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尊雪山婆罗门

　　我一生除了最最敬重达摩外，雪山婆罗门又叫雪山大士神要算我第二敬重之物了。

　　我祖父精通佛学，曾以佛学解释庄子学说，成《齐物论释》，并用佛学构建近代民主革命理论，但他并不信奉佛教，家里也没有供奉佛像，更不要说烧香拜佛。但我小时候曾在家中见过一尊精瘦精瘦的木雕老汉，闭目而坐，手持佛珠，根根筋骨枯露于胸，四肢有骨无肉，形膏神炯，令人敬畏。我曾问：“这是谁？”有人告诉我是“无量寿”！我似懂非懂诺诺。后来，这尊老汉也不知所踪了。

　　“文革”期间，内人有一次从她家中带回了一尊小佛像，我一看竟是当年家中见过的无量寿佛，但只有手掌大小，还缺了一个胳膊，但栩栩如生，雕功精良，用料上乘，显然是劫后余物，我甚是喜欢，有似曾相识之感，于是我用园中冬青树的枝为它“接肢”，居然一直安存于我书房。

　　“文革”结束后，上海展览中心办过一个“长三角文化用品展销会”，我在湖州文物商铺的地板角落，发现了一尊一尺来高的“无量寿佛”，由于面目狰狞，满身积灰，无人问津，只好放在一偶。我一看是件老货，用料与刀功，决非一般之物。便问：“这是什么物件？”一个年轻人回答我：“不知道。是店里存货”。我又斗胆问问价钱，这个营业员回答我：“两千！”于是我放下两千元，抱起就走，连灰尘也不擦一擦。回去一清理，一看物件完好，用料讲究，刀法精湛，面慈祥和，双目半阖，唇角上扬，宁静和祥，凝注静思，虽然瘦骨嶙峋，但安贫乐道，凝聚了一股强大气场，让人感受到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后来我在一个拍卖会上也见到了相同的物件，但成交价却是我十多倍！

　　我一直以为它是无量寿，但直到我在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俪松居长物志——自珍集》中，看到了他花了很多功夫，也收藏了这两物件，款式一样，但不叫无量寿，而叫“雪山婆罗门”，又叫“雪山大士”、“雪山罗汉”，它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别名。释迦年轻时，目睹世道不平，愤入雪山修行，整整六年，食诸果，饮山涧，不避风雨，苦中得道，参透成佛。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要成为承担天降给你大任的人，一定要你经历种种困苦，经受种种挫折，在逆境中成长，即使瘦饿至此，也不减所志，才能生于忧虑，死于安乐。这尊佛像，是释迦成佛之前形象，所以一般不入佛堂，认识它的人不多。一般人只喜欢请一尊面目和善的观世音回家，求子得子；或请一尊弥陀佛回家，求财得财；或请一尊药师王回家，求寿得寿……。但我认为达摩与雪山更为重要，我们首先要学会吃苦，吃得苦中苦，不要首先想长寿享受。所以崇奉达摩与雪山，非常励志，非常感人，是文人的榜样，为文人所崇，一个九年面壁，一个六年面壁，都是苦行苦练，为我所喜！

　　良渚玉琮

　　玉琮是最神圣的祭器，玉琮又被推为玉中之王。在我写字桌上，就放着一块一手大小的仿良渚古玉雕成玉琮，代表着天圆地方，纹了许多古代的“神徽”符号，这是我家乡标志，也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代表。我是余杭人，余杭原有两大标志，一是出了个章太炎，二是发现了良渚文化。我既是章太炎子孙，又是良渚人后代，大莫荣焉。这块玉琮是我二十多年前参观良渚遗址时，当地领导送我的纪念品，这样制作仿良渚玉器的工匠听说有一大批，作品上乘，我是十分珍爱的，天天供于案头，良久良久地欣赏。

　　祖父不以收藏着称，但也有许多收藏，包括玉器。在他《遗嘱》中也清楚记载着：“玉器存者虽多，惟二琮最佳，又其一圜者，乃瑷之类，亦是汉以上物”。这里所指玉者，琮圜实际都是良渚出土之物，只是他生前并不知道余杭实是五千年前良渚文明发源地，直到他去世一年之后，良渚真正被发掘。良渚玉器多数是软玉，当时农民经常会在耕种时发掘到陶器、玉器，所以当时在余杭乃至江浙流传甚广，国外许多博物馆很早收藏的许多玉琮等精品，实多出于余杭诸地。祖父的收藏我们一直保存在上海银行保险箱中，有数千件之多，但保险箱并不保险，“文革”中被“军宣队”强行没收了。他们准备支付五十元人民币了事，我祖母坚决不肯签字。“文革”后终于“发还”，我们连“发还清单”一起捐赠给了国家，现保存在杭州“太炎先生纪念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观，一定会发觉祖父收藏的玉器就是良渚玉器。

