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童的催稿信，心里不免愧疚。关于“相逢二十年”的文章，原想能免则免，混过去就算了：一则毕业后一直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作为，写来不好看；二则三千字写二十年难免不成流水账，实在不好写；三则同学们分别多年，境遇不一、心态各异，我这点事情微不足道。不好写、不好看又不足道，还不如不写。没曾想同学里就有那么较真儿的人，把你数落得只有点头的理，哪有摇头的份？于是，依照要求，敷衍一篇吧。

　　一

　　本人属兔，于20世纪刚过一半的那年生于武汉协和医院。儿童时期的我生活优裕而安定，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吃太多的苦头。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刚刚建立的武汉外国语学校，以为将成为一名外交官，于是，少年时期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和憧憬。

　　1966年的一声“炮打”，使一切都化为乌有，不仅我热爱的父母成了“走资派”，自己也成了“黑崽子”，丧失了参加“革命大串联”的资格。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刚满15岁的我，和与我有同样遭遇的12个师生，背起沉重的背包，迈着虔诚的脚步，沿着京广铁路，顶着凛冽的北风向着北京艰难跋涉。当北去的列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几乎要把人卷进车底的时候，我仿佛才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旅程。

　　之后，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也在水田里插过秧、割过谷；在河道里挖过土、挑过泥。最艰苦莫过于饿着肚子，在水牛都不能下去的泥淖里，以人代牛拉犁垦荒。我下乡插队的潜江县渔阳区是血吸虫重疫区，插队的知青几乎都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瘟神”，于我尤甚，那种隐形的危害直到40年后仍然摧残着我的身体。

　　再后，我被招工进了武汉制氨厂，从锅炉工开始干起，一干就是八年的“工人阶级”。有一次值夜班，高压气体窜入了低压管道，气压超标十几倍，幸亏我及时发现，果断爬上屋顶打开阀门泄压，才避免了一次危险性极大的事故。当锅炉口喷出的火焰燎烧了我的眉毛和头发的时候，也点燃了我心中的渴望：我要改变自己的境遇。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折，1978年，我参加高考，成为一名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也是我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已经当了十年的农民和工人的我，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分珍惜。虽然，紧张的学习曾让我觉得难以适应，但我仍然努力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四年的大学生涯在当时的感觉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看来，那真是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时光，常常引起我无限的怀念：怀念同学之间纯真的感情，怀念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

　　二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北电影制片厂，当了一名文学编辑。那是一家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不能拍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也算是“中国特色”吧，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电影制片厂。那些父母官们都觉得，不管国家承不承认，这个厂都必须硬撑下去。尽管每拍一部故事片都要花三十万元向大厂购买拍片指标，尽管每拍一部影片都可能要赔钱，大家仍然雄心勃勃地要拍那些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故事片。因为，厂里只能多拍些片子，才有可能挤进“正册”里去。我编辑的第一部同样几乎无人知晓的故事片《幸福在你身边》也是在这期间拍摄完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制片厂，领导班子还不团结，他们的重重矛盾，导致厂子面临关门的危险。文化厅不得不出面干涉，于1989年初，决定对制片厂的领导班子实行社会招标，并说，如果招标不成功，制片厂就关门大吉。这个决定犹如一滴水珠掉进了沸油里，二百多号人的制片厂顿时炸了锅。也许因为我当时在厂里人缘还不错，有人连夜开车到我家，动员我参加组阁。一时间，我竟然成了争取的对象。我对权力这玩意儿看得很淡，尤其不愿意搅入复杂的人事斗争，于是一律拒絶。

　　但是，最终我还是不能免“俗”。我在厅里的一位好朋友，还有制片厂里的一个哥们儿，极力说服我与他们组成一个三人班子参加竞标。他们俩都很年轻，洋溢着一股鋭气和热情，是那种以振兴本省电影事业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我，也激起了我消失了多年的热情。我知道，有我的加盟，我们成功的希望倍增。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测算，我们提出了一整套治厂方案。在招标大会上有包括外单位的一共四队人马参加竞争，气氛十分紧张。在激烈的答辩之后，经全厂职工投票，我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当选为新一届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班子。这件事在当时还引起过小小的震动，连新华社都以“中国第一家实行招标承包的电影制片厂”为题发过消息。

