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写自己。多年前曾有参与《洗礼岁月》一书编写的记者将我列入“新三级”学人的采写对象，我婉言谢絶，向他推荐了老八舍的几位同学。二十多年来，数不清多少次，我在课堂上以老八舍同学毕业后做出成绩的事例激励学生，望着他们敬佩、向往的眼神，心里得到特殊的享受。不过，这次是我们老八舍同学以文字的形式相聚一堂，当然不能缺席。那么，就简单谈谈上学前的经历吧。

　　我的父母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后来父亲上了黑名单，受命撤到解放区，在平津战役中随军入城，留在天津工作。母亲毕业后分配到教育部。幼年时，我随她从北京迁往天津，全家得以团聚。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被降级、下放、开除党籍。那时我虽还不大懂事，但也多少感受到家里气氛有些压抑。“文革”开始时，我上初一。父亲因青年时代曾赴日留学被打成“日本特务”，挨斗受审，关入“牛棚”；在高校工作的母亲也成了“黑帮分子”，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抄家，一轮轮地被批斗，无休止地写交待材料……一夜之间，我成了“黑帮子女”。

　　冬日里的一个夜晚，母亲在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上突发脑血栓倒下。我接到通知去学校卫生室送被褥，在那里经历了人生中第一个不眠之夜。一片黑闇和静寂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身上的担子，只觉得瞬间便踏入了成年人行列。十几天后，经过简单治疗的母亲病情略有好转，便不得不勉强拖着半边麻木的身子，在我的搀扶下到指定地点继续接受批判。

　　生活突然间拉开了严酷的一幕，13岁的我仓促地告别了少年时代，风雨飘摇中操持起破损的家。那时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6岁。当时的我备觉难过的，并不是父母工资停发所带来的度日的窘迫，而是忽然从一名好学生沦为“狗崽子”遭人白眼的强烈自卑，是眼见得幼小的弟弟在造反派的暴力面前受到惊吓却无力相护的辛酸，是一方面在外必须与父母“划清界限”，另方面又无法接受父母成为斗争对象的迷惘。那只能做“人下人”的滋味，那被抄家者搜身时的悲愤，那为时代政治所强加的理性与情感的厮杀，那在批斗会上目睹父母丧失人格尊严的心灵颤栗……才是最折磨人的。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由于“政审”不合格，我未能获得与本班同学同赴“反修前哨”黑龙江农场的资格，管理材料被转到街道。一天天，街道人员前来动员，我备觉尴尬、委屈却不能诉说，越发抬不起头来。怎样才能尽快逃离？到哪里去给自己寻一个出路？没有人可以求助。无奈之下我想起一位女同学，她是先期以投亲靠友名义去辽宁农村插队的。当我想方设法和她取得联系时，却得知她所在的开原县某公社并不缺少劳动力，不愿接收更多的知青。

　　别无他路的我决定北上一试，争取去处。深秋时节，火车载我奔向关外，经过十几个小时再坐长途汽车扺达目的地。生产大队的负责人看到我竟然从千里之外自己跑来，惊讶之余生出同情，勉强同意接收。

　　终于可以进入下乡知青的行列了！我心怀庆幸匆匆返津，急不可待地到派出所办理准迁证，注销城市户口；凭下乡证明买来木箱，打点行装。一周后，在寒风中辞家远行。当时父母仍处于困境，同学都已下乡，没有人前来送别，我也根本不想见到任何熟人，陌生的环境才有可能让心灵获得一点喘息。那一年我16岁。

　　此后七年间，我落户于全村最穷的一户人家，和乡亲们一起投入生产劳动。旱地、水田，春种秋收；挣工分，分口粮，斗转星移中送走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其间，物质生活自是艰辛，精神上却并非只有苦闷。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我沉入底层，融入农村，以新的角度认识社会，从切身体验中品味人生。

　　1973年，传来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我怀着一线希望报名参加考试。然而，恰逢所在地区冒出了闻名天下的“白卷先生”。我尽管成绩名列前茅也无法通过政审，上学的愿望落空了。不过，这番遭遇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因为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十分常见，我已习惯于平静面对，一切如常。

