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2年9月出生在武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测量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我父母都是鄂西人，抗战时，陈诚主政湖北省，将省内中学大部迁往鄂西，成立了由几十所分校组成的湖北联合中学，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战时义务教育，是当时国统区内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我父母受益于这项政策，在战乱的年月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于抗战胜利那一年顺利进入大学。我父亲学的航空摄影测量专业，解放后一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工作；母亲读的师范学院，长期在中学任教。

　　长办的宿舍区有好几处，我们住在汉口长春街的宿舍区，是由十栋房子组成的大院。现在回想那些房子，大多应该是属于公馆或豪宅性质的，但当时被众多住户分割杂居，并不成样子。2002年前后，在拆除这些房子时，曾在一片废墟上留下了已揭去楼顶的一栋（后来还是拆了），据说那是黎元洪的旧居。现在，宿舍的原址上已建成了小资情调的“武汉天地”，但好歹把我们宿舍区的大门坊留了下来，作为古董矗在那里。至于民国时不为人知的豪宅故事和解放后我们亲历的大杂院往事，则都已随风远逝了。

　　1959年，我就读于宿舍边的长春街小学，学生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除长办子弟外，有50年代从上海迁来的中原无线电厂的子弟，以及胜利街以下被称为麻阳街的一大片棚户区的工人子弟。大龄学生都是工人子弟，小学毕业后很多都参加工作了。我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就成了送奶工人，曾一度负责我们宿舍片的送奶。中原无线电厂的子弟是单独组班的，他们相互之间说上海话，打扮入时，漂亮女生也多，但和我们没有什么来往。长办子弟的特点是学习好，若以成绩排名，全校最好的一拨几乎全是我们院子里的，“阿拉”们很难入围。

　　1965年我考入市二十中，学校位于汉口市中心的合作路，原来是一所1909年成立的教会女中，名为圣罗以女中，解放后的1955年才开始男女兼收。我家离学校有4站路，所以我从13岁起就开始跑月票上学。可惜仅仅念完初一，“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10月，14岁的我和同学外出串联，先经郑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经历了火车上前所未有的拥挤和混乱。在北京我参加了在西郊机场举行的毛主席第8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因场面失控，毛的小车疾驶而过，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回到武汉后，我又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徒步串联。这次是去韶山，12月13日出发，沿着铁路，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途中在岳阳休息了几天。12月31日在离韶山十多里地的地方歇息，第二天是1967年元旦，我们迎着朝阳去韶山朝圣。

　　“文革”中我的家被抄，外婆被赶回原籍，母亲因大学期间做过学生干部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后来又去了干校，父亲也经常不在家。1969年1月我下乡插队时，是独自离家的。我还有弟妹各一，以后也相继下乡当了知青，家庭成员四散，一度有些惨。

　　不过“文革”最混乱的那两年，也还是有些成长中的乐趣。大院里的大人自顾不暇，我们的自由大多了。不用上学，但闲书看了不少，玩得也开心。1968年底，学校在礼堂举行了一个升学还是下乡的辩论会，主张升学的同学发言，下面是一片嘘声；主张下乡的同学登台，则赢得海潮般的欢呼。那年头，是真快活，也是真傻！

　　1969年1月，我和同班的四位同学一起，下放到湖北省洪湖县土京公社官厅二队插队落户。严酷的农村现实，瞬间便打破了我们对知青生活的虚幻憧憬。

　　下乡三年，以1970年夏季开始的招工为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学习农活，接触社会，虽然无奈，倒也安心。我的劳动表现是很好的，干活从不偷懒，在水利工地上获得了不少奬状；后一个阶段则整天盼招工，无心下地，生活也因此一塌糊涂。和我同组的几位同伴，逞勇好胜，四处打架斗殴，在当地知青圈中有大名，也让我的生活更加不堪。当然，时过境迁，日后我离开了那里，这些经历都成了我吹牛聊天的好材料。

　　1972年1月，我被招到洪湖县物资局，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当时我是一心想回武汉的，也很想做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所以对留在当地，很不甘心，对所谓的干部身份也毫无认识。1976年底，我选择对调的方式回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人事处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干部是组织调动的，工人才能对调，所以你必须放弃干部身份。我不加考虑就同意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体制内，两种身份的待遇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我在洪湖县物资局工作了五年，被派驻武汉，负责全县包括金属、建材、化工、机电等所有计划物资的催提和运输。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接触社会最为深入也最为忙碌的一段时光。长期住在汉口花楼街的一家旅社里，没日没夜地全天候工作，挎包里塞满了各类合同订单与支票，整天跑的是公司、工厂、仓库、货场、车站、码头，开单提货，装车卸货，搬运上船，与管理人员码头工人地下苦力船老大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那些年我对工作一直不安心，觉得委屈了自己，事后回想，倒也获益匪浅啊！

