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时最羡慕的职业是图书馆员，书堆里上班，悠闲读书挣工资。

　　生长在读书家庭，任小学语文教师的母亲不吝买书，家里连环画收藏之丰，在所居里弄屈指可数。里弄口还有个租书铺，连环画一排排挂在长绳上，先选后租，一分钱可看两本，不限时间。找父母要钱租书，无有不从。

　　1967年2月，我9岁半，母亲突然患上脑膜炎，仅3天就告不治。“文革”正乱着，在市纺织工业局任高级工程师的父亲，白天无尽地自我批判，晚上回家不是默默吸烟，就是伏案写各种“交待”。家中藏书，除了公认的“红书”，连《十万个为什么》都交出去了。学校停课，里弄外的马路上是武汉最著名的大字报墙和文斗武斗中心，出门危险，每天关在屋里，刚开始度日如年，后来拿着字典看书。马恩列斯选集就算字认全了也看不明白，联共（布）党史有点意思，好看还数毛选，通俗易懂，有大量战争背景，读起来不觉时间流逝。稍后出了样板戏剧本，每本都买，跟着收音机学戏，唱念做而不打，少儿不知愁，混过了孤身在家的日子。

　　1968年底，父亲要去远在蒲圻的“五七干校”，1950年才从天津来汉的他，在本地没有可托付的亲戚，为了有人照料我，慌忙再娶。那年代，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找对象难，邻居介绍了一个离异两次的工人，愿意下嫁，见了一次面就欣然成了我的继母。继母进门第一件事是夺财权，拿高薪的父亲，工资留个零头全得上交，不交就日日吵闹，闹得你服。然后每月给我6元钱和20多斤定量粮票，让我自生自灭。

　　在学校吃食堂，拿钱和粮票买完饭票，剩余不够每天早餐5分一个的馒头，更别说菜金。顿顿三四两饭，要么找食堂的叔叔阿姨讨点酱油，要么花1角钱买几块腐乳，吃个上十天。不久，食堂的人认识我了，叮嘱我没人了再去打饭，给我留两勺菜汤，有时带几片菜叶，不收钱。

　　我打小头顶心就有个不长头发的疤痕，家人说，母亲早产，我出生时顶骨没长拢，医生轻轻推拢缝住，术后告诉家属：这孩子一出生就做头部手术，说不定命不长，说不定会智障。此事无从考证，但我记得母亲的悉心呵护，三年自然灾害时哪怕大人饿着，有什么好的都尽我先吃。物资供应转好，立马给我和父亲订了牛奶，母亲早起取奶，煮开了让我和父亲先过早。

　　继母夺财权的同时也夺去了那份牛奶，我每天早起为她取奶，煮开了再去上学。

　　说来也怪，母亲在世时，我三天两头生病，有一次居然全身毛细血管出血，进医院就下病危通知单。母亲常常白天黑夜抱着我走几站路去医院。继母进门后，我很少生病了，尽管穿的总是赶不上长个子的短小补丁衣服，却连感冒也不多。

　　那段时光，生存的乐趣是看书。平平淡淡的世界，在书里有让人惊叹的深远壮阔；平平无奇的人群，在书里有意乱情迷的悲欢离合。饿着肚子睡觉，禁不住笑意地希望：明天，说不定能看到一本好书。

　　二

　　我住的里弄是汉口“四大里弄”之一，居民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家有不敢轻易示人的书。只要瞧见谁看书，我就上前缠着借。街坊们大多乐意借书给我，他们说，我父亲从不和人红脸，母亲生前乐善好施。原先我家的住房占了半个门栋，后来陆续让给无房人家，自家仅剩一间。现如今，我这准孤儿有求，他们不好拒絶。

　　借书与人是很大的人情。有的书，如果在我这儿被人发现了，不仅书会被收缴，书的主人还有挨批传播“封资修”的祸患；有的书，是别人辗转借的，出借时往往限定很短的时间，若是转借给我，自己无法从容阅读。我借书通常是晚上，别人要睡了，我拿来读，早上还回去，晚上再借。

　　家里不许费电看书，我用一根线接电源地线，一根漆包线缠在水龙头上，半个乒乓球罩住手电筒上卸下的灯珠，做成不耗电表走字的袖珍台灯，在被子里蒙头读。

　　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爱看书的，无论谁借到什么好书，都想方设法求多借两天，以供传看。有的书无暇传阅，则由看过的人讲述。《基督山伯爵》、《海底两万里》、《红与黑》，都是听来的全本。同学家长乐见我和他们的孩子交友，听书或者讲书的时候，常硬留住吃饭。省下的这顿饭票，可以让我在食堂吃饱一次。

