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在校的四年里，陆续自发地出现过很多文艺“组织”——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潮流，很时髦的潮流，仿佛一个年级一个班级不诞生几个文学文艺社团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或被视为自絶于进步势力，而自己若不属于这个社那个会的成员，跟人聊天吹牛都没什么底气似的——如半官方的“长征文学社”、“摄影社”和纯民间的“熙徳剧社”等等。那其中有一个团体，它确实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但却从没“正式成立”过。它没有“法定”的名称，没有商定的章程，没有选定的社长，也没有形成文本备查的成员名单，能够证明它存在的，是四册油印的、开本各自为政的、纸张厚薄不一颜色灰黄相间的、没有连续性刊名的小诗刊。由于第一本“诗刊”的第一首诗的题目是《烟囱》，封面上也用两条直线暗示了烟囱的形象，所以诗社的非正式名称便是：“烟囱诗社”。

　　不过，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个人记忆，往往会有很多差异。关于这个诗社，汪芳（方方）在2006年接受央视《东方时空——我的大学系列》节目采访时，对于“烟囱诗社”的定位比起我的记忆来，就“高大上”了许多：“我们在学校里面成立了一个诗社。我们在讨论这个诗社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给这个诗社起名叫烟囱，所以我们诗社就是叫烟囱诗社。烟囱它是什么形象？烟囱就是一个独立的形象。其实我们追求这种个人这种独立思考能力是每一个同学都向往的，都是内心的一种愿望，都是希望有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很想有独立思考能力，可是你还没有这个能力。”

　　“烟囱诗社”——这名字肯定都没几个人知道——更像是一个“爱好共同体”，它不是某种使命感的产物，时代的氛围和青春的躁动，加上诗歌这种最容易掌握的体裁，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它。放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烟囱诗社”确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它的成员中不仅没有一个成为职业诗人，没有出现一个诗评家，甚至没有哪个人的工作与诗歌有稍显密切的关联。当然，我也不能不说一句：如果他们写下去，有人会成为最好的现实主义诗人，比如汪芳；有人会成为最好的现代派诗人，比如弓克；有人会成为最好的诗评家，比如杨铁原、来华强；……但一切只是推论，而已，就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一条未走的路》中说的：“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现实的要求是，我们既然是中文系，必须得有个诗社，甚至还应该有个诗刊，才合乎情理；而一批闷头写作分行句子的诗歌爱好者，则是诗社能够出现的基础。当然，诗社的诞生地有相当的随机性，张磊、许向明、霍霍们的寝室里诞生了文学社，我看主要是因为老许和老霍等正热衷于写小说；李昕的寝室诞生了摄影社，是因为李昕的一架旧相机团结了一群摄影迷；我们103寝室诞生了诗社和剧社，那是因为弓克、老夏和我三个小字辈喜欢热闹，而三位老大哥雅虎、老段、老杨也能以欣赏的态度听任我们去热闹。

　　“熙徳剧社”是因为演出了古典话剧《熙徳》而产生，诗社是因为印出了第一本小诗刊而存在，不一样的是，剧社后来因为排演《沉思者》而一时轰动，诗社的诞生和结束却并无二致地悄无声息。还有一点不同是，剧社里的导演、演员、道具、音响等等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诗社里的人却都是身兼数职，每个人都是策划者、作者、编辑、校对、同好招募者、钢板刻写者、油印机操作者……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发加自愿的，是任性而为的；没有三年计划，甚至没有三个月的计划，兴之所至，一切随缘。

　　翻看那几本油印旧刊，你会发现其中的字体五花八门，因为不仅作者往往就是刻写者——汪芳在她的文章《一生中最重要的》中说：“在诗社里，我算是主力。不光写诗，还要刻钢板。我在上大学前，在原单位搞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比较会刻钢板。于是诗社所出诗集最重要的作品大多由我来刻。”——非作者也会被拉差，刻钢板的杨胜群、刘亚虎等甚至都不怎么写诗，他们是最纯正的义工，仅仅因为他们跟几个好事者分在了一个寝室。

　　诗刊从第二期开始，在尾页上加署“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编”字样，应是拉大旗的小团体行为，并未经过班委会和党支部的研究批准，与年级文学社的社刊《红枫叶》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四本诗选刊，在《蓝摩托》和《A大调》上分别标有总第二期和总第三期的期数，说明他们之间是具有连续性质的；但第一期的封面上没有刊名，而随后的刊名又互不搭界，各说各话。这个不与流俗妥协、极具创意的文本，无论好坏，都得归功于弓克。瞭解弓克的人一定会恍然说：哦，《蓝摩托》、《A大调》，这样别出心裁的刊名，也只有他敢取了。还要记録一笔的是，前三期的封面设计，皆为弓克手笔。