　　八十年代初，我经常往返沪杭，浙江省政协还借调我协助筹备了几个国际研讨会，以及筹建祖父纪念馆，于是我有了机会接触许多领导，及有机会去参观良渚考古。当时良渚只有几个竹棚来收藏挖掘的文物，许许多多陶片、磁块、残玉……，堆放在一个个竹箩筐里，简陋得不可想象。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浙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冲上天，尤其余杭，名列全国最富有的区县头几名，变得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先进富强。开发了良渚，取得举世公认成就，列入了“世遗”保护项目，几次改建了“良渚博物馆”、“遗址公园”……，现在良渚博物馆规模巨大，其他地方无出其有。这不仅是考古成功，还发掘了遗址、城池、祭台、灌溉、生产、政权、文明……，将江浙古人类的起源与历史，大大推进了几千年！并让我们这些余杭人系良渚文明的后代为荣矣！

　　我第一次回到故乡余杭仓前是1986年6月，是祖父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当时在杭州开了一个纪念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有一个参观项目，即是到仓前去参观章太炎故居。参观故居不要说祖父众多弟子与学者没去过，连我父亲也没过去，所以大家就去故居参观了一番。故居就在杭州郊区余杭县，但交通非常不便，开车都走了一个半小时多。当时仓前就在一片农田之中，沿河的一条街，几乎与五十年前一模一样，破败不堪。故居原被粮食所与居民占用，后被匆匆修复，基本恢复了旧貌，四进之宅，征集了许多旧物，让人大致可以看到祖父当时岁月面貌。宅前塘河流了千年，祖父每次上杭州、上海都是从家门口的塘河坐船出发。河对面是一片无际的千年稻田，这里是个粮食县，以种粮为主，工业只有一个灰灰的水泥厂。为了防止两岸开战，浙江发展很晚，余杭作为农业区更是发展缓慢。

　　但想到要恢复修复故居是街道上一个文化馆馆长，后任镇党委书记的冯玉宝先生，凭着他的胆识与努力，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一路发挥他的才干，当上了余杭区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文联主席等。经他亲历亲为，故居第五进恢复了，申请全国文保单位成功了，将故居左右房屋并入故居，使故居从500多平方发展到1700多平方，成了余杭文化地标。另一位余杭区常委兼宣传部长王姝，一个漂亮能干的“女孩”，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资助出齐了全国文化出版重点项目《章太炎全集》，获得全国多项大奬，由她主持召开的相关会议多达二十多次，又扩建了故居，一个贫困的农业县居然可以问鼎文化顶端的领域，简直不可思议，引来学术界一片惊羡，而成其事的竟是一位“女孩”！

　　我的故乡大变样了，仓前变成了“梦想小镇”，李克强总理也专门来参观，浙江省党校、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总部……都纷纷落户仓前，塘河对岸长满了时尚的新建筑，一亩稻田也没有了，充满朝气，充满动力，尤其创业园区吸引了国内外数万创业者入户……，如果用一句“改天换地”实不为过。良渚人、余杭人、仓前人，成为人们向往的标志，大大增加了认同感，归属感，我的叔父从美国归土仓前了，我的胞哥也归土仓前了……，将来我也会归土故里，在地下看余杭天天向上！

　　长寿盘

　　书房里还有一个白磁盆，上面印了两个朱红大字——长寿，这是纪念朱屺瞻艺术馆开馆纪念品，这时屺老还健在，105岁了，大家以得此长寿盆为喜。第二年，即1996年，屺以106岁高龄谢世。他是最长寿的画家，活到106岁，还笔耕不断，世上罕见。

　　今天也许有许多人不知朱屺瞻是谁了，这也很自然，世上代有新人出，但知古纔可开今，瞭解故人也是很重要的。世上画家多的是，如屺老这样长寿的不多，画风越老越新不多，不为钱画画的更不多。过去世上画家穷得多，但如屺老家境富足，不靠画换米的不多，这使他能沉潜于绘画之中，不去迎合世风，不去迎合买家口味，这样的画家实在不多了。