　　读书有风险。初中二年级，班主任家访，逮住我在看《拍案惊奇》，旁边还有《三国演义》和《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统统没收不说，开全班、全校会，批我看“毒草”看得“面黄肌瘦”，我这个年级“五好战士”，瞬间变成反面典型。我在学校读初一时就是“兵教兵”的代课老师，数理化考试不是满分父亲算我不及格，全校唯一一次英语和作文比赛都拿第一，就因为看“毒书”，始终是管教对象，入不了革命团队“红哨兵”。

　　借书给我的邻居，听了我的道歉，极不高兴也没说一句重话。但我心里过不去，书还不了，书钱一定得赔。为此，3个多月没吃早餐。“面黄肌瘦”？那是饿出来的。

　　读书有享乐。汉口的夏天，大人孩子晚上将竹床搬到巷子里露天睡觉，一张张竹床紧挨着，睡上去感觉床是烫的，半夜醒来一身汗。天一抹黑，隔壁左右的孩子们就拿着扇子围住我的竹床给我扇凉，听我讲书。那种待遇，满里弄眼红。

　　读书有际遇。到处借书，结识了另一所中学的一位高中学长，他父母在省市新闻媒体工作，父亲是“文革”前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家有两个书柜藏书。他家的书不出门，看书前得洗手，看书不能折页。我成了他家的又一个孩子，放学就去那里读书，高中两年，过年都被他家叫去吃年饭。

　　他父亲是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先生的挚友，《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还没出版，我在他家先读了手稿。读得兴起，不知天高地厚写了篇很长的读后感，他父亲将姚老请来看。姚老看完又听我说，那天晚上，姚老目光炯炯，安静地听我这16岁少年胡诌，末了只对学长的父亲说了一句：“初生牛犊不怕虎。”

　　因为做过他家的孩子，5年后我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出的必读书目，我已经读了一多半。

　　因为做过他家的孩子，4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选的第一意向是“新闻”。

　　三

　　1974年高中毕业，适逢“独子或多子女身边留一不下农村”的新政。批我“面黄肌瘦”的班主任受任学校毕业生办公室负责人，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已从农村回汉进了工厂，我能否留城还属两可，她力排非议，第一个办妥我的留城手续。她说：你太瘦弱，怕你在农村熬不过去。

　　年尾，市汽车运输公司首批来街道招装卸工。居委会主任说：这工作你干不了，等第二批吧，招公汽售票员。继母不愿我在家多吃几天闲饭，我也乐于早日走出家门。在最偏远的青山区第六分公司，二百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回城知青分组6个男子装卸队、1个女子装卸队，也许是因为我在街道待业时当过民兵小队长，任我为第六装卸队长。

　　我那个装卸队最年轻，三十多人平均年龄20岁，我17岁出头。第一周，大家就嚷嚷受不了，闹“罢工”。

　　那天是在水泥厂装车，“解放牌”卡车不停地来，搬运100斤重的水泥包，装了大半天没歇气。几个年龄稍大的躺在水泥包上不起来，其他人跟着躺了下去。

　　确实累。我没说大伙一句，和两位带队的老师傅一起，三个人装车。我撑着一次扛两包，两位师傅一次扛三包，装了几车，队员们陆续站起来了。有身体壮实的提议，每车按人头分数量，谁先扛完谁休息。没问题，区别只是，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和师傅继续帮只能扛100斤的完成任务。

　　从那以后，我们队再也没“罢工”。“承包”之说，也没人再提。3个月过去，分公司宣布我们队装卸量第一，称为“小老虎队”。

　　我们没想夺第一，只是想着，这些收工后聚在一堆喝酒玩闹的队友都是兄弟，扛包的体力有高下，兄弟情义无厚薄，别计较谁干多干少，每天争取早点完成任务，哥们儿喝酒去。

　　第六分公司为武钢建设服务，常需休息日和夜晚加班，主要靠“青年突击队”义务劳动。我们队，全员都是“突击队员”。

　　分公司逢“五一”、“十一”要出宣传栏，住宿舍的我闲时投过几稿，被推荐加入市交通局中心通讯报导组，每月集会一次。组长是位业余作者，常在报刊发作品，办公室里有工农兵小说集，允许借阅，多数小说上写满他的评注。更欣喜的是有一套按国名分册的“内参书”，介绍各国概况和历史，大字本，上百册。

　　当装卸工第二年，我被选调到车队当司机。跑车一年多，业余读“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了《汽车构造》、《汽车修理》，被调到车队办公室当干事。

　　1977年恢复高考，得知我在备考，分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青年工人中的培养对象，希望能留在公司。我说：想多读书。隔天车队就通知我：每天只需早晚在大门口监督出车、核实是否完成任务，其他时间去自习。

