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文没发表过文章，我算一个！至今我没有署自己名字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过文章，三十年聚会大家要集文正式出版，我本就为无所为文、不善为文犯愁，索性就想坚守无署名文发表的“金身”不破，打定主意以歌曲《校园萦怀》充数——欲将尽在不言中的感怀，以一首歌曲来表达，听凭词曲发散无尽的记忆、思绪、情愫与回味……却不断遭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催写的“威逼利诱”，“金身”似难坚守，又陆续读到大家的精彩文字，尤其感同身受的是分布天南海北的六十人结缘78级的点点滴滴，三十年的情谊，真挚而又清亮，淳厚而又深重，也就觉得我这份缘和我这支歌，的确也该交代一下，勉强为文吧。

　　一、缘

　　1976年9月，从湖北黄冈黄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我下放到了罗田县三里河公社六十石大队，成了一名插队知青。那时中学毕业插队是国家政策，也是潮流，大多数人尽管心里不情愿，但无可奈何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随大流，是好是坏反正大家都一样。表面上都响应“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但几乎所有知青心里都觉得只是那样说，毕竟有知青以招工、招生、参军、病转等方式离开了农村，至于每个人自己究竟会怎样，都想不了那么具体，只是懵懵懂懂觉着总有那一天的，对十几岁的青年人来说，还有的可遐想。

　　那年八月份欢送知青下放时我不在场，之前，父亲觉得等我去了乡下就再也没有自由支配的大块时间了，抓住我中学时代的最后机会安排我“出去玩”（现在叫旅游）。学校书记的女儿是父亲的提琴学生，有这一层关系，我的请假6月里就緑灯大开。我第一次独自长时间离开家，去的不是农村反而是大城市。我从黄石坐船去上海再去青岛，到北京的第十二天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在首都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抗震生活后到武汉，绕了半个中国，直到9月初才回到黄州，9月12日由母亲陪同到了知青点。不知其他知青一个月前告别家人和黄州时心情如何，我与母亲分别时感觉很平静，大概毕竟不是山高水远，知青点离黄州大约也就百十公里。

　　罗田属大别山区，全是山地，水田不多，农活不重，植桑为主兼作其他。我们知青点是大队桑蚕场，插队仅两年，但种地种田，植桑养蚕，挑粪、开荒、送粮、打柴、上水利等等，确实受到了锻炼。真正领教了庄稼人的辛苦劳累是77年夏天，那是带队老师别出心裁（多半是为他向领导总结汇报时好有功绩可吹），在“双抢”最农忙的一个月，把所有男知青派住到小队锻炼，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去8小队（2006年与汉军一起重访知青点路过的那个塆子就是），整整一个月真正早出晚归，四点多出工，夜里十一点多收工的时候也有，其间短暂的休息也即庄稼人的劳逸结合，包括早中晚三顿饭和上下午各歇一气（半小时左右），晚上只能睡三四个钟头，几乎就是连轴转。年轻气盛的我，仗着个子大，也把自己当壮劳力专要重活干，干起活来不会省力又不惜力，比如挑百多斤的草头（收割后的稻捆），赤着脚在田埂上争先抢后。“双抢”后我就累瘫了，请假回家，生了一星期不知是什么病的病，弄得医生怀疑我是染上了钩端螺旋体，其实就是累的，加上营养跟不上。

　　知青吃的苦相比农民们那真是不算什么，尤其我们插队时已是“文革”后期，毛主席给福建李庆霖复信已好几年了，落实了好些政策，知青点房子是新盖的，比农民的房子好得多，可以说是那时的乡村高档宿舍，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会议室（兼文娱室），外面专门配套建有篮球场和厕所，后来还用抽水机装了自来水。那时经济不发达，农村更没有农副产品的定量供应，难得吃上肉蛋鱼，到冬天连新鲜蔬菜也没有。但知青粮食有定量，每人每月70斤谷3两食油，头一年每月还供应一斤猪肉。零花钱由家里补贴，多的一个月二三十元，少的起码也有五元。而当地农民的劳动收入，以我一个全劳力日工分记10分来说，年底算账全年的收入大约也就120元。而那时城里普通青工一个月的工资就有二三十元了。

