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録取通知书，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初中毕业参观韶山时，我去过一次长沙。上大学是我第二次出远门。去韶山是老师组织的，只要跟着队伍走就行了，而去武汉，我一个人心里没底，于是，大哥与我同行，尽管他也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那么大的城市。

　　我们比规定的日期早一天到校。先坐船穿过洞庭湖，到岳阳，深夜上火车，到武昌是早晨。在迎新站我见到的新同学是闲云、王子、国安，接我们的是77级的张桦和张立伟。由街道口入校门，见路边有荷塘，塘里有残荷，还有亭子，印象极佳。心中叹着：果然是大学！

　　到达自己的寝室，因我是第一个到的，选择了一个方便的床位，北面靠窗的下铺。当天下午，老道来了。他本是水院印刷厂的，朋友与他一起来，提了个铺盖。他选择的是我对面的下铺。放下东西他们就走了。第二天起，不言、老黄、酒徒、梯子相继来了。我们寝室6个人分属于两个班，我与老道、老黄一班，酒徒、不言、梯子二班。我的上铺是不言。我们这个寝室先在一楼，后来搬到三楼，最后搬到后面新楼；其他寝室人员有变化，而我们这个6人集体没有变化。别的寝室住8个人的时候，我们寝室里会放个大的黑白电视机。

　　因为过去读书太少，进校之后，我上课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来读书。我的自习都在阅览室、教室，人太多，往往得早早去占位子。因为过去看电影极少，电影也是我的“补课”内容之一。出《老八舍往事》时，我们所观看的电影目録就是我提供的。记得上的第一堂课是何国瑞老师的《文学概论》。他竟然提笔忘字，在黑板上有个字临时写不出来。我们底下就有人在窃窃私语。后来，随着他讲课的深入，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老师。有一次，何老师讲到前一晚看的电影《阿诗玛》，他认为电影拍得缺少时代特征，阶级矛盾反映不够，歌舞场面过于欢快。当时我很佩服：我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

　　学校里湖南教师很多。历史系的刘书记与我一个县的，我是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为他或他家带东西。讲明清文学的唐富龄老师，是益阳县的，与我讲一种方言。他讲的《红楼梦》我听得最亲切。旁边有同学没有听懂，我还可充当翻译。后来我去益阳师专工作，就是在唐老师家埋下的伏笔，我在他家与一位益阳师专来进修的老师成了朋友。

　　因为分配不理想，加上外语不佳，只能以调动来改变环境。我共调动过5次，几乎次次都有老八舍舍友在帮助我。

　　我是1982年9月到成都报到的。四川省地矿局干部处安排我去崇庆县，局干校在那里，要我去教书。我不想去，结果安排到市区的测绘队。测绘队组干科科长说：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学中文的，干什么呢？经与队长请示后，他将我安排到教育科，为年轻职工补习中学文化课。

　　在成都期间，山泊、沙博、王妃、舍人去看过我。山老板请我在成都当时最有名的耀华餐厅吃的饭。沙博到单位办公室找我，女同事连叹“帅哥！帅哥啊！”王妃去时我正好不在，后来同事讲起，我再确认的。她当时还在电视台。舍人与导师张普一起在成都参加学术会议。他通知我，我到他开会的招待所去访他，好像还与他一起住过一晚。具体地方不记得了，应在成都东郊，四川大学附近。

　　我在成都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国庆节，我请探亲假，绕道昆明，去看“贬”到那里的不言。他分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兵工厂，名字是一串数字。因为事先写了信，他出来在车站接的。坐公交车，一路往城外走，中途有一个地名很醒目——黑林铺！我笑他，你那个地方是梁山泊吧。他们厂外有一小片小小的石林，我还有照片为证。他陪我游过西山和大观楼，在市区餐馆品尝过昆明特色面食——过桥米线，两人探讨过“过桥”的含义。在往长沙的火车上，旁边坐着的是去北京的一家子。老人姓李，是四野的人，当年一路打到云南，落籍边境的农场。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结婚，这次是他带老婆和女儿回北京看兄弟。他一再请我吃香蕉。交谈时，得知他工资比我只多一点点。我说你那么老资格，不是亏了。他说，当年打广州时，他们一个排只剩下他和排长，其余都死了。“我是机枪手，专打敌人。我比战友强得多啦！”讲到这里，老人落下泪来。他的话我至今记得。

