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3日（农历壬辰年寅辰月即正月二十八），我出生于习家店镇响水河畔响河店村，起名为蔡更生。其时，母亲从城关镇受聘执教于十几里外的当地小学。

　　约一岁余，随母返回均县城关镇。三岁余，母入幼儿园当幼师，我亦随之上幼儿园。

　　1957年春入均县第二完全小学读书。进小学时，最初学的课文我到现在还记得，是“开学了。我第一次背上书包，第一个走进学校……”；“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飞成个人字，一会儿飞成个一字”。看来我是爱读书的，但其他方面一样也不见得差。

　　大人们爱逗我，在幼儿园时就叫我做事，说做好了就给我娶媳妇。还老指着一个漂亮小女孩儿鼓噪着说，就她就她。我总是害羞地一躲，但那个小女孩儿就被我记住了。从三四岁一直到下丹江后，乃至于现在，虽然我没对谁说过，可我都还记着她从小到大的样子。我还爱做梦，梦到汉江水涨起来，把城给淹了。城里的人把城门堵住，而我坐在城墙头上快乐地洗脚。其实没有淹；只是快要被淹了，城门已经堵起来，旁边堆满了沙袋。

　　约五六岁时，看电影古装戏剧片《葛麻》（楚剧），见女主角，即惊为天人，有心跳感，此后二十年莫能忘怀。稍长大后读郭沫若的书，读至他见其嫂红酥手时之感觉，常令我联想起自己看《葛麻》女主角之心跳感，庶几近之。甫入武大，曾有机会重睹许多经典老电影。当时喜闻重映《葛麻》，特意早早吃晚饭去占了好位置，岂料重看之举竟然令二十年来梦幻般美好印象损毁殆尽，极感遗憾，无法追回，徒呼可惜。实际上女演员还是那个女演员，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只是我的心跳不见了！唉！怪只怪当时不懂。

　　我有一个（表）舅舅朱之敏，是个文艺青年，爱画画，爱画“东楼望月”等“均州八景”中的素描。我从小就痴迷他的画，老爱跟着看，看那鸽子一群群从城楼角旁绕着飞。还有另一个舅母，见了我就让我叫她作“舅舅”，结果从我不会走到我成了大人，还叫她作“舅舅”。可惜真正的舅舅、她的丈夫，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被抓去坐牢了。

　　如果不遭淹没，相信老均县现在一定是旅游胜地了。我家就住在武当山建筑系列主体建筑之一净乐宫附近。小时候常在宫里玩耍，将宫瓦搬回家里作凉枕。直到县城搬迁到丹江口后，我还收藏了一头宫里的精美石狮子；可惜早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1959年因修建丹江口水库致使老县城将被淹，全家随城关镇整体搬迁至丹江口。1959年4月19日坐船下丹江，沿途的见闻及到了丹江以后，见到的满江的船搭成浮桥等经历，我直到现在都记得。

　　下丹江后，大了一些，读小学时常觉得学习“吃不饱”（学不够），就时常逃学。每每被老师告到家长处，结果自然是“吃竹笋炖肉”（屁股挨板子），却是屡教不改。不过我逃学并不乱跑，总是躲到新华书店的仓式柜台下看书，有过中午书店下班时被锁在店里的经历。我不理它，只顾自己看书；遇上不认识的字就先放一边，居然看了不少书。四大名著、三言二拍是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在新华书店里基本都读完了。好在每到期末考试，成绩都还不错，家长后来亦不甚多管。

　　我有时爱一个人玩；一个人去钻木头堆。木头堆在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可又比较偏僻。木头是杂木夹杂松木，都有“两拃过心”那么粗。木头堆有二十几米长，上十米宽，一人多高。一次，我在木头堆里钻来钻去，最后卡在木头堆里出不来了。我急得大叫，半天也没人应。我又自己想办法，但是进不去也出不来。我躺在木头堆中间，下头一米多高，上头一人多高，怎么用劲也没有办法。我这时候居然没有哭，一个人躺在木头缝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心事想，就一个人躺着。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再试试，竟然能动了；七搞八搞终于让我爬出来了。此时我大概十一二岁，此事给我印象极深！