　　屺老有一个女婿叫黄绍海，是我同事，我俩同在历史研究所一间办公室办公，后他举家去了美国，带走了屺老三十多幅作品，他曾都让我看过，都是早期作品，实在是很一般，画风很保守。而八十年代后，屺老画风突变，越画越老辣，越画越有新意。人越老不是越守旧胆小，越重复自己习惯的画风，这是极为不易的。屺老习画很早，中西画均涉及，可以说爱绘画，坚持绘画，见多识广，内藴很深，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突变了，绘出全新作品，让世人惊叹。但他还是谦虚如故，说：“瞎塌塌、瞎塌塌”，“野狐禅，野狐禅”，反让别人不知所从。大凡有成就的人，总是格外谦虚，他们内心是充实的，他们也知道学海无涯。浅薄的人，则盛气凌人，开口闭口是钱，动则说“没有××万一尺，免谈！”这些人为了钱，已六亲不认了。

　　八十岁后的屺老，白发童颜，红装打扮，依旧神采奕奕，精力过人，作品越画越大，笔法越来越简，大气磅礴，高度概括，得心应手，尤其花卉静物，画得出神入化，令人叫絶！画中有物，物中有我，笔法拙朴，朴近自然，朴近天真，物我相成，达到超然境界，成为上海一絶，光前裕后，无人能及。至于他的山水我则不太欣赏，大概欣赏能力不够。但他仍低调为人，我钱送绍海兄，屺老竟偕夫人光临，其乐融融，犹若昨日。我也多次登门造访，他也热情接待，跟我说说老话。他说淞沪战事后，日寇滥炸上海，让上海饱受战火，一次你祖父太炎先生与马相伯老人相会，痛诉暴行，边讲边写边画，画了飞机在扔炸弹，上海一片火海……，他适在一旁，亲睹了这一幕，还收藏了这张画……。这一切让我至今不忘。

　　兰亭序

　　在我书架上有一块印在铜版上的《兰亭序》，一尺多大，这是汪道涵会长送我的。1989年“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成立，他是顾问，我是秘书长；1990年上海台湾研究会成立，他是顾问，我是秘书长；以后他领导的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我任副所长；后遵他指示，把台湾问题放到国际格局中研究，上海东亚研究所成立，我任所长。这期间，他市长卸任了，任“海协会”会长，专注台湾问题，基本上是用我们上海这些专家学者协助工作，我更是与他接近密切。一度密切到人们常常把我俩言论混为一谈，造成了一定困扰。但我一直弘扬他的思想与主张是从来没有改变过。总之，我追随他十多年，有时他会把人们送他的礼品随手送给我。记得有一位中央领导送他一支野山人参，他说这东西他不吃，你拿去补补吧，我拿来一看连送礼人名字他也没有拿掉。这幅《兰亭序》印刷品也是如此。

　　汪老是个老革命了，他193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3年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宣传革命入狱，由其父晚清举人汪雨相（首批加入同盟会老人）担保出狱，后回乡继续从事革命，1937年与父亲率全家及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共28人携所有家产投奔延安。他的投奔革命完全不是没饭吃而去造反，完全是追求真理，寻求光明，是有知识有抱负的革命精英。所以解放后，他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副部长，担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工业、冶金等重要经济工作。但他这个副部长一当26年没入升迁正部长，因为他不肯做违心事。“大跃进”时毛泽东要大炼钢铁，提出要达到某些标准，汪老说“这是不科学的也是根本达不到的”，遭毛泽东忌恨，说“这个公子不配当一把手”！所以直到1981年，“文革”之后他才当了上海市市长，升任了正部级领导。但他资历很深，见识很广，视野很阔，胸襟很宽，抱负很远，在很多问题上有灼见，不人云我云。