　　1977年恢复高考时，已是我插队当知青的第二年。一年多的山区农村生活时间还不算长，某种意义上说还没新鲜过来，还觉得好玩呢，但农活的劳累和山区的艰苦，毕竟不是城里学生伢的追求。原本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离开，突然就来了可能，也带来了新的新鲜和追求，那就是重拾课本。起初还只是利用晚上时间看书，后来为照顾知青复习功课，每周我们有半天（或一天，记不准了）不出工。我们文教卫系统还特殊，派了老师来辅导，都是黄冈中学的老师喔，如今那可是全国名校。

　　当时艺术院校也是提前招考，我一直没有中断拉琴，与父母商量后决定试试报考湖北艺术学院小提琴专业，但并没有多大把握能考上，因为“文革”中积累积压的文艺人才太多。考点就在黄州，我回家备考，最需要父亲的辅导却偏偏不能。家父是“文革”的老“运动员”，“文革”初被打成“反动权威”和“黑帮”，之后几乎凡遇“运动”就被批，这时又莫名其妙被扯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正在隔离办学习班不准回家，可见“文革”极“左”惯性之大。我只能自己练琴找感觉。初试是在父亲剧团的院子里，我见到父亲在隔离的房间，趁空进去拉我准备的曲目给他听以得到临阵磨枪的指点，没有拉完就被看管人员发现轰出来了。后来复试我考得很好，乐理据传考了全地区第一。初试复试全通过，参加体检政审，只等通知。我随即赶回知青点准备考文科。

　　那年考场设在公社中学，比较远，大冬天我们背了自己的铺盖去，在公社礼堂的角落铺一片稻草打地铺，住在那里参加考试。之前我已拉开架势参加艺考，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练琴复习乐理等等，回过头来再考文科，就不如其他知青准备得充分，也就是靠中学的那点基础，所以考得不好，但总分还是过了録取线。我们这个点的知青都是教师子女，考得就是好一些，十三人考，有六人过了録取线，五人被録取，记得是全县上线率和録取率最高的知青点。但唯独我没有被録取，艺术和文科两边都没等来通知。近年有当初参加高考招生的知情人透露，我未被録取实因家庭政审没过。后来扩大招生名额，母亲所在的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可以録取，学文学理随我挑，征求我意见时我放弃了，因为从小就听父母说是“窝”在这个鬼地方了，跳出黄冈是全家的向往，再则我也有考出去的自信。

　　送别知青战友上大学，为他们跃上龙门高兴。其中有我最要好的两个伙伴，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同班（后因病英年早逝，甚扼腕！），还有一个是中学同班天天一起上下学的邻居（近年在珠三角三市转任市长书记者），那么多年的相处突然分开，惜别难舍，而他们是去武汉读大学，从前都是我假期从武汉外婆家回来眉飞色舞告诉他们汉口武昌如何如何，也就更为自己名落孙山感到落寞。

　　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青回城潮虽然后来才爆发，但实际上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考上大学的知青数量，相比之前每年有数的几个招工招生指标来说多了好几倍，以至于更多没有考和没考上的知青心中，弥漫着某种情绪，有急迫，有酸楚，有苦闷，有等待，也有期盼……甚至想不管什么方式，只要能离开就行。比如接下来的招兵就让我很躁动。上高中时，黄冈曾经有过一次大型的舟桥军事演习，小小的黄州进驻了许多部队，我们学校也有。军爱民民拥军，少不了文艺联欢，因此瞭解到那时部队团部、师部、军部都有宣传队，何况我两次赴京还看过总政及各兵种总部宣传队的演出，在北京姑姑家更是见过许多青岛籍的文艺兵（包括当时借调到八一厂的唐国强），穿着军装吹拉弹唱一直就很让我羡慕，年轻人固有的军人情结和冲动让我对参军动了心，向往着到了部队凭拉琴的特长而成为文艺兵，但新来的带队老师不让我报名。后来送别参军的几个知青，想想他们考学确实够戗，显然带队老师是有甄别的！

　　参加78年高考从容多了，趁春节假期滞留居家复习，返校听课（类似于现在的复读），改变两面出击而专攻文科。直到临近考试前，才回到知青点，在最后的插队劳动生活中等待进入考场。这次考试环境和条件都大大改善，考场在县城关中学，我们住在一墙之隔的招待所。经过几个月的复习准备当然见成效，临场发挥正常，总分考了340多，历史地理分高，都是80多，语文好像是74，政治也还行，就是数学只考了30分。报志愿时，想当然把武汉大学历史系报为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一是因为历史考得最好，二是教过我的老师说我最适合学考古，而録取我的却是第二专业中文系——我的大学缘落定在我们“老八舍”，却并非我主动选择的结果，真是很有幸啊！