　　我小时候不爱说话，遇事只爱琢磨。有一袁姓邻居小孩约三四岁，下雨时在沟里玩水，掉到阳沟（无盖的水沟）里。我大他一二岁，伸手把他捞了起来，不然就淹死了。可过了十多年，下丹江以后还是淹死了。我这时对死亡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可说又不可说。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毕竟我还是小孩，离死还远着呢。就不说死人说古人吧，说起湖广均州人氏，最著名的文学人物是陈世美。但是陈世美者历史上实有其人，是我之老乡党了。既言及陈世美，恕赘述一二。本地有关陈氏传说极多，且多与历史主流审美认识不合，为反文学，即陈优且贤，反为人所污垢云云。这些传说其实是有所依据的，本地风俗及地望亦多有印证。水库未建之前，北门外后营陈家，皆自视为古人后裔，为维护古人声誉不遗余力。与六里坪秦家庄人对立，两氏族相峙，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陈年谷，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十二年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风闻历史上曾上演过无数悲欢故事。后因修建丹江水库移民，陈氏后裔皆星散，历史遂不复重演。不过我想不通，我们这地方为什么和正统不一样。到了大学里，看到那么多的“反文学”，“反三国”、“反水浒”，才知道“反《铡美案》”之“反”，原来是那么正常。

　　1963年小学毕业。本来我可以按正常顺序升初中的，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让我在初中之外呆了两年。升学考试考完了之后，还要进行一次体检。体检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让人猛地吸一口气，再呼出来，然后检测肺活量的大小。但是我在吸气之时，以最小的尺幅吸的，这还不出问题才叫见了鬼了。我只好暂时和初中说再见。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的什么原因。好在我上学早，停了两年学之后，恰好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一起上学。

　　进入初中前我还遇到改名的事。本来我名叫蔡更生，从出生一直叫到十一二岁叫得好好的；可是大约1964年看到一布告，一囚犯犯事，名不记得为张或李更生；甚觉晦气，遂随意更名为蔡根生。但这事还没完，等会儿再说。

　　1965年才进入初中。到了初中后就学了将近一年，遇上了教语文的黄秉政，教俄语的吴喜芝以及记不得名字的教数学的赵老师。他们喜欢我各有各的原因，但是都喜欢我。班主任是吕应用，还有教地理的梁老师，也都不错；梁讲“山又高，谷又深”的时候，一口地方话总是引得哄堂大笑。最喜欢我的人是教生物的胡端品，老是找我上讲台，配合他举例子讲生物的品相。

　　“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根本就没想过去参加高考，我是“老三届”六八届初中生，其实连初一都没读完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那时觉得大学离我简直是太高太远了。

　　关心自然还是关心的，待当年参加高考的中学同学回来一打问，遂觉得考题太容易了，决定下一年一定要参加高考。记得高考半个月前我出差，顺便到朱之敏舅舅处，和他谈起高考。他此时已是我们县里中学的名师了，老是被抽出来辅导、出题什么的。他问我，想上什么学校。我说，武汉大学。因为半年前我才去了一趟武汉大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什么也没说，背后觉得是不可能録取的；不对我说是不想打击我的上进心，哪晓得后来我就考上武汉大学了呢。那时候我已参加工作，只有下了班才有复习的时间。直到最后我才请了一周假，拿来用于全天复习。

　　1978年我考得还算不坏，全地区六个县中，我居然是文科第一；语文86分，只比全省最高分87分少一分。如果我的数学不是二十几分，而是也像语文一样考得这么好，多出来五六十分，我也可以有希望上北京大学了吧!但不过是空想，还是实在些吧。武汉大学也不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地。再说二十几分也不算低，当时的高中生不少人也就是考5点几、7点几的。

　　也就是小学逃学钻新华书店书柜这点底子，使我得以成为武大人。

　　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学来，本来有陌生感，可是到了学校，王家新来接的我。我非常高兴，因为有小老乡了，我们两个都是均州人啊！

