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底，“相逢20年”聚会时，在珞珈山庄，每看到一位同学风尘仆仆赶来，我都是一阵激动，心随着那一阵阵欢呼而加速跳动。但当静下来计算着还缺哪位没到时，我分明地知道，即使工作都脱得了身，当初的60位同学，也只能到来59位了，那另一位是永远也见不到了。于是，我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张瘦削的脸庞：它被包围在粗硬而略显蓬乱的头发和不加修饰的络腮胡子之中，深陷的眼窝里，是一双大而闪着奇异、执着光彩的眼睛。

　　从庐山回来不久，一份《武大中文系七八级通讯録》发到了手中。打开来，第55格只印着加了黑框的三个字——朱纯安，其他，一片空白。

　　这里，本不该是一片空白的呀！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无情。恍惚间，在那空白中，我隐隐约约又看到了那张脸庞、那双眼睛……

　　1983年的8月，是一个炎热的8月。30日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位男的，他告诉我是熟人，要来吃午饭。我的耳神儿一向极差，特别是在电话里，只能大致分清是男是女，所以连忙抱歉地问对方是哪位。谁知道对方答道：“我不想让你知道是谁，见面就知道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一下掉进雾里，再也静不下心来编稿，便到大门口去等。一会儿，便看到是整整一年没见面的朱纯安来了，孟德民陪着他。

　　当时，机关食堂的伙食极差，我又到外面的餐馆里端了一盘爆腰花、一盘炒鳝鱼、一碗猪肝汤，又买了一瓶白酒，三个人便坐在斗室里的两个床铺之间，围着一把靠背椅当饭桌，挥汗如雨地神聊起来。只记得我们把汽水冲到白酒里做成“汽酒”喝，是谁出的主意？是为了稀释白酒，还是为瞭解暑？就记不得了。

　　朱纯安说，本来他被分到县广播站，档案到人事局，人事局正缺人，便“以权谋私”截下了。他这次来汉，是要到各大专院校跑一跑，想联系调武汉工作。至于他在阳新的情况则没多讲，我们也没细问，但感觉上是不大顺畅。

　　不知怎么，他又说想到青海去，只是从长远看，究竟是到青海当个团省委书记，还是在阳新混个副县长，自己拿不定主意。此时，我和孟子都感觉到老朱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便不约而同地力劝他最好不去青海。（几年后，好像有报纸发文说，青海人才积压，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比例很高。可见去了青海也不一定有用武之地。）

　　后来便聊到理想与现实的话题。我说我的理想是当个医生，因为我家世代行医，而我却阴差阳错地走进文艺圈。听到这里，老朱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他也喜欢中医，而中医作为国粹，目前居然没有一本中医发展史的书（我不清楚是否如此），我们可以合起来搞它一本。还可以拉上王华敏（时在广州中医学院工作）、李智华（时在湖北中医学院工作）。接着，似乎他还谈了书的大致结构。我对中医仅是喜好，却是毫无研究，所以这事说完也就完了。

　　吃过饭，我们三个一起到首义路93号孟子的住处坐了一会儿。两点多时，老朱说要去办事，并说晚上到张杰那里，约好大家在那里见面，然后便离开了。

　　晚饭后，我和孟子一起赶到水果湖张杰住处，老朱已经在那里。不一会儿，许向明、郭燕也来了。原来他们二位是去东湖游泳，回来顺便拐到张杰那里玩，正巧碰上我们在此。难得相聚，大家的热情盖过了酷暑，直聊到老朱起身告辞。我们都劝他住下，他说是和单位的领导一起来汉出公差（中午我还以为他是私人来汉的），必须回招待所，并说身上钱不多了。当时，因为天热，大家的衣服都是短无可短、薄无可薄，身上都没带多少钱，于是便把口袋里的零钞凑了凑，也没多少，交给了老朱，大家便一起分手了。

　　我以为老朱已经回阳新，不想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墙报，他又打来电话，约我下午到张杰那里见面，也没说什么事。下午一点钟，我赶到张杰那里，老朱还没到，问张杰，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李智华来了。原来，老朱上午到李智华那里去看病，突然想到要我和李智华对调工作（大概是因头天中午的闲聊），李智华说老朱又到文联找我去了。

　　两点多，老朱满头大汗地赶来，一见面就说：“我要搞个人才交流，给你们俩对调工作。”说着，就要拉我们俩到省人事局去。我当时既为老朱的轻率而好气好笑，又为他的热心而感动不已。一个自己在生活道路上还在跌跌撞撞、奋力挣扎着的人，居然还想伸出手去搀扶旁人，那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我和李智华既无法接受老朱的关照，又不忍拂了他一番好意，只得以“考虑考虑”应付过去。似乎记得老朱还向张杰借了些路费，然后，我们三个一起乘一路电车离开，李智华在大东门下车，回学校；我在阅马场下车，回文联；老朱坐车去了汉口。