　　值得一提的是，全年级60人，有两个张姓同学跟我关系又不一般。一个是张磊，我俩的父亲是剧团的同事，他父亲是导演，我父亲是指挥，小时候我们俩没准一起操持道具刀枪玩过“打仗”，后来他一直在英山上学，所以直到进校后我们才续上前缘，虽然之前父亲告诉我张导演的孩子也考上武大了，不曾想竟然是同系同年级。还有张曙红，他和我都是罗田县三里桥公社的考生，他是应届生，我俩同在城关中学考试，如此同县同公社同考场又同校同系同年级还同班，也真是巧！

　　二、歌

　　相逢三十年后，我这个小字辈也都50岁了，到了所谓的知命之年，自然也就有所回首，偶尔会觉得我这辈子若是学音乐，可能是一条不错的人生道路，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不断地错过。

　　1958年后，同在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教书的母亲和父亲响应号召（其中隐情是母亲的被动员与上年外公打成右派不无关系），先后从武汉支援基层到了黄冈，不然的话，若生长在大城市，又是“湖艺子弟”，我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很多音乐家庭的孩子那样，自幼习乐，长大了跟父母一样搞音乐。

　　与现在小孩学音乐的年龄越来越早不同，早先一般认为六七岁是对小孩进行初期音乐教育的最佳年龄，但1966年我7岁时，“文革”爆发，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和“黑帮”，罚做小工以“劳动改造”。原本想教我学音乐的父亲突然觉得他自己学音乐是个“误会”，心灰意冷，自然不想让孩子也“误入歧途”。直到我12岁时父亲才开始教我拉小提琴，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那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凭一技之长可能有好的出路，比如招工招兵机会大，就是在那些苦地方如“三线”建设工地也有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就能少吃好些苦，于是一时间搞文艺搞体育极时髦。父亲也是为此才教我学琴的。

　　说到我的学琴赘笔一提，所用曲谱大部分来自青岛（当时父亲的琴谱不全）。一是现在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的父亲吕超青所提供，他为培养三个儿子拉琴，自己抄谱和刻蜡版印谱，成瞭高水平的制谱行家，我至今仍保存着若干由他刻印的曲谱。二是那时青岛流行用工厂晒图纸的方法，将成本成册的外国原版曲谱批量复制，聊补“文革”中无此类“封资修”曲谱出版之缺。不论油印或是晒制，或可看作是艰难时期先进文化的顽强抗争。那时父亲的提琴学生不少，这些曲谱解决了大问题。父亲与吕超青先生是小学同学，青年时曾同在朝鲜人金光沃门下学习拉小提琴。

　　我刚上初中时，赶上林彪事件后的“教育回潮”，教学活动有声有色，公开课不断，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期间少有的享受学习快乐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不知怎么就“知识越多越反动”了，文化课不被重视，要学习“三大革命”的生产实践本领，学校办起了专业班，有农业班、农机班、电工班、红医班等等，类似于现在的职业中学吧，除了学基本的文化课，有相当多的专业课程。我所在的文艺班，排课自然是多了唱歌、识谱、舞蹈、练功、排练等等，有点像是艺校。专业老师主要是湖艺毕业的，原先都在地区文工团，是父亲的同事，有的是经过“五七”干校“改造”后恢复工作到学校来教书。

　　文艺班同时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组成部分，初中时我们还只参与个别节目，到高中我们一个班就能演一台节目，声乐、表演、舞蹈、器乐等等，不乏精彩，有些节目还是专门到当时很有名的武汉江岸区红小兵宣传队学演的。那时时兴开门办学，不论到农村、工厂还是部队，文艺演出一定是重头戏。我们“黄州中学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在黄冈名噪一时呢！1975年举全校之力排演《长征组歌》，很是轰动。也曾被质疑过，舞蹈《放鸭姑娘（芭蕾）》参加全地区学校文艺会演时，因为“鸭”与“鹅”的演出服装相似，被一个工农兵评论员指责为苏修《天鹅湖》的翻版。