　　在小学和初中，我没当过学生干部。到了大学，我一进校，就当了学习委员；二学期末当了系里的学习部长；二年级中又当了全校的学习部长。本来听上一届的老同学说，选举时我得票最高，但让张二江当了学生会主席，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可以参加学校党委会，在党委会内可以代表学生的意愿。对此我并无不同的意见。当学习部长的事，在此不提。

　　我的古文还可以，记得刚上大一时，学习比赛，全系学生参加，我拿了个三等奬。还有一次写作比赛，是全校性的，我也拿了个三等奬。古代汉语课上，老师一提问，老点我起来回答。有一次是“季札挂墓剑”，另一次记不得了。前面两次我都答了，第三次我也答得到，但我不愿老出面，就说答不上来；其实我在下面已经回答了。

　　又到了1979年，遇现代汉语课老师刘继馥，问我是不是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名叫根生的比较多。口上答曰不是，心里又对“根生”不爽，对上海人的厌烦更添几分；现在倒是想来有几分好玩。没有当即改，我心想这一次可要慎重些；改了好几年，也记不清到了哪一年改定的。特别是遭受打击以后，觉得“赓”有姓氏的功用，又有“赓续”之意，觉得有坚持本心，不改己意，才改为现名蔡赓生。从此定名，再也不改了。

　　再就是看闲书，尤其是阿凯带来的书，有金庸的《书剑恩仇録》、《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还有没有删节过的《金瓶梅》和其他杂书。每次都熬夜看，正课反而不上了。我还带薪读书，所以比较富裕，有钱买了一台“三洋”收録机，可以听英语和歌曲。这在当时还是挺时髦的。

　　毕业时，是我撰写的全校的毕业献辞；还参加了刘校长召开的建言献策会。但我心里已顾不上这些事了，心里沉甸甸的，不愿意分配回老家去。因为我已听说，湖北已有规定，郧阳、恩施两个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而我是不愿意的。想来想去，我下了决心，到西藏去。我郑重地写下到西藏的申请，要求到西藏去工作。决心一下，反而轻松了，跟其他同学也不发生冲突。后来听人说，我分配时受到某种政策限制，不得已和某同学作交换留了校。到后来没有回去也没有到西藏去，这大概是对学生干部的一种保护吧。我留校后，担任学生管理工作。

　　1984年，我遇上了恋爱问题。这件事导致我调到资料室呆了一年。外人认为我是“陈世美”；我则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这问题太复杂，不说不清楚，要说一下子也说不清楚，留着以后慢慢说吧。

　　1985年，武汉大学青年科协成立了。我担任第一届秘书长；第二届担任常务副会长。干了不少实事。刘道玉校长找我们青年科协开会，探讨如何办好武汉大学的事。我们大家很关心，发言很积极。刘校长去职后，武汉大学青年科协就不再活动了。

　　沉寂几年之后，1993年，我被提拔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这时候，武汉大学还只十四个系，一个学院也没有。当时的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娄延长，分管人事；是他代表学校党委找我谈的话。本来我想学术、行政兼着做，但是被他否定了。他说，行政很重要，兼着做，做不好；还是专门做为好。谈话后不久就下了一个文件，我的工资系列从教师系列改为行政系列，定为副处级。如此，我就只好干专业的了。

　　我在中文系主要管行政、财务、创收和成人教育。别的工作不好说，中文系的财务收支一看就可一目了然。1993年全年48万，第二年110多万，第三年230多万，第四年我下台以后算的账，有360多万。这是我们全系教师的劳动成果。但要说个人在这方面贡献的话，第一个应说的就是我。1993和1994年，为了鼓励我，两次分别奬励我各1000元，这在中文系是前所未有的。

　　系里工作上的一些事以及和系里一些人的破烂事，我在这儿也不用多说了，以后有机会我在其他地方再说。我记得最清楚，1996年7月8号，我上午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下午召开全系大会，宣布换届，把我罢免了；而我还在云南玉溪和别人谈办班事宜。我上来时，有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我下来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