　　一年年过去，在“家庭问题”阴影的笼罩下，我迟迟得不到返城机会。渐渐地，从下乡运动开始时当地年龄最小的知青变成了年长于其他人的“老知青”。先前作伴的女同学下乡第二年就调至河北，后又设法回城了。我独自住在老乡家。1976年春，地区工作队下乡开展路线教育活动，我受命帮他们写材料、办展览。其后不久开始招工，工作队推荐我到百里之外的地区报社编辑部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身在辽宁的我报了天津的学校。那一次招生大都限于本省，跨省上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母亲的病情正在加重，特别需要有人照顾，我很希望能够借机会靠她近一些。某日，省招生办忽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考虑省城沈阳的一所大学。我思忖片刻，决然放弃。半年后，又参加了七八级的招生考试。成绩尚未出来，母亲再次发病，我接到家人辗转打来的长途电话匆匆赶回。几天后，在母亲的病床旁，见到了单位转寄过来的入学通知书。当我看到信封上印着“武汉大学”四个红字时深感意外，因为高考志愿里并不曾填写它啊！不过我知道，武大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这一次的机会不应放弃。

　　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我前后三次参加高考都富于一定的戏剧性，而这一次对我来说无疑最为重要。因为它带给我的不仅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启，而且有真挚、醇厚的老八舍情谊。入学后得知，那一年武大到辽宁招生迟了一步，没来得及发布相关信息。省招办特许招生者从报考其他学校的考生中先行选拔，我和另一位来自辽宁的同学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与武大结缘。

　　入学之初心情复杂。在母亲病情加重之际，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儿，我不仅未能通过上学的途径靠近她，照顾她，反而将原已千里的空间距离又拉大了一倍。那时，从武汉往返天津必须经过北京倒车，路上20多个小时。由于以往曾有过母亲症状不好时我较快赶回、促她病情好转的情况，因而内心对空间距离颇为在意。也正因为如此，当指导员委派我作为78级新生代表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言时，遵命之余我暗自苦笑。这样的场合自当代表大家表达喜悦、振奋之情，可是我的心境与此并不完全相谐。不过，经历了十几年动荡岁月才得以踏进大学校门的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调整自己。

　　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某日下课后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赶紧奔向火车站，一天一夜之后回到天津。然而，就在火车靠站的那一时刻，母亲在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遥远的距离终究给我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却有太多的时光让我猜想她最后的心愿。那时候，被下放到郊区农村的父亲和弟弟刚刚返城，运动中被拆散的家庭方才得以复原，生活重现曙光，然而，因“文革”捱整抱病多年的母亲却在大地回春的时刻含冤逝去。虽然懂事后的我在母亲身边的时光非常有限，但她无形中给了我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做人。母亲外表温和儒雅却有着内在的刚强、坚韧。“文革”的摧残夺去了她的健康，却不能使她丢弃自尊、失却从容。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我真正认识了母亲，感受着她的精神。

　　早年的坎坷磨砺了心性，武大的求学经历给了我人生转折的契机。我想，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跌宕起伏，也应当勇敢地面对生活，担当责任。感恩母校给了我滋养，让我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毕业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高校任教，接触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交下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青年朋友。我和他们如同亲人，共同享受着大家庭的欢乐。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我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充满幸福和喜悦。

　　春华秋实，岁月如梭。每当看到校园里一张张年轻的笑脸，看到老校友重返校园辨认青春印记的时候，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我们的老八舍，想到情深意重的同学们——珞珈山将我们连在一起，这缘分注定相伴永远。

　　2015年1月17日于天津

　　乔以钢简历　（学号787059）

　　女，汉族，1953年出生。籍贯：山西襄陵。

　　1969年赴辽宁农村插队。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为辽宁（铁岭）考生。

　　1982年毕业分配至天津轻工学院宣传科。

　　198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该系教授、系主任。

　　着有《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教育部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项，1996年以来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70余人。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