《中国评论》月刊；并先后创办了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新闻网、中评智库基金会，任董事长。

　　中国评论通讯社现已成为港澳地区最大规模的通讯社，发稿量仅次于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社。中国评论通讯社是大中华地区第一家数字化网络通讯社，目前已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以及香港、北京、广州、美国华盛顿特区、洛杉矶、韩国首尔等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新闻采编体系。

　　中评智库基金会与两岸及港澳、北美、东亚的二百多家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以及二千多名专家学者开展互动与合作。

　　个人主要著述有：新闻评论集《躁动的世界  冷静的中国》、《两岸巨变：寻找历史新坐标》、《马英九：涅盘与重生》、《兀局与深思》、《悬局与悟思》、《困局与危思》、《变局与求思》、《迷局与辨思》以及《触摸真实的台湾》、《四十年间第一步——大陆记者首次台湾行》（与范丽青合着）、《港台南洋经济强人列传》、《世界同龄人——漫谈香港青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