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武大中文系摄影社，还得从校学生会摄影社说起。

　　大约是1980年下半年，那时我在中文系读大三。一天，校学生会美工队队长刘涛来找我，说校学生会要成立一个摄影社，也就是照相馆，给同学们照照相，然后印出照片留作纪念，同学们有这种需要。我们的摄影社也可以适当收费，但价格一定要便宜，因为珞珈山照相馆收费太贵，很多同学照不起。刘涛知道我会摄影，也懂得暗房技术，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这事好办，只要有人有设备有暗房，肯定做得成。他说没问题，与学生会协调，他来解决。

　　很快，校学生会在老斋舍楼顶平台大屋顶的角楼里面，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摄影社就准备在这里开张了。刘涛本人是摄影高手，且深通书法（后来他做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系教授，专攻书法史研究）。但是他不喜欢张罗具体事，找到我以后，他就大撒把了。他兼任摄影社社长，让我当副社长，然后就把一切都交给我来办。首先是组建班子，刘涛只给我介绍了历史系77级的同学夏潮（此人后来读了博士，现在是全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其他由我来找，我就近在中文系78级同学中，发展了骆苗、徐江和隋圻。又找了物理系的徐世斌，还有经济系的一个姓陈的同学（名字已忘记了，因为这家伙好说大话，我们中文系的几人给他起外号叫“牛皮匠”，不大喜欢和他来往，所以他很少参加摄影社的活动）。后来摄影社开张，因为和外系的同学不住在一起，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所以摄影社一共八个人，其实主力就是中文系的四位。

　　那时的摄影，用的是传统胶卷相机，拍的是黑白照片。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拍照，然后冲洗底片，再用底片放大黑白照片。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技术含量的活计。首先得有放大机，校学生会出资100元，让我们去买机器。我和刘涛跑到汉口，按照预算，抱回来一台80多元的，当天晚上架上一试，发现洗出来的照片都是虚的，对焦不准。再一看，原来是放大机的铁支架太软，时有轻微晃动，影响对焦。于是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跑回去换货，按理说已经拆封启用的机器，是不退不换的，我们好说歹说，照相器材店的女服务员看见我们是苦兮兮的穷学生，就同意给换了一台“海鸥”牌的，这一架就贵多了，共花了130多元。

　　其他设备就是相机了。校学生会无此预算，只能用我自己的相机。我的相机那可真是其貌不扬，就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小铁盒子，上面露出一个镜头，看上去笨头笨脑。它是40年代东德的产品，品牌是“维拉”，几乎无人知晓。50mm的定焦，焦距是1:2.9。懂行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非标准化产品，因为一般相机的焦距，有1:2，1:2.8，1:3.5等等，从没听说过有1:2.9的。但在那个时代，老百姓中拥有相机的家庭恐怕十不及一，一个大学生能把这样一架老旧的相机带到学校，已经是一种奢侈了。这架相机成像极好，用过的人都说它特别“出片子”。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带着它走遍公社的村村落落，用它给老乡们拍过几千张照片。我发现它不论室内室外，无论光线好坏，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都很高。记得我当时为讨好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地给他拍了一张近照，然后用10×12的相纸放大出来送给他，谁知因为照片拍得太清晰，把老书记脸上的七沟八梁、疙疙瘩瘩都表现无遗，就像罗中立画的《父亲》似的。老书记见状说，“我有这么丑吗”，竟然当场将照片撕成两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这相机的写真能力了。

　　设备有了，还得做广告呀。我和徐江、隋圻等同学平时在一起拍过一些照片，可以贴出去作为样品，但这时同学陶家凯说：“你们几个秃小子的形象，能吸引顾客吗？打广告得有美女呀。”可是到哪儿找美女呢？本年级里有6位女生，个个都是“读书的种子”，问都不用问，肯定是不肯作广告招摇过市的。于是找刘涛帮忙，他给我介绍了历史系的两个美女，一个是77级的朱雯，另一个是79级的虞织文。这两个女孩是闺蜜，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平时在校园里就是引人注意的一对，惹得男生给她们起外号（外号属隐私，这里不提了）。我趁一个星期天约她们到校园里转了一圈，在图书馆、体育馆、湖边，她们尽情地摆出pose，我拍了一组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大出来，贴到了校学生会的布告栏里面。