　　汪老人生最后的十五年是担任“海协会”会长，他认为我们对台工作有三大盲点，一定要克服。一是对台湾一百多年的经历一定要好好理解；二是对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要深刻认知；三是要建立统一的理论，我们最都拥护统一，但我们国家概念形成很晚，长期以来只有“天下”概念，即“天下秩序”、“天下一统”概念，天子就是国家，天子底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构成天下，至于中央管辖不到的地方，允许他们作为“藩”，予以高度自治，这就是相对统一，但要絶对统一，要有一套新的国家统一论述，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为此他不辞辛苦，勤勤恳恳在构建国家统一论述，每天除了会见客人外，就是找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来研讨，每周开二三次会是很普通的。会后他总会与我深入讨论，布置我们写作。几乎每天深夜他又会来电询问一天台情……。所以跟了他“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这种紧张而充实的生活，在他逝世后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如此拼命。2000年以后，他身体大不如前，但没有一天退场。2005年他去世那天，正值冬至，又是圣诞夜，天刮着少见的狂风，下午他还读着我们所送他的研究马英九报告，还谈论着台情……，突然他如大树般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汪老晚年始终站在对台工作前沿，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与辜振甫共同维系着一个中国的基础，努力建构新的统一论述。他认为传统的统一观，与国际的国家学说，无法解决两岸的主权与治权争议，要满足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目前尚未统一，统一是进行式，要把台湾问题放在民族复兴大局中思考，要和台湾同胞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要包容他们的主体意识，融合发展，和合相处……。他对和平统一有一整套的思维，他的观点深受两岸民众尊敬，但对我们传统政策是一种挑战，会走到旧制度的对立面，会遭遇内部的反弹，受到许多不公的压力，会陷于孤独、仿徨、苦恼……，但是他对台湾问题思考与理解迄今依然无人超越。去年习近平提出了未来三十年实现统一的路线图，提出了两岸统一的方案，这方案与香港基本法不一样，这方案不是去与美国商量，也不是与台湾当局商量，更不是我们闭门造车拿出一个方案迫使台湾接受，而是两岸民众共议一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不就是汪老的共同缔造的主张吗！

　　在汪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央决定组织纪念活动，包括出一本纪念集，请我与另两个与汪老关系极深的人撰写纪念文章，我们欣然撰写了三篇文稿，也都收到了稿费，但拿到《文集》一看，我们三篇文章竟全被删除了！在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道统卫士”眼里，我们这些为理想奋斗的人，追随汪道涵的人，不过是个“少爷”而已，充其量只是一个“票友”！

　　瓦　当

　　书架上还有一块瓦当。瓦当，又叫瓦头，古代瓦屋，最前端有两块瓦，一块帮助雨水下倾，一块挡住椽头，以免侵蚀。这两块瓦往往会做成一定花样，增加喜庆，添加装饰。不同时代，花纹会有所不同，形成“秦砖汉瓦”文化，尤其文人雅士，喜欢收集真正的“秦砖汉瓦”，陈列于室，增加古趣。我这块瓦当是我好友柴庆翔先生送我的，花纹很简洁，没有文字与花饰，由几根线条构一块图案的汉瓦，但出众的优雅，符合他的性格与审美观。

　　柴庆翔，苏州柴氏家族后代，也算是出身望族，他的姐姐柴莉蓉，是我母亲振华女中的同学与挚友，正是她与我母亲利用寒暑假去我祖父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与我父亲相识。柴先生是在苏州东吴大学读英国文学的，英语极好，文学修养也极高。我与他相识是“文革”期间，不知为什么他搬到我们的住地，就住在我们对面三楼，成了隔窗相望的邻居。这时他在上海第四师范教书，他夫人在幼儿园教书，还有两个女儿在读书。他除了教英语外，还酷爱绘画、种花、读书。与我爱好非常一致，于是我们往来频繁，成了好友，他夫人与我内人也情同姊妹。

　　柴先生一身绅士派头，仪表堂堂，彬彬有礼，衣着得体，尤其头发，纹丝不乱，一张瓜子脸，笑容可掬，一口吴语，加上沪言，慢慢吞吞，不慌不忙，一副学者派头，在当时社会，显得另类，格格不入，但他却我行我素，独树一帜。到他家去，他总要等上好几分钟才开门——忙着把凌乱东西塞到床罩下面，喜欢以最整洁状态迎客，哪怕外表也是这样；然后用考究的茶杯泡茶，茶叶不过三、五片——他认为多了浪费，少了怠慢，礼数是极周到的，但不喜欢浪费。当时他家有不少海外关系，生活条件优于我们，有年盛夏，我们刚回到家里，他们送来了一只冰镇西瓜，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了冰镇西瓜的美味，迄今弗忘。