　　这还不算，还弄得我的职称也无法评。我参加外语考试，成绩已通过。我的《武汉大学教师晋升职务外语考试成绩合格证》（1997年8月至2000年12月），保存至今。但是从我不担任副系主任直到今天，也没人通知我考外语。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人。后来我想调出去，也没合适的地方。

　　我知道没地方讲理去，自己看开点吧！

　　刘校长《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广州书店签名售书时，刚巧我也在广州，就去书店排队买书。我和几位校友排队慢慢向前走，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原来校长有病，一写字臂就发抖，影响字形，于是就刻了个软章子，用印泥盖印代替毛笔签字。本来我们盖了章，握了手，就准备走的。但是校长见到我，就问我的大致情况。我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看后边排队还在等着，不太好，就主动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校长就拿出签字笔来，用他发抖的手，亲笔签上“赓生存念刘道玉”七个字。刘校长在学校，多次问及我，托人关照我；我对校长心存感激。

　　留校至今已有三十多年，除做过一段副系主任及担任过《长江学术》编辑部主任之外，絶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独着有《文学评论与鉴赏教程》、《丘吉尔传》（着者用本名）以及写作辅导书《中学写作论据手册》（着者用笔名黎驷）等三部外，另与他人合着或编过几部书，写过文章若干篇。碌碌无为，何足道哉。

　　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就这么一下子过去了，却好像还没怎么好好活过。

　　三十多年来，经历了诸多坎坷，体会到世界太多的精彩和无奈。具体地说，在现实的层面上我有太多的无奈，而在现实以上的层面上我体味着太多的精彩。

　　无论如何，一直感觉成为“老八舍”一员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

　　我的座右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力求并可望达到的人生境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现在的状态是：心懒身疲，有如病猫，且非发威前之大虫也。

　　但是身如鸵鸟状，心作逍遥游。我的自我感觉是与孔夫子不一样：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何求！

　　似乎有太多的话可说，又似乎无可言说者。

　　加之遇上车祸，在湖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中南医院住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当中，有一个月零三天，我的记忆是空白，一无所有。像寇勤、杨胜群、王熹亮等，以及外系的马海波、于修安等诸位同学去看我，我都不知道。尽管我可能还很简单地说了话的，但那些话在我记忆的层面上都保留不下来。要是我不反对的话，还会住上一二个疗程，但我不愿意住了。

　　这导致记忆力大幅度超量减退，减退得我都不敢想象。比如，你认识方方吗？我就不认识。但是不认识不是天大的笑话啊！尽管半个多小时后我恢复了对方方的记忆，但是还有别的同学呢？

　　今年11月23号，北京同学李昕来武汉大学看看，两位武汉同学陪他。我当然陪不了；但吃饭时他们把我接去了。四个人边吃边谈，然后他们送我回家。我想把中午的事记下来，然而汉口的同学想起来了，武昌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我说也是我们“老八舍”的，当学生时就住对门儿，四年级又搬到一个屋，怎么就想不起来。今天我就非想起来不可。想了半个多小时，才想起来是某某。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真真是自己没得过半身不遂，就不知道什么叫半身不遂！！！

　　但愿我还有好起来的时候！我坚信我还会好起来！！阿门！

　　2014年12月完稿

　　2015年2月修订

　　蔡赓生简历（学号787057）

　　男，汉族，1952年2月23日（农历壬辰年正月二十八）生于湖北省均县（今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响水河畔响河店村。网名：老蔡哥。籍贯：湖北均县。

　　1957年春入均县第二小学读书；记得当时是春季入学。

　　1963年小学毕业。因病停学了两年；1965年才进入初中。

　　1968年12月，下放到均县浪河镇四河公社国强大队一队，知识青年。

　　1972年4月至1978年9月，招工进入均县商业局；先在蔬菜公司，后调入局机关。其间絶大部分时间都抽调在外，作为工作队员参加整顿财贸队伍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湖北（丹江口）考生。

　　1982年留校任教。除做过一段副系主任（副处级）及担任过《长江学术》编辑部主任之外，絶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

　　2002从武汉大学退休，养病赋闲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