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俩出身于福建省永定县金砂镇赤竹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哥叫邱福堂，出生于1906年；我叫邱禄堂，后改名为邱其芳，出生于1910年。在我12岁时，父亲去世，剩下孤儿寡母，生活异常艰辛。因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革命的种子。

　　我哥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我的兄长邱福堂在金砂暴动前结了婚，我的嫂嫂熊氏，娘家湖雷。

　　1928年在张鼎丞的指引下，兄长邱福堂参加铁血团、永定暴动，在攻打永定县城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因表现突出，后被选为赤竹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暴动后，形势异常严峻，敌强我弱，根据上级指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上山打游击，继续与敌人斗争。这段时间，我们兄弟俩跟随张鼎丞奔波在金砂、丰稔、仙师的深山密林里。直至1933年冬，在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时，福堂在位于金砂下金乌石下水口中，不幸被民团搜山队伍逮捕，关在店边伪乡公所。民团抓获福堂如获至宝，连夜审讯，对他威逼诱惑、严刑拷打，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福堂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忠于党的崇高气节，始终坚持不暴露一丝一毫党的秘密及张老的行踪。

　　母亲得知福堂被逮捕的消息，心急如焚，四处筹钱想保释他，但敌人放话，这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铁血团、红军营的死硬分子，再多钱也不准保释。

　　民团无计可施，于1933年春，残酷的将福堂枪杀于赤竹正德学校门口。行刑前，乡亲们担心我母亲经受不起这一打击，忍痛将母亲反锁家中，寸步不离陪伴左右，听见枪响，母亲悲痛欲絶，身旁的亲人们费尽力气将其抱住，场面十分沉痛。

　　福堂牺牲时，年仅25岁，无儿无女。在组织和乡亲的帮助下，用几块木板钉成薄棺，安葬在一个名为“羊角屎岗边”的山脚下。几年后，我的嫂嫂，在饥寒交迫中病死。

　　据当时目睹行刑的老人回忆，福堂是条硬汉，临刑时面不改色，他大声地告诉乡亲：“我参加革命就是推翻反动政府，让穷苦农民过上好日子，我不后悔！”

　　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解放后，邱福堂被上级民政部门评为“革命烈士”，他的亲属在生活和经济上，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我的革命历程

　　1926年，我从永定县道南学校毕业后，执教于赤竹正德学校，直到金砂暴动（1928年6月30日）时止。

　　1927年9月（农历八月），在共产党员、赤竹正德学校邱礼荣老师和共产党员、金砂公学赖文舫校长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和瞭解共产党，知道共产党是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剥削阶级，为民作主的政党，于是我秘密加入赤竹农民协会。犹记得当时的情形：一天晚上邱礼荣老师和赖文舫校长来到我家，参加我、邱发贵、邱守钦、邱本荣共4名新会员秘密加入赤竹农民协会举行的宣誓仪式。宣誓由赖文舫校长主持，我们围在一起，杀了一只雄鸡，将鸡血滴入盛酒的碗里，跟随赖文舫校长边喝血酒边宣誓：“推翻剥削制度，保守秘密，永不变心，宁死不屈。”

　　1927年10月（农历九月），我当选为赤竹村秘密农民协会会长。担任会长期间，我带领协会会员采取会员包户的形式，秘密深入各家各户，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和主张，号召广大农户团结起来，开展抗捐抗税、反对土豪劣绅剥削和压迫、反对国民党统治。

　　转眼至第二年，即1928年元月，张鼎丞主持召开金砂各村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筹划金砂暴动一事。当时的我在农民协会负责宣传和儿童团工作。同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我接到溪南区农民协会的紧急通知，决定在7月1日（农历五月十四）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作为当时的赤竹村农民群众参加金砂暴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永定暴动纪念馆有资料记载），我于7月30日（农历十三）傍晚，组织好准备参加金砂暴动的赤竹村民带到金砂店边和其他村的村民汇合一起整装待发。晚10时，在永定暴动总指挥张鼎丞同志的率领下，数千名金砂民众手拿鸟铳、镰刀、斧头等武器浩浩荡荡开赴永定县城。十四日（7月1日）凌晨，在张鼎丞同志的指挥下，金砂、西溪、东溪等地数千农民群众攻打永定县城。在县城巷道激战数小时后，因国民党部队援兵即到，暴动指挥部指挥队伍撤出县城，驻扎城郊继续围城三天，后我们返回金砂，开展土地革命活动。

　　金砂暴动后，张鼎丞和邓子恢在金砂金谷寺成立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我积极报名参加红军营，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当时红军营营长是张鼎丞，党代表是邓子恢，我在该营第一连当战士，连长是赵成光。

　　1928年8月，溪南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我是委员之一。

　　金砂暴动后十天左右，国民党派部队血洗金砂。城内的国民党军队龢民团到金砂后到处烧杀抢掠。当时敌强我弱，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会议，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张鼎丞率领我们开展游击战，攻打丰稔、合溪等地。

　　同年8月，张鼎丞、邓子恢闻讯国民党军龢民团将分七、八路进攻金砂。于是，党组织通知我们，在大培里的新楼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中，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战斗部署，除了留一部分红军战士外，其他人员化整为零，四个人一个组开展活动，我组人员有邱本荣（中金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邱守钦、邱发贵和我。后来情况形势更加严峻，白天我们无法活动，只能晚上进行。经过商量，我们将枪支弹药交给邱本荣家里埋藏。

　　最后，我和邱寿钦、邱发贵三人商量决定，暂避到广东梅县松口靠做零工过活。不料数月后，他们两人竟假装赴圩，以购买缝纫机为名，把盘缠全部携走，随水客下南洋了，丢下我一个人在松口。当时，我已身无分文，有家归不得。正当我在街头徘徊时，碰到西湖寨的张华先，他是来松源干泥水活的。我在他处干了几天活，因天寒地冻，我这教书人，无法适应干泥水活，手指裂开，疼痛难忍。张华先非常同情我，给我结了工钱，于是我便回家了。途经大埔青溪虎市，遇到保灵寺学校（张鼎丞在此教过书）的炊事员、同乡曹初贤，他告诉我，金砂到处是军队驻扎，许多革命者被屠杀。这样，我就暂在虎市一家药店当学徒兼炊事。1931年，我兄邱福堂（其时，他担任中金乡苏维埃政府秘书）被伪乡长范寅的民团抓捕并被枪杀在赤竹正德学校门口（解放后评为烈士）。于是，我再一次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从此，我只好在虎市谋生。解放后当了人民医生。1979年退休回乡。

　　1984年，经上级民政部门评定我享受“失散老红军”待遇。

　　这就是我的兄长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事迹和本人的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