　　他爱绘画，尤精于水彩，他是颜文梁先生学生，他带我去拜访过颜先生。师徒相见，这种寒暄，礼数之周，让人开眼，最后颜老迈着碎步送至门口，他三步一回五步一回地鞠躬还礼。但他的水彩风格却比颜先生放得开，但基本上属于传统水彩风格。他1983年出版过一本《水彩画基础技法》，当时出版物是很不繁荣，这本小册子出版实属不易，但这是一册很典型的学院派作品，被人列为旧派老法技法。如今从水彩的颜料到纸张都发生了许多突变，特别应用画、广告画等需要，水彩完全颠覆了昔日风格，而柴先生则是最传统水彩的最后守门人。我迄今记得我们一起去常熟、西山等地写生，真是快乐难忘。他晚年定居加拿大，美加风情让他兴奋不已，更加勤奋作画，留下了许多好作品。他最大愿望是结集出版，尤其他看了我的朋友们为我出版的画册，羡慕不已。我多次劝他挑选一下，交我出版。但他的画至今仍存放在他大女儿的床底下，人却已谢世多年了。我深知他为人，他最不想亏欠别人人情，其实他完全不必这样想，这二十多年来，我们自费出版一本画册能力是有的。

　　柴先生文笔很好，对故苏文化又很熟悉，所以晚年写了许多吴上逸事，是很有价值的，不知他的后人有没有帮收集。他写的《遗老旧事》，写了他的姑丈曹元弼，清翰林，治礼学，九十岁娶他六十岁的姑母，轰动一时，姑丈又是最后一位带着辫子入士的遗老……，这一切都是他的亲历，写得入木三分。有时他又很幽默，会讲一些冷笑话。记得一次他说：他学校来了一位留洋美术老师，但人们从来没见过他画过画，不管同事与学生怎么促他画几笔让人见识见识，他总是逥避。一次被大家逼得实在急了，没有办法了，只好说：“诸位，诸位，正面作画你们见多了，我来个反手作画吧！”说罢背手在墙上画了许久，然后落荒而跑了。大家走近一看，意是画了个圆圈！

　　柴先生总想出国，想了很多办法，“文革”后终于举家去了美加，最后定居温哥华，但每年会回来探亲，这块瓦当就是他回来时送我的。每次相聚我总会准备一点他爱吃的苏州菜请他吃，如油爆虾、炒鳝丝、白斩鸡等，他总是不慌不忙细细咀嚼，眼中噙着泪花，慢慢慢慢品尝……。他品尝的是他的乡味乡情，他骨子里是对乡土的深深眷恋。有一年他回来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国了，因为我梦牵魂绕的苏州故土，已面目全非了，我再找不到我的根与魂了”！

　　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小邮筒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自后街上刻有英殖民标志的红色邮筒及邮票将走入历史，所以港英当局将制作了一批袖珍小邮筒出售，以资纪念。于是我买了一个作为回归纪念品，至今安放在书橱内。

　　香港回归前后，我赴香港十分频繁，我们东亚研究所重点就是研究港澳台，所以与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其中就有知名人士南怀瑾先生。南怀瑾先生人称“南老”，他身上有许多衔头，“国学大师”、“一代宗师”、“大居士”……是重要的文化名人。他弟子众多，横跨政商各界，他的寓所，云集了三教九流人士，以及各个部门的人员，成为交流信息与打探情报的中心，每天吃饭时客人可以坐上多桌，他也来者不拒，如摆了一个大“测字摊”，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游刃有余。我一度也成了他的座上宾，每每开饭，他必要我贴坐在他右侧，亲切有加，谈笑风生。

　　南老对我特别亲切，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嫡孙，他与我祖父同治“国学”，出于对前辈尊敬，而且自知治学不如我祖父，他对我直言：“你祖父搞得是真学问，我是‘野狐惮’”，由爱屋及乌；二是由于我姑夫朱镜宙先生与他是同行挚友，又是同乡，都在台湾弘扬佛法；三是知道我是汪道涵身边人，俩位老人互相欣赏，常常通过我互相问候和互询近况，所以对我格外亲切。至于他促成两岸秘使相见，推动“两会”建立等敏感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挑明交流过，更不在公开场合议论过，仅仅心照不宣而已。我最最不愿充当的就是“秘使”，这是最没有好下场的职业，但有些人明明没有“秘使”使命，却乐此不疲去充当这种角色，留下了许许多多“乌龙”。

