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即社科院复建的第二年，我进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资历很老，人员很多的研究所，地点设立在漕溪北路40号——原徐家汇神学院——与藏书楼庇邻，深宅大院，神秘幽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我在三楼近代史室工作，一个人有一大间办公室，因为朝北，冬天好冷。但我们年轻研究人员，每天坐班，成天泡在书海之中，学术研究氛围很浓，实在难忘。

　　我的工作是编《章太炎全集》，这工作首先要通读章太炎这时代的一切报刊、杂志、书籍与相关资料，要瞭解他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没有一、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休想有成。而古籍整理、标点、校勘等工作，还不算学术成果，要冒头谈何容易。我就是在人们眼里是没有资历、学历、水平而仅仅靠先人余荫在混饭吃的人，没有几人会用正眼看我。而我是抱了“天天做，不怕万千事，日日行，不怕万千里”古训，钻进了工作里。直到2019年——四十年后，《章太炎全集》二十卷终于成功出版，囊括了全国图书各种最高奬项，成了当年全国十大好书之一，而我个人也获得了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奬，终成正果。这期间我还出版了五本专著——《沪上春秋——章太炎与上海》、《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章太炎》、《后死之责——祖父与我》、《面壁集》，另有编着《章太炎医论集》、《章太炎演讲集》（上下册）、《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章太炎生平与思想》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十多册，给我在历史所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历史所的四楼，原是翻译室，有几个很资深老翻译，但我们与他们接触不多，后来从华师大进了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以后发展成亚太所，再后来发展成国研所。我后来阴差阳错地调到了亚太所，最后又算是国研所退休。但我实际上没有在亚太所与国研所上过一天班。

　　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探亲”，结束了两岸隔絶，开启了两岸交流交往新时期，为了应对两岸新局面，1988年，上海社联成立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关键人物是李储文、王元化、乔林，让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我参加过“上海对台工作展览会”筹备工作，负责台湾的历史与现状这一部分，加上我家庭的复杂海外关系，也许适宜做这种交流工作。“海促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对台交流团体，但主要工作是交流接待，阵容很大，几乎囊括上海文化精英。随着两岸交流扩大，1990年上海台湾研究会成立，这是上海对台研究和交流的正规军，我担任了秘书长。1992年，社科院台研中心成立，我任副主任。1999年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我担任了副所长，台湾研究进入学术研究深水阶段。1997年，以台港澳为中心的东亚研究所成立，我任法人兼所长。这些工作的背后就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上海社联主席李储文，我密切地为他们工作，成了对台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参与了许许多多内部工作，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与学术化。就这样我越陷越深，又担任了市政协台港澳侨委副主任、市政府参事、中央统战部、外宣办、海协会等特约谘询专家。所以我工作场所基本上不在社科院，成了“院外人士”，尽管我在海内外名声越来越响，但院内领导基本上是不理睬我也不承认我，我始终没有享受过体制内的任何优越性。直到后期，刘华书记与左学金院长时，才承认我的工作与成绩，承认我的工作与成就也是社科院的一部分，使我也有学术晋升机会，终于成了三级研究员。

　　对台工作与对台政策研究是痛苦指数很高职业，空间非常有限，高度敏感机密，弄得不好就会走到政策的前面，成为政策对立面。对台研究既要及时掌握每天台情，又要加以理论分析与研究，还要有顶层设计意识，而不仅仅当个哨兵，还要当学者，每天都要处于工作状态，在第一时间作出第一反应，工作是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假期，紧张而沉重的。这些年来，我完成各种课题数以百计，出版了五部专著，《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两岸关系与中国崛起》、《统一探究》、《论统一》、《我与两岸关系三十年》，另有十余部编着，我坚持和平统一，在海内外颇有影响，被称为“鸽派代表人物”，被中共中央台办与国务院台办联合授予“对台工作特别奉献将”，也终成正果。

　　我的工作从先前的历史研究为主转变为以对台研究为主，所以我从“历史所”调到“亚太所”。我无论从事历史研究或是两岸关系研究，都认识到打好基础最重要，书不嫌多读，而且要与国家命运与前途结合，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加以思考，要安贫乐道，甘于坐冷板凳，不要急于求成，要潜得下去，不图虚名，不讲假话，求真谛，不发媚人之言！

　　纵观我与社科院，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八年前我从亚太所退休，如今七十八岁，但我还没有从东亚所退休，仍坚持从事研究，坚持当个学者，尽一个士的责任，真正的士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真正老兵是不会凋亡的，我将依然如故的孜孜不倦地工作，如入社科院时一样，不忘初衷。我也希望社科院要重视基础研究，要宽容对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为当智库而求智库，要站得高看得远！

　　写于2020年10月7日

　　* 应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