　　可以肯定的是，诗社里所有别出心裁怪模怪样的事情都是弓克的主意，比如刊物的开本，细长的一条，谁都说不清那是多少开，等到了最后一本，弓克终于去忙学校的“多学科讨论会”等大事了，诗刊这才回到了正常的16开。

　　弓克干的怪事当然不止一件。在总第三期《A大调》里，有三则简讯，第一则竟然是一则讣告：“本刊重要诗人小顿，于六月三十一日病逝……”小顿是弓克写诗的笔名，在《烟囱》上刊登过《在天地之间》，那诗以“我倒立着”开篇，奇崛怪异。不知他发什么疯，要突然宣布写诗的小顿死了。同期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结束——挽小顿和他的诗》，署名沐竞戈，是我执笔的。还刊登了另外一首诗，题目是《作为小顿的朋友，我开始写诗了》，署名波欧，那无疑是弓克自己的手笔，作品以平和的“他和所有的死者没有任何区别了”结束。诗性的人，诗性的恶作剧，混杂着古风和西方现代风的特殊气息。

　　三则简讯中的最后一则是个消息：“本刊主要撰稿人吴新在《蓝摩托》上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今已告别诗坛，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许多刊物上陆续读到她的小说作品。”但“吴新”两个字是用蓝墨水钢笔添加上去的，而仔细辨认，你能发现，被覆盖的名字是“卓守”。卓守是谁？就是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方方（汪芳）。事情是这样的：至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汪芳写小说已经进入最后的收获阶段，就看是哪个刊物给她发表了，而且对这一动向我们是瞭解的。我和弓克作为好事之徒，自然不想放过这样一个炒作的机会，便擅自白纸黑字地披露了这一消息。那天，汪芳来我们寝室，看见已经印好的诗刊上的这则简讯，当即表示出强烈不满，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她确实重重地摔了我们寝室的门，走了。面面相觑的我们，只好用钢笔一本一本地把“卓守”改成表态将来保证不写小说的“吴新”（大概是梁凡），但那个泄露天机的“她”依旧在。至于汪芳为什么叫“卓守”？大约因为她琢磨写小说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和弓克认为，她的主业是写小说，而写诗只能算副业，是用左手就能做了的，所以就给她安排了这个笔名。

　　诗社成员们的笔名，大部分中规中矩，直观上就看得出来源，童志刚叫童謡，夏武全叫仲夏，师月会叫施岩，杨铁原叫金泉，那个沐竞戈，也是简单地从梁童弓夏每人名字中取一部分组合而成……最特殊的当然是弓克，他为什么叫小顿？叫波欧？我们简直找不到一点线索，而他如此取名的初衷，可能追求的恰恰是让人不得要领。童志刚叫林一娜，也许是随手写下的结果；杨胜群叫逊君，大概是谦虚使然；李智华叫静静，我能想到的原因是，这名字跟他当时的女朋友有关……关山的笔名有点奇怪，叫“东方芒藤”。当年关山想取个笔名，我们就帮他出主意：武汉有个地名跟他的名字一样叫关山，位置在华中工学院附近，地处武汉大学的东边，英语的“山”发音是“芒藤”，所以我们说：你就叫东方芒藤了。毕业前，关山在省委的一本刊物《党员生活》上发表了一组诗，署名就是东方芒藤。

　　我个人写诗属于“直白派”，诗歌语言是传统的，所表达的感情也基本是主旋律的。当年入学两个多月后，我在《武汉大学校报》（1978年12月31日，总第247期）发表的第一首诗，名字就叫《祖国踏上新征程》，正能量得厉害。那几年我确实写了很多诗，校报编辑的《大学生作品选》1、2、3期每期都有我的作品，甚至77级学兄们编的诗选刊中也有。大概是数量的优势给人造成了错觉，汪芳后来竟然公开说在诗社里“童志刚的诗是公认的最好，激情四溢”，这样的评价不知会激发多少人的不满情绪，这“举贤不避亲”的褒扬，实在让我羞愧万分；同时也让我明白，跟汪芳大学同班同组四年，然后工作为同事、居住为邻居十几年，实在是太值了。