　　既然是收费服务，就要有定价标准。我和徐江到珞珈山照相馆去“取经”。怎么取，就是去抄他们印制和放大照片价目表。那价目表上，从1吋、2吋一直到12吋、24吋都详列价格。我们抄回来以后，一律除以2，按半价计算。比如6吋照片照相馆收费7角2分，我们就收3角6分，4吋照片照相馆收费3角6分，我们就收1角8分。拍摄一张照片，照相馆收费要1元多，而且没有外拍服务，我们只收4角钱一张，常年在外面设点。这样比起照相馆，我们的竞争力就很明显了。

　　摄影社就此办了起来，我们几个人轮班，每人每周两次，下午课后在老斋舍平台图书馆前，定点为同学们拍照，晚上在暗室冲洗照片。我们洗出的照片，和珞珈山照相馆相比，质量一点也不差，很受学生好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各系的学生都跑来请我们照相，摄影点经常要排长队。许多同学，特别是刚入学的新生，要给家里寄照片，要在武大的校园美景留个影，我们的服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大约一个学期以后，摄影社赢利了。扣除设备和其他生产成本（胶卷、相纸、洗相药品）和摄影社人员的出勤补贴（每人每次4角钱）以外，上交给校学生会150多元。这在当时絶不是一个小数，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中文系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林豪生闻知此事，便来找我说：“你们干嘛要给学校赚钱呀？咱们自己系里的人，应该给系里干。”这话很有点肥水不外流的意思。我问：“给中文系干以什么名义才好？”他说：“就叫系学生会摄影社。我在学生会成立一个勤工俭学部，你就做部长，兼摄影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勤工俭学部，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摄影、洗照片，可以和勤工俭学划等号。

　　在这之后我和刘涛商量，中文系的四个人要撤出校学生会摄影社了。刘涛此时也到了毕业前夕，无心恋战，看到主力统统离开，便和校学生会打招呼，宣布校摄影社解散。我们几人撤回到系里，重新购买了放大机，林豪生老师协调，在老八舍三楼的女生宿舍中腾出一间屋，作为我们洗相的暗房。重建中文系摄影社，我做社长，徐江是副社长，原有的四人不够，我们又在同年级的同学中，拉进来几位摄影爱好者，记得有寇勤、刘道清、李建平、陶家凯等。由于男生都住在老八舍一楼，宿舍的窗子临着一条小路，我们选定了骆苗和徐江等同学的宿舍，就在那里开窗营业，接待顾客。窗台就是柜台，来登记照相和取相的学生不用进屋，就在窗外排队。由于我们大作宣传，把海报贴得满校园都是，食堂、小操场门口都有，特别是贴到了珞珈山照相馆门前，很有一点摆擂台、争客户的味道。这样一来，一时间非常热闹，顾客增加了很多，生意比校学生会摄影社时期火了不少。我们很注意照片质量，每天洗出的照片，装袋以前都要质检，发现不合格的，立即返工。有时在景点拍照，取景不理想，比如人脸黑了，或阴阳脸了，或人像不突出与景物不成比例了，我们就主动联系顾客重拍，重洗照片。我印象中，摄影社营业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质量问题受到顾客投诉，更没有与顾客发生过纠纷。