　　第二年10月21日，我和四位同事到北京出差。当时北京的食宿交通都很紧张。忙到11月9日，送同事回汉，我也实在不能再在北京躭搁了，便在郭伟峰的帮助下，买到第二天夜里的火车票，准备返汉。由于打算半道在新乡下车，回滑县老家看望一下，便买了145次直快车票。

　　在北京呆了20天，竟然没时间和李昕见上一面，心有不甘。9日晚饭前，和李昕通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见。第二天上午，我在招待所结了账，先赶到田间那里扔下行李，顺路看了毛主席纪念堂，快到中午12点，才赶到出版社。

　　一见面，李昕便告诉我：“朱纯安来了，在这里。”接着又详细介绍：朱纯安昨天夜里下火车，赶到李昕家敲门。李昕起床开门，吃了一惊，忙去给他下面条，让他洗漱、吃饭、休息。老朱身无分文，不知怎么到北京的。今天上午，他又拎着一个大包，去全国妇联、民政部，说是给灾区捐献衣服，结果人家不让他进门。现在他刚回来，正在休息。

　　李昕一边介绍，一边领我到一间屋子。进门一看，老朱坐在一张桌子边，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发票单据。他的白长袖衬衣外面，套着一件短袖海魂衫，敞披着一件蓝涤卡中山装，头发胡子依然蓬乱，眼窝更深，目光有些呆滞，身体比一年前显得更加消瘦。我们互相打了一声招呼，他便又埋头去整理那些票据。

　　我看到桌旁的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蛇皮袋，打开看了看，里面装满了童装，虽然没经穿过，但却有些脏，有几件还破了洞。这就是刚才李昕所说的老朱在石家庄用手表、钢笔换的衣服，原想捐献给灾区（忘记当时哪里遭了灾）的孩子们，没料到那些官员们不领情。老朱该是多么寒心、失望、痛苦甚至是愤懑啊！

　　李昕带我们去食堂吃中饭，还有一位学友作陪。吃饭时，我才弄清楚，朱纯安找李昕，主要是想找个地方发表他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他认为现时的教育制度糟糕透顶，非改不可，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能革除积弊。李昕说对教育类报刊不大熟悉，问我有没有路子。我想了想，也没合适的出路。

　　关于前途打算，朱纯安又征询我们的意见：是继续教书（好像当时他已调电大），等着当个教育局长呢，还是从政，等着当个管文教的副县长呢？特别声明，这个副县长必须是民选的，上级任命的，不当。我们告诉他，他可能不适合从政。

　　李昕原打算让朱纯安当晚跟汪芳一起回汉，因为汪芳当时也正出差在京，并定于当晚乘37次车回汉。得知我也回汉，觉得这一下更稳妥了。不想我半道要回家乡，买的不是一趟车票，于是只好仍按原计划进行。

　　吃过午饭，安排朱纯安去休息，我陪李昕一起到火车站，买到了当晚的37次火车票，然后分手，李昕回单位，我去郭伟峰处道别。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和老朱的那次碰面，竟会是最后一面。

　　在郭伟峰那里看了一场电影《生死树》，又一起吃过晚饭，我才赶到田间那里去取行李。正好田间刚从火车站送汪芳回来，他说在车站没和朱纯安会到面，我们赶紧给李昕家里打电话，李昕的夫人在电话里说，李昕去车站还没回。我们一时也没了主意，只能指望车开后汪芳能找到朱纯安了。

　　11点多，我去赶火车。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了家乡。

　　在家呆了两天，14号一早，我便又赶回到了武汉。

　　一回到武汉，我就打听朱纯安的情况。我想他先回到武汉，总该和同学们联系一下吧。但大家都说没见到。后来才听说，10号晚上上了火车，汪芳呆在卧铺车厢。晚上朱纯安去找她，要请她吃面。汪芳说：我已经吃过了，你去吃吧，等下我来找你。后来汪芳去找他时（也可能是第二天早上），他已经不在了。乘务员告诉汪芳，朱纯安曾在火车上卖李昕送给他做乾粮的面包，是不是精神有什么问题，他可能在石家庄就下车了。

　　其后，我再没得到老朱的消息。几年后，听说朱纯安不在人世的噩耗，我首先怀疑是否自己听错了，接着便怀疑是否对方说错了。等到李卓钧经过调查把消息证实了以后，我的心里既像是一片空白，又像是一团乱麻。怎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就消失了？这是一条风华正茂的生命啊！这是一条于国于家于己都该做出点什么来的生命啊！怎么说没就没了？为什么？为什么？等到看了李昕的小说，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但一合上书，我仍然理不清一堆头绪。难道，世界上就该存在一大堆为什么吗？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