　　翻检旧作，我的诗堪称一无可取，我自己能记住的只有本文标题引用的这一句“白话诗”。但我对诗歌界也有过一个贡献，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有必要记録在案：1981年7—8月间，我在假期里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不是云——为那些终日从“这里”向“那里”送货物的人力车夫而作》，这首诗当然是一如既往地并无亮点，但它催生了另一篇闪亮的作品：汪芳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中说：“那时诗社社长是童志刚……诗集最前面的组诗几乎全都是童志刚的，我刻了几册诗集，结果几乎全都刻的是童志刚的诗。”《不是云》的钢板刻写者正是汪芳。她大约是一边刻写着我诗句，一边在想：这样写不对。然后对我说（大意）：“写这个题材，你只能隔靴搔痒，写不出他们的真实感受；我是拉板车出身，看我来写一首。”随后她就写了《当我拉起板车》，发表在1982年的《诗刊》上，幷且获得了年度优秀诗歌的一等奬。武汉作家田天（他是我们中文系的师弟）后来写文章时用了“奇迹”这个词：“那首《当我拉起板车》奇迹般发表在全国性大刊物上，我们这些武大学子才第一次知道了汪芳的名字。”这首诗的高度让“烟囱诗社”显得不是那么完全可有可无了。

　　诗社没有搞过研讨会，没有举办过赛诗会，估计也从来没有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烟囱诗社”的成员……诗社唯一的一次公开活动，可能是毕业前夕讲习班结业系列活动中的那次“珞珈山诗会”，因为是以诗社名义承担的任务，我便充当了主持人。当时有人拍摄了我站在讲台上主持诗会的照片，后来在2014年的某天，央视新闻介绍各大学校长给新生讲话，武大校长画面的背景图片中就有这一张；之前之后，它还“以讹传讹”地一再混迹于武汉大学老照片系列之中。那天我朗诵了大约是在学校里写的最后一首散文诗《溪水般流淌的情丝》（后来这首诗稍作改动发表在《湖北日报》上），当时是张武波用他的録音机给我配的乐，至今想起，那种温馨的感觉仍在萦绕。

　　我们的诗社没有门槛，不考虑政治面貌、现实表现，只要你写分行的句子就行，也因此，诗社竟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开放性。在我们的诗刊上发表作品的，不局限于老八舍的78级同学（年级同学约三分之一的名字出现过），比如中文系77级的学兄张天明（章添鸣）、徐业安（夜庵），80级的学弟吴涛，经济系的张小红，还有咸宁师专来武大进修的青年教师吴忠诚等，都在我们的诗刊上留下了作品。但在交往方面我们比较“内向”，跟77级的高伐林、王家新有过一些接触，记得有一次他们请来了著名诗人叶文福，在当时算是个敏感人物，大概是在王家新的寝室，开了次半秘密的座谈会，我们诗社中有几位成员在场。

　　脱离了青春躁动之后的诗社成员，不再把诗歌当成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据说只有弓克仍然还在写，在写一首更加奇怪的诗；但以他的讲究和雕琢，不知我们何时才能欣赏到。1998年之后我还写过诗，写作时间视老八舍同学的大聚会而定，一概是为了同学的聚会而写，表达的感情是真实的，采取的方式是戏谑的，目的只有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跟我一样，老八舍曾经的诗人们，后来若是重操旧业，基本是仅仅在为老八舍而写了。

　　关于诗社，我并没有特别清晰和系统的记忆，它是一段影响微乎其微的人生插曲。翻看几本诗刊才发现，诗社存在的时间原来是那么短暂，从1981年3—4月间印出第一本《烟囱》，到1982年5月第四本《涌向天际》——这个名字，是我们用诗句对四年大学生活的告别，昂扬的的背后，是星散的无奈——问世，前后仅一年多时间，用“昙花一现”来形容可能都是过誉，只能说是：来过，去了，近乎来去了无痕。

　　指天发誓，这个诗社真的存在过，但也止于存在过；如果我今天不记下这些鸡毛蒜皮的点滴小事，未来不会有人知道它；虽然，知不知道它，原本也无关紧要。

　　附：四本小诗刊里（《烟囱》、《蓝摩托》、《A大调》、《涌向天际》）的作者，笼统地说都是诗社的成员。録以备查（以目録中名字出现先后为序）：童謡（童志刚）、小顿（弓克）、白池（？）、梁凡、仲夏（夏武全）、施岩（师月会）、林一娜（童志刚）、吴忠诚（咸宁师专教师，当年在武大进修）、张日焕、张小红（经济系学生）、东方芒藤（关山）、郭倡民、司马（？）、静静（李智华）、沐竞戈（弓克、夏武全、梁凡、童志刚）、吴新（梁凡）、卓守（汪芳）、金泉（杨铁原）、中子（郭倡民）、吴涛（中文系80级学生）、波欧（弓克）、章添鸣（中文系77级张天明？）、夜庵（中文系77级徐业安）、张杰、汪芳、老倌（？）、小森（？）、张国安、方洁（章伟）、翔子（？）、程习勤、寇勤、逊君（杨胜群）、隋圻。

　　2014年12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