　　说到纠纷，倒是有一次发生在我们和珞珈山照相馆之间。这家照相馆是武大校园内唯一的国营照相馆，位于12路公交车终点站旁，紧临一间热干面馆，其位置，离老八舍不过两三百米。因为我们的生意火爆，珞珈山照相馆变得门庭冷落，眼看要被我们挤垮了。一天下午，他们忽然派出两名员工，到我们老八舍一楼的营业部门前探头探脑。见到我们的营业广告牌，上手撕，用脚踹，顿时给弄得稀巴烂。他们大概觉得我们是非法经营，且对他们构成不公平竞争。严格地说，我们的确没有履行工商登记，属无照营业；但我们以“勤工俭学”为名，又有校方支持，也自恃理直气壮。当时我不在宿舍里，后来听说，几乎是打了一场群架。最先发现有人搞破坏的是同班的杨铁原，此人是湖南汉子，人称“潇湘酒徒”，原籍山东，一向侠肝义胆，好打抱不平。记得不久前我们开门办学，在农场里发现一个小偷儿，大家义愤填膺喊抓，也是杨铁原一马当先，提着此人脖领送到派出所的。这天杨铁原从宿舍里冲出，大喊一声“住手”，随即挽起袖子，扑将过去，与那两个照相馆员工扭作一团。因是在宿舍门前，同学们纷纷涌出，将那两人团团围住，形成群殴之势。那两人见状不妙，有如过街老鼠，夺路而出，狼狈而逃。从此，再没有人敢来摄影社门前滋事。

　　另一个小插曲是，我那架老旧的东德相机有一天突然坏了，快门无论如何按不下去。预约摄影的单子已开出了一大批，相机出故障，急死活人。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摄影工具呀。我们想找汉口的照相器材店，但是考虑到这架已经是文物级别的外国相机，估计维修人员都没有见过，怕是修不了。这时，当兵出身的同学万凤琪凑过来看看，摆弄了两下，说：“我来试试吧。”我们知道这家伙心灵手巧，平时就喜欢鼓捣些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小玩意，但也并不相信他能修相机。这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那万凤琪把相机拿去，几下就把它大卸八块，一两个毫米大的小弹簧、螺丝钉拆出一大堆。拆开一看，发现机身内部，已经积下一层尘土。原来是像钟表一样，需要“擦油泥”了。于是他把每个部件用汽油清洁一番，又原样安装回去，这机器立刻完好如初，快门咔咔作响，分外悦耳。

　　中文系摄影社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一个学期，后来学生宿舍搬离老八舍，我们的营业窗口没有了，摄影社就不再对外营业，但是作为本年级同学的内部的社团，仍然为大家提供自娱自乐的服务。毕业前同学们颇为活跃，组织过学生毕业论文演讲答辩比赛，请武大校长刘道玉和众多教授亲临现场；又组织过中文系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面向社会招收了一千多名学生，盛况空前。这些活动都被摄影社完整记録，有些照片还被发表在报刊上，作为新闻报导的插图。毕业前夕，年级同学到磨山游览，摄影社的记者一路捕捉精彩镜头，记下了大家的音容笑貌和当年的风采。我想那时武大的学生，大概没有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同学，可以像我们中文系78级同学这样，在大学期间留下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吧。

　　本年级同学拍照、洗印照片不收费，但所用显影液、定影液、相纸是要自己买的。好在这些东西当时很便宜，12吋相纸一张只要3角多钱。于是就发生了个别同学买相纸，回到宿舍打开包装数一数是否够数的笑话。不过这只是听说，一直没有机会核实。

　　说到摄影社的功劳，还有一条需要记上一笔。我们号称“勤工俭学”部摄影社，为系里赚了一点学生工作经费，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但是对摄影社内部的成员来说，还真是有一点“勤工俭学”的意义。摄影社里有几位同学，上学期间是靠助学金生活的，我们规定每个成员每值班一次，给4角钱津贴，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外快。比如后来做了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CEO，幷兼任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的寇勤，现在是高薪名车别墅都有了，但当时却是每月领取甲等助学金的。那时学生食堂改善经营，提供夜宵，晚上8点以后，供应馄饨、油条、荷包蛋等等。我想，那些在摄影社“打工”的同学，拿到出勤津贴以后，恐怕是狠狠地享受了几次荷包蛋吧？

　　最后再啰嗦几句，说说我那架东德相机。毕业前夕，我交了女友，作为礼物，女友送给我一架崭新的国产海鸥牌相机。这时万凤琪对我说：“你的旧相机反正也用不上了，不如转让给我。”我想，这架古董相机，说不定哪天又要修理，大概也只有万凤琪可以摆弄它，于是便同意了。不知后来，这相机有陪伴万凤琪多久？如果一直留到今天，或许能送到寇勤的嘉德公司去拍卖，卖出一个文物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