　　自然，我随父亲学小提琴派上了用场，成了乐队主力。但我用心不专，图新鲜好玩，自己摆弄会了几样民乐，笛子、二胡、笙等等，成了“万金油”，虽然主要还是拉小提琴，但常常会按需操琴，需要哪样就来哪样，尤其笛子和笙音量大，在乐队中的作用远大于小提琴，演出时更带劲些，有时还会弹低音“革胡”。久而久之，不仅受到了文艺氛围的熏染，一些音乐专业的基本训练和多方面实践也深深烙印我身。例如组织乐队、简单的器乐编配、记谱（相当于视唱练耳）等等。在家里我更有学习条件，父母的各种音乐书籍，从识谱法和基本乐理，到和声、对位、曲式、作曲、配器以及音乐辞典和乐谱等等（有的是译著或原着），都被我从小时候起就翻遍，不过大多都看不懂。后来父亲弄了一套湖艺的“教育革命”教材，其内容可以说是把西方音乐理论简化后用“无产阶级革命艺术”作品来举例，就比较浅显易懂了，记得有乐理常识、歌曲创作方法、和声常识、小型乐队编配常识等几种。

　　父亲先前是在地区文工团，经过“五七”干校阶段后，恢复工作担任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戏剧队（原汉剧团）指挥，主要演样板戏。另有歌舞队（原文工团）在我上高二时招收学员，我们文艺班一下子去了7人，声乐、舞蹈和器乐都有，本来还有第8人那就是我。父亲告诉我，只要我想去歌舞队会要我。十六岁的我虽然对职业的认识还懵懂，但去剧团的直接好处是不下乡插队！当时那是多少父母和孩子求之不得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想去还是不想去还真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去的原因或者说我的主见十分明确：自“文革”后父亲就是“运动对象”，我若与总挨批斗的父亲同一单位，岂不是自寻烦恼自找尴尬——我错过了这次从事音乐职业的机会，当然，即使去了后来仍会参加高考。

　　如此上中学导致了我的两个倾向，一是我原本偏文科被强化，尤其是语文是我的强项，几乎每篇作文都被老师讲评，而数理化没好好学。二是音乐从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影响了我。但1977年报考湖艺未果，也就没能从事音乐专业，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了。我爱好音乐基本无关创作，拉小提琴为主，钢琴二胡笛子也玩，自娱自乐，现在琴拉得少了，也就是听听唱片之类，还建有一个音乐网站。这两年入门自学电脑音乐制作，比较上瘾！也时常弹弹钢琴。

　　早先还参加一些演出，当知青时就帮县“五七”大学演出，上大学后参加校文工团乐队。毕业后参加北京教师合唱团乐队（父亲的好友、已故著名指挥秋里当时担任该团艺术指导），时有演出，1986年7月曾随乐队弦乐组加入“华北音乐节（草原花荟）”北京演出团，为叶佩英、关贵敏、鞠敬伟、崔岩光等伴奏，指挥先是电影乐团的赵宝昌（现旅美），后来是曹丁（现上海歌剧院。1988年严良堃在山东排演《贝九》时，父亲和曹丁同为助手），在呼和浩特演出多场，算是过了一把专业瘾。

　　1985年曾联系调到中国音乐学院教书，为争取调成，当时《艺术概论》的课任老师焦淑红（《话说长江》作曲王世光的夫人）极力鼓动我先去兼课，于是我接手她的课直到结课考试，学生是声乐、歌剧和器乐专业的本科生，其中有当时的两个名人，一个是后来的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另一个是崭露头角的青年歌手杨曙光，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后因单位不放调动未果，我再次失去了与音乐相关的工作机会。

　　至于我的音乐创作，那就只是好玩而已了。在中学文艺班编演过节目，主要是器乐的，也写过歌。上大学后，将几首歌曲改编成小提琴二重奏与来华强一起演奏过；曾尝试为77级的《珞珈山组歌》谱曲；80级的许杨等人曾预谋演话剧，编的剧本中需要两首歌，让我谱曲，我只完成了一首；另外，或会因读到诗词偶尔灵感乍现而写歌，本文开头提到的《校园萦怀》就是其一，旋律的萌发和灵动就在老八舍，是门口黑板报上历史系80级的一首诗（题目不记得了）所引致。