　　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确实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当我们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又面临着那场89年的政治风波。制片厂的改革艰难地进行着，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顶着压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一些故事片和电视剧，还为厂里盖起了一幢九层宿舍楼。1991年上半年，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厂里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制片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失去既得利益者的作梗，消耗了我们的主要精力。创作氛围变得严峻起来，原来支持我们的上级也对我们施加压力。于是，我们主动辞去了厂领导的职务，放弃了即将分配到手的新住房，我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再次背起了行囊，只是这一次是登上南去的列车。是该换个活法了！我当时强烈地这么想。

　　三

　　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要想谋到一个理想的职位相当困难，进展并不顺利。

　　我完全可以再打道回府。文化厅找我谈过，可以到电影处去奔一个什么长，还可以去电影公司熬一个经理什么的，满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不愁吃喝的小日子。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许多人就是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我曾与一位年轻的朋友谈论过此事，他拨浪鼓似的摇着头说：“我每天没有老婆给我做上一顿热饭菜就没法活！”还有朋友说，你的机会成本太高，现在再出去闯风险太大。但我觉得，即使没有热饭菜，即使成本再高，风险再大，我还是应该走出去。生命就是一个过程，丰富的人生经历或许更有价值。

　　我辗转到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在其下的节目公司做了一名编辑，住进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的那一天，正好是我40周岁的生日。新的生活一时让人难以适应，有许多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但我想：只要走出来就是对我的勇气和自信最大的考验，走自己的路吧，虽然，离梦想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

　　1992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我所在的这家企业。然而，它并没有因为拥有“高科技”，也没有因为受到重视而消除旧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

　　当你不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白白耗费下去的时候，当你想依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才知道想跨出旧体制是多么艰难。你想离开么？那么，你将丧失一切，工资、福利自不必说，你的医疗、养老保险需自己缴纳，住房不会有人管你。从你作决定的那一刻起，你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今后的一切都得靠自己！你的所得也许永远补偿不了你的所失，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和洒脱。

　　记得1992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位同学就对我说过，深圳不适合你，你迟早会回来。我承认我絶对不是做生意的料，自身的不足也制约着自己的发展。我只是想走一条自己的路，这路必定曲折坎坷，但我仍将鼓足勇气走下去，并努力走得好一些。也许这是我保持年轻心态和进取活力的最好方式。幸而，我的亲人们一直支持着我，使我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更难得的是我还有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关心和鼓励的同学和朋友。在我困难的时候，不少同学都给了我帮助。对你们，我心怀无尽的感激。

　　越是世事浮躁烦杂，越是渴望友情的呵护与关怀。因此，我更怀念同学之间亲密的友谊。每每有同学来访我都非常重视一次次难得的相聚，那感觉就像离别多年的亲人相会一般亲切。偶尔得知久未联系的同学们的哪怕是一点点信息，我都感到欣慰。每一次的同学大小聚会，我都尽可能地参加。我以为，只有这里才是一片净土，才能重温班集体的温暖。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热心维系同学间联系和感情的学友们。

　　我就是这样折腾了大半个人生，或许还得继续折腾。但愿能和大家一样走得好一点。

　　写于1998年3月

　　改于2014年11月29日

　　骆苗简历　（学号787053）

　　男，汉族，1951年11月17日出生于湖北武汉。网名：斑竹。籍贯：江苏句容。

　　1958年在武汉一师附小就读。

　　1964年保送到武汉外国语学校。两年后遭遇“文化大革命”。

　　1968年底，到湖北省潜江县渔阳区荆河公社金城大队六小队下乡插队。

　　1970年7月，被武汉制氨厂抽调回城当工人。由月薪18元的学徒工干起，干到月薪43元的三级工，成了带徒弟的工人师傅。

　　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考生。

　　1982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电影制片厂，历任文学编辑、副厂长。

　　1992年调到深圳先科娱乐传播有限公司，任编辑室主任。

　　1996年之后，先后在报纸、影音和科技公司任职。

　　2011年退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