　　南老有许多弟子，许多是台湾政商名流，如刘泰英、苏志诚、尹衍梁……，听说他的生活也是由李传洪姐弟供养的。他在大陆也有许多这样的弟子。于是他乐于从中牵线搭桥，其中最有名的两件事就是建造“金温铁路”及促成“两岸秘使会面”，他涉入很深，还亲自起草了《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连汪道涵也参与了此事。这个建议书没有脱离“国共合作”“一国多制”旧模式，结果双方都没有给他下文，竟无疾而终，成了历史之谜。至于“金温铁路”，虽成功了，他却身退，其中的酸甜苦辣都记在厚厚的一本《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之中》，他也与我详谈过，书生从商，谈何容易。看来要成功“入世”，实行政治梦，并不容易。

　　南老转而专心讲学。他早在1963年就在台湾聚众讲学，结果被蒋经国怀疑结帮拉伙，只好落荒而逃。1988年到香港再度聚众讲学。他传播的内容很广，除了传统文化外，还有现代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俨然成“一代宗师”，著述也很丰富，连他只字片语都被视为经典，出版社更是抢着出版。这种“国学”讲演，比起于丹、易中天……，不知要热闹多少倍。其实他讲得内容，与曹聚仁讲国学，如出一辙，既不是注经释经，也不是宣传微言大义，是讲故事式的国学演讲，很配现代人求知的口味，现代人既想瞭解国学，又不知怎么治，又怕下功夫，只好听听讲故事了。而我最最欣赏他的著作是《大学微言》，上下两册，洋洋洒洒，是他亲自寄给我的。他从《大学》讲起，深入浅出，讲到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讲帝王术，讲历代帝王如何在儒、道、佛之中寻找平衡点，他最最熟悉的是清三百年，如何处理好儒学与道、佛之间关系，尤其如何驱驾蒙藏二族，外示儒教，内用佛老，怎么利用密宗与藏汉佛教的作用，获得“平天下”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没有几个学者能及，这才是他学术的精华所在。

　　南老的一生，并不是“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事实上他小学都没毕业，成绩是“最后一名”，又从事过许多杂业，从当武术教练，到当地方保安团长，经历丰富，见多识广，这是一些“大儒”所不具备的经历与见识。直到1943年他到峨嵋山修行，先在五通桥，后在大坪寺，闭门参禅，1947年返回温州，在乐清继续参禅，先后云游四川、西康、西藏，访各教派，直到1953年到台湾讲学，成就他第一本著作《楞严大义今释》，可惜一本也卖不出去。这十年是他扎扎实实修研经历，通晓了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尤通达藏汉佛教与密宗，加上他的经历，参透了世间与世道，有了比一般人仅仅靠书斋念死书的深刻悟性。他比一般学者更懂得“出世”与“入世”道理。他也曾想“入世”，充当政治掮客，但他更懂得“出世”之道，他说“著书都为稻粮谋”，说得何等精辟，所以有许多院校请他当“教授”、“博导”等等，他说“我才不受这个骗”！说得又何等透彻。他说自己是“一无所长，一无是处”，这才是真正高人，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学术通俗化，解救了许许多多现代人的心灵贫乏，被人视为“教主”。

　　他晚年定居上海，又在苏州吴江创办“太湖大学堂”，许多要人阔人争相去“镀金”，他的客厅一定是越来越热闹，听说去听讲的人还要穿同一式制服……。我离他很近，却一次也没有去看他。记得有一次，许多人都不惜用重金想让南老亲自算命，我在旁却一言不发，众人起哄说：“给念驰算一算吧”！南老不慌不忙说：“念驰的命是有求必应，这是正人君子命，不必算了，因为他一生无求！”他说得太对了，太智慧了，太江湖了，这就是南怀瑾呀！

　　一幅肖像

　　我的休息室里挂了一幅我内人的肖像，是著名画家俞云阶先生绘制的，他画得如此简练、传神、生动、质感，连白衬衣内体肤也表达无遗，俄罗斯绘画风格和中国画的留白手法，表达得一清二楚。整个绘画过程，不过二个多小时，早晨他来我家，中午前就完成了，他给巴金绘像也是二个多小时，下笔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笔多余，每一笔精确到位，没有任何修改，显示了他绘画功夫的扎实。于是将我内人的形象定格于三十多岁的可贵岁月。