　　记得那天走进八舍大门，完全不经意随眼看那墙报，读到“珞珈山麓”一句，脑子里不知怎么的旋律就往外冒，接下去几句也隐约呼之欲出，便随即抄下全诗，在一两天时间里费了点功夫谱了曲，但也只是写着好玩记在我的歌本上，偶尔自己翻出来唱唱而已。直到1998年“相逢二十年”聚会之前，一时兴起，想着聚会时能唱咱们自己的歌岂不好？才又找出来，试着重新写了切合聚会的歌词《校园萦怀》，增加了自由开阔的前奏以描绘珞珈山，改了几处乐句。一直觉得挺好玩的电脑MIDI软件也派上了用场，制作了MIDI并打印成歌谱拿出来亮相。到聚会时童志刚鼓动我带领大家一起唱，当众唱过一遍，但那时也还只是不成熟的初稿，也只有一段歌词。

　　相逢三十年聚会时，寇勤力主收集三十年来的照片和録像编成视频在聚会时播放，自然用我们自己的音乐配乐为好，也就再次用到了这首歌。但我上次做的MIDI找不到了，重新制作MIDI时，我对全曲做了重要改动，增加了一段歌词，编了二声部，还请家父为我把关。老爷子果然厉害，一处旋律音和一处节奏经他斧正后舒服多了。又适逢母校文学院建院80周年院庆，我将此歌发到文学院凑热闹，院里推荐给校报发表了，至此，这首歌结束了27年时续时断的创作修改过程，公之于众。见报当日，儿时好友时任校教务部部长吴平（现任华中农大副校长）即给我发来短信祝贺赞赏。王华敏在“老八舍夜话”里归纳为两句意境：花前月下赏朝霞，红烛伴读建国家。2011年自学音乐软件后，又编曲制作了音频，听起来更像回事了。

　　2016年5月母校举办“武汉大学校园歌曲三十年”活动，出版《就这样望着你的脸——武汉大学校园歌曲30年精选集》，收入了这首歌曲（与我另两首歌曲一并为《珞珈三怀》），且排在第一首（歌集收録了68首歌曲而此歌创作时间最早），在5月29日晚活动庆典暨颁奬晚会的诸多奬项中，我是“热忱与情怀奬”的四位获奬者之一。

　　这几年里，同学们只要在一起，总要感叹岁月的匆匆流逝。一晃三十多年，有的同学都退休好几年了，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差不多是站最后的一班或几班岗，岁数小的几位也都年过半百，我们的人生正在或就要成为一道道落霞。而上大学作为我们相识的起点，在这时也就自然而然尤其值得回忆回味并难以释怀，我们三十多年的交往情谊也是如此。我想，等到了我们的晚年，当生活的匆匆脚步真的放慢下来，那时，彻底休闲的我们更能享受其中……

　　2010年2月大年初一改定于北京西红门

　　2014年11月略改于北京马甸

　　2017年7月订正于北京翠微路

　　隋圻简历　（学号787054）

　　男，汉族，1959年5月3日生于湖北武昌。网名：城根。籍贯：山东青岛。父亲（山东青岛人）和母亲（湖北武汉人）当时均在湖北黄冈工作，三岁时即到黄州入幼儿园。

　　1966年3月入黄冈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现黄冈市实验小学），十二岁时由父亲教学小提琴。1972年春入黄州中学。1975年“五四”加入共青团。1976年夏高中毕业后，赴黄冈地区罗田县三里河公社六十石大队（现为村，属凤山镇）务农，为大队蚕桑场知青场员。

　　1978年秋被武汉大学中文系録取，列78级二班四组。

　　1982年8月毕业分配到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现北京市邮政公司）职工学校（已并入北京市邮政教育中心）任教。

　　1985年上半年曾在中国音乐学院兼课，1986年曾参加华北音乐节演出。

　　1991年5月尝试下海，到北京科贝尔化工有限公司兼职，任电脑主管。

　　1994年3月加入北京艾迪尔广告公司（老板为同门师兄）至今，主要负责策划创意和办公事务等工作。

　　1991年11月与邮局同事许化结婚，共抚爱子许迪（后改名隋翰）。犬子可教，成年后历练经年（其间曾在两位同学手下谋职），攻读MBA后游刃于央企国企，凭自身能力做自己喜欢的事，已开启上升节奏。所牵手之军旅娇妻，现转业从警，并为老夫喜添小孙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