　　由昆明回湖南，是我坐火车时间最长的一次。早上8点来钟在昆明上车，第二天晚上8点多纔到长沙。坐得人腿都肿了，以为下车时会腿脚不灵。哪知脚一踩长沙的地，一听湖南话，人就来了精神，恢复了活力。

　　我第一次调动是由成都到长沙县，酒徒为我联系的。当时他在湖南日报编副刊，长沙县有个叫章庭杰的作者来送稿子，他讲起我的情况。章回去往领导一推荐，县文化局就同意了。

　　1992年春，我到了一次北京。当时沙博的一句话令我很感动。我住在清华园舍人那里，一打电话，沙博就赶来了。我问他怎么这么快。他说，你那么远都来了，我当然要来得快啦！那次北京行，在李秘、杨布的帮助下，有了我第二年南下汕头的行动——调汕头特区报。

　　汕头是老金（陶家凯）的故乡。1992年那次聚会上，他知道我去汕头，就说了一句：“你可能适应不了汕头。”当时我没有听进去，以为沿海是特区，不至于比自己当时的环境差。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没有通，我是先到广州，再坐大巴去汕头的，路况极差，走了一整天。我的单位在龙湖区，是汕头最好的一块地方。

　　汕头的人文环境对外地人确实不利。到了我就后悔没有将老金的话听进去。原来只有龙湖区是特区，我去之前，汕头才将“特区”扩大到整个城区。汕头特区报那时的当家人是北大毕业的，与我同届，有开拓进取意识。他当家时引进了十来个外省新闻人才。但我们这些人很快发现，自己与当地人始终无法融到一起。于是，不久这些“外省仔”就纷纷逃离汕头，多数人选择去了深圳、广州。那时老金是广信一个部门派到汕头的经理，平时在广州，有事才过汕头处理。每次过来他都会邀我一起吃个饭，聊聊近况。当得知我们那帮人多数选择了离开，他就着手为我联系羊城晚报。他上一辈的世交中有一位姓司徒的，曾是羊城晚报的副总编，刚刚退休。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拜访他。听说我写体育稿有一手，就想着往体育部推荐。他原来就是分管体育部的。不过，他说自己与体育部主任苏少泉有点不和。但后来他还是让我与苏少泉见了面。老苏是全国知名的体育记者，他看了我写的体育评论之后，对我很感兴趣，表示可以进。但就在这个节点上，老苏办了退休。他答应的事，副主任不买账。再找司徒先生出马找这位副主任，终于做通了工作。可惜的是，最后出了问题，新的分管体育部的副总编不同意，他要留着这个指标进自己的人。就在这反反复复中，时间到了1996年。人过了三十五，就不算年轻人了。于是，我决定打道回府。春节回家过年时，与原单位的领导一说，班子成员一致欢迎我回归。1997年夏天，香港回归之后，我正式回到益阳日报社。调羊城晚报虽没有成功，并不是我的水平不够，而是别的因素未到。回来之后，说到此事，一个同事说，羊城晚报那个管体育部的副总编原来是广州军区《战士报》的主编，是益阳南县人，同事与他既是老乡又是朋友。早知这一层，完全有打通关节的可能。命该如此啊！

　　舍友中，毕业后老金与我走得最近，对我帮助也最大。后来他生病，病危，有舍友去广州看他，而我未能成行，因为我一个人留守益阳，房子正在搞装修，脱不了身。去年是老金十年祭，我与十来位舍友一起去，看望他父母，去公墓里凭吊他的在天之灵。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阿K，在生时，我未能见你最后一面，请你谅解！我祝你在天上幸福！你，好人，下一辈子平安、长寿！

　　2004年春，武汉的舍友组织来益阳看我，闲云和酒徒也来了。益阳旅游资源缺如，我只好带大家去桃花江一游“美人窝”。春雨潇潇，车子一路开过去，直到美人窝的腹地——桃花江水库。有舍友问我：美人呢？我说，美人害羞啊。不仅美人没有看见，便是别的母的都难得一见，这也是少有的事。但舍友中有人感叹：擂茶好喝！竹海有气魄！在市内转了一圈之后，再叹了一句，让我感动：你这里宜居！

　　城市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