　　1977年1月，我如愿调回武汉。从下乡插队算起，整整八年动荡无序忙乱不堪的生活总算结束了。在水院印刷厂工作期间，我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清晨跑步，周末休息，夏季还坚持游泳。对学校满眼见到的工农兵学员虽然有些羡慕和不服气，但心态还是平静的。我这人知足，个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大的改变，非分之想就不要有了。

　　但是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这到底还是激起了我心底藏了多年的上大学的愿望。尽管从1966年起，整整12年，我再未跨进课堂一步，我还是想去试一试。理工科是不敢报的，我那时连数学上的正负数都忘了，物理化学更是一无所知。我报考了文科。当时所凭藉的，也就是多年来油灯下和工余时间的一点不成系统的阅读经历。

　　老实说，1977年底的那一次考试，题目真是很容易的，但我毕竟荒废学业多年，久疏考场，缺乏基本训练和针对性的备考。我记得《政治》卷中有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名词解释，我那时已经通读过一些马列书籍，对这类名词并不陌生，但我不会运用准确规范的语言去回答；更让人难堪的是《语文》卷里有语法分析题，可我分不清什么是谓语和宾语，只好乱蒙了一气。

　　通知体检的上线名单公布了，我居然榜上有名，我觉得这似乎证明瞭一点什么，心里已有几分满足。此后虽然一直未收到録取通知书，我也不感到意外，毕竟自己填报的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厂里同事建议我到学校的招生办自荐一下，因为院里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班在招生，是文科性质的，但我没有去，我对政治基础课不感兴趣。我也不打算再考了，怎么说也已远离了学生生活，当时的工作状况刚刚安定，参加高考，权当一次新鲜的体验吧。

　　偶然的转折出现在1978年的春天。上班时，我的同事从旁边经过，说是要去汉口帮女友的哥哥查高考分数。既然提到这事了，我便让他也帮我查查。就这样，通过这位老兄，我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在此之前，我对自己功亏一篑的原因是很模糊的，现在分数摆在这里了，它让我意识到，我与自己心仪的大学，其实只剩下了一点小小的差距。既然仓促上阵都能蒙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学一点语法知识，背几个名词解释，对我又有什么难处呢？

　　就这样，我重贾余勇，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周末回家让母亲为我补习数学。那个主谓宾定状补之类的语法知识，我一个晚上就搞得明明白白的了。几个月后再上阵，尽管试卷改为全国统一命题，难度也比上年高出很多，但我胸有成竹，四门文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其中语文考了85分，政治87分，很不错啦！

　　第二年的数学也帮了我的大忙。我母亲是很好的数学老师，讲课清晰而简洁，只可惜我的时间太少，终究只能学一点皮毛。我母亲在考后预估分数，认为如果发挥正常，可得40分。结果我的数学成绩，不多不少，就是40分。

　　迈入大学校门，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步，而且机会的到来充满了偶然性。如果我还在跑采购，恐怕连静心备考的时间都难有；如果不是那位热心的同事从我身边走过，我也不会去查那个分数的。事实上，我就读的二十中是“文革”前的市重点，但五六十位同学中，恢复高考上大学的只有三四个人；至于小学那一拨儿成绩最好的大院子弟，则几近全军覆没，此生与正规的大学无缘了。每念及此，我都会慨叹：这辈子，老天待我不薄啊！

　　前些年我与湖北省方志办的一位同志出差去北京，车上闲聊，得知此君与我们同年高考，以351分的成绩进了北大中文系。我听了哈哈大笑，打趣他：要是我们老八舍的同学想进北大，就没你什么事啦！

　　2014年12月

　　刘道清简历　（学号787052）

　　男，汉族，1952年9月13日生于武汉。网名：老道。籍贯：湖北巴东。

　　1959年9月上小学，1965年9月上中学，老三届。1969年1月下放到湖北省洪湖县土京公社，插队三年。

　　1972年1月被招到洪湖县物资局，当采购员五年。1977年1月调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印刷厂，做排字工人。

　　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考生。

　　1982年夏，毕业分配至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

　　1987年3月，任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92年2月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8月转任湖北辞书出版社社长，1997年2月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2001年9月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2004年9月起，先后任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幷兼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至2011年9月。

　　2012年10月退休。

　　曾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3）、湖北省劳动模范（2000）、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1998）、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2010）；1995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第一批“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