　　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懂填志愿的意义，将武大填在最后，録取通知书来自没填志愿的一所部属大学中文系。冲着武大在全国大学藏书最多的传说，第二次再考，志愿表要求填满5行，顺着填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全是武大。为了填全，末栏凑的是考古。

　　进了学校才知道，武大有图书馆系。

　　我的装卸队友，絶大多数陆续改行开卡车。在校期间，常有送货路过的兄弟来邀酒。

　　工人重情义，待人处事不矫情不算计，直来直去。本想当图书馆员的我，始终感激和怀念那段打工生活。

　　四

　　毕业分配到本市最有影响力的纸媒，没挪过窝。当记者，见证城市改革、经济转型，鄂西深山里探究扶贫开发、九江溃口处记録官兵抗洪，回归前夕香港行、大江截流库区行、长江干流环保行；当编辑，主编荆楚新闻、经济新闻；后来改做社会新闻。得过不少市、省新闻奬和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新闻奬。获评全市“扶贫攻坚先进工作者”、“经济协作先进个人”、“环保事业热心人”。做的都是分内事，没什么可称道的成就。

　　我不是才子，也没有卧薪尝胆要出人头地的狠劲，骨子里是工人脾性，上班踏实做事，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还是蛮拼的。下班陪妻儿，或是呼朋唤友喝酒。三十多年没少熬夜，干活熬夜远比喝酒多。酒友多是单位内外的“草根”。我也就是个羡慕图书馆员的“草根”，与人相处犯不着在意地位名望有用没用，侧重投缘、互乐，与各色“草根”自然亲。

　　妻子是青梅竹马的小学同学，企业的技师、会计师。在单位是被全体职工票选的董事会成员，在家辛勤养育孩子操劳家务。儿子从小自强，读书就业无需我费心。家人赐福，使我虽然不在图书馆里，也能时时悠闲读书。

　　走到哪儿都和图书管理员关系“铁”。大学生涯，常和系资料室的教授、四区阅览室的老师聊天，帮着干点儿活，可以将悄悄借的书晚上带回宿舍读。参加工作后的单位，当年有图书室，管理员是武大图书馆系的师妹。去新华书店团购处拿书，有空闲就陪着去当搬运工，回来后盖上公章贴上标签，当第一读者。师妹说，全单位有几人借书最多，我是之一。武大中文系七八级曾办过“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单位隔壁的长航局图书室管理员是讲习班学员，我是她那里的常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的人多，好书新书排着队借阅。承蒙图书管理员们关照，我享了很多先读的愉悦。

　　住宅逐渐宽敞，有了书橱、书房。家境也逐渐宽余，看到喜欢的书，掏钱就买。书店越来越少，网购方便快捷。还有很多同学赠送书刊，宋姐、方方、道兄、老太、孟子、阿泊、梯子、老残游记、厦门燕、眉间尺……每逢获赠，欢喜拜读。见文如见人，能读出亲情，感受大不同。

　　网络有了书库，迷上历史军事类穿越小说，看得最多的是抗日烽火。那些年轻作者有才呀，思维开放，情怀激烈，知识丰富，海阔天空。人艰不拆，不商榷夜夜上更的文字结构，只看故事，也让人喜大普奔。

　　原只想当图书馆员，能保持心态平和。父亲91岁辞世，有晚清、北洋、民国、沦陷区生存经历，即使“文革”中在农场养过几年猪，晚年也盛赞新中国好。我们家可能有知足的基因，我也觉着活得挺好的。行走半辈子，深一脚、浅一脚，遶弯爬坡，幸得众多好人相助，没有迷路。没当官没发财，不怨悔不自责。存一颗童心，感时伤别，悲天悯人；有几根傲骨，不因利害关系改变做人态度。宠辱得失，早已在书中海样人物的命运中见识。偶有不忿，较之书中描述只算小儿科，一笑随风。

　　原只想当图书馆员，能随时找到快乐。明天，也许空中会有雾霾；明天，也许股市又“满仓踏空”。世事不如意者常八九，但明天，只要我愿意，一定可以找到一本好看的书。

　　快乐是人生的珍贵储蓄。明天，一定会有一本好书。

　　2014年12月

　　霍鹏远简历　（学号787042）

　　男，汉族，1957年7月11日生于武汉。网名：霍霍。籍贯：天津。  

　　1963年8月—1969年12月，武汉市江汉区水塔小学毕业

　　1970年1月—1971年1月，武汉市第十九中学读初中

　　1971年2月—1974年8月，武汉市第五十三中学初、高中毕业

　　1974年12月—1978年9月，武汉市汽车运输公司第六分公司工人

　　1978年10月—1982年7月，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湖北（武汉）考生。

　　1982年8月—现在，毕业分配至《长江日报》工交部，长江日报社记者、编辑、经济新闻部副主任、社会新闻部副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