　　俞云阶先生和我父亲同龄，1917年生，家景不裕，毕业于苏州美专，后赴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深造，解放后曾参加中央美院俄罗斯油画培训班，老师就是俄国著名画家马克西莫夫，深得真传。中国的西画，一派是当年的留欧派，如徐悲鸿、刘海栗、林风眠、颜文梁等。另一派苏俄派，是解放后全面向苏学习的俄派，当时赴苏培训的有二十人，来中国接受传播的有十九人，形成了中国西画的基本队伍。代表人物有靳尚谊、金山石、肖峰、俞云阶等。俞云阶又培养出陈逸飞、夏葆元、邱瑞敏、巍景山等，构新老两代人。第三代则是陈丹青、罗立中、俞晓夫等。两派的画风有明鲜的不同，俄派风格占了明鲜优势。俄罗斯画风虽也是从欧洲古典文艺气派来，但后被俄罗斯化了，就像俄罗斯民族粗犷大气，豪放厚重，表达人物、风景、静物无不高度概括，简练写实，高雅端庄，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写实主义，正符合解放后反对虚无主义主张。

　　我在“文革”期间，无事可为，就以绘画作消遣，先认识了巍景山先生，又受他引见俞云阶先生。当时俞先生大右派帽子还没摘，好在他是“五类分子”，我也是“五类分子”子弟，互不排斥。于是我隔三差五去他家，反正他家客厅依然宾客不稀，都是失意的人，我也乐于听说大道，有谈绘画，也有谈往事，也有发发牢骚……，与他们相处实在也是很开心的。有时我也会将自己绘画作品带来请俞先生指教。他对绘画是认真的，会不客气指正的，当年他当老师，虽是右派老师，但对学生习作不满意处，会一刮刀铲掉的。有时他也会把我好一点的作品留下来，说给其他访客看看。

　　“文革”结束了，我俩都重获新生。我去了社科院，又当了市政协委员等，他也脱了帽了，成了真正的画家。说起他当右派，真也倒霉透了，他不是1957年被“引蛇出洞”的，而是他太忠诚于共产党了，常写信给他领导，赤心赤肺交心，自己钻到了右派队伍内。“文革”后我还常去看他，不是去谈论绘画了，而是更多交流人生感悟。

　　有一次他被苏州邀去作画，报上都报导了。我适回苏州家中，他打电话召我去，我便去了，记得是在南苑饭店。他见到我说：“今天是我最不开心一天，一群小时候同学一起来看我，其中有一个被我视神女同学，当时她家境好极了，长得美丽极了，我这样穷孩子只好远远望望她，但如今变得我怎么认不出她了，变得这么普通，也这么庸俗，也挤在众人中问我讨画……。她多么残酷，把我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美好都打碎了”。

　　俞先生1992年作古了，他的儿子俞力排除一切困难，把俞先生一切后事办妥了，又把他大部分作品捐给国家，也尽了“后死之责”，让荣誉归于上帝，让生命归于土地！

　　小台钟

　　写字桌上有一个小台钟，钟座印着“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这是刘震涛所长送我的，他是我的挚友与前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三个另类》，即是说我们国家有一整套现行的制度与政策，当你感到现行的政策滞后而需要调整，需要与时俱进时，你会遇到巨大压力，会被人视为“另类”。我与刘震涛、陈孔立常常被人视为“另类”。

　　刘所长是清华大学六一届毕业生，留校工作后调入国家计委任外资司副司长。1981年国家计委主任丁关根受命筹组“国台办”，调刘到国台办工作，任经济局长。1998年退休，任“海协会”副会长，这是海协会中唯一一个不是部级干部的副会长。1999年筹建“清华台研所”，他自任所长，又担任“产业合作专家谘询组召集人”，推动两岸权威部门交流合作，并每年召开“昆山论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共办了十届，后变成两岸官方ECFA框架下的“两岸合作论坛”……。这一切都是以他“台研所”名义进行的，还培训、培养了50多个博硕生。他穿梭于两岸，尽力为台商服务，为两岸经济“搭桥”，推动了两岸经贸“搭桥工程”，来往台湾一百多次，拥有极好的口碑。但他往往走得太前太快，遭到许多莫名压力，跟我感受一模一样，因此成了莫逆。

　　刘所长与汪道涵会长走得很近，所以他深知经济融合在两岸的重要性，让两岸建立共同经历与共同记忆，对统一的重大意义，因此他致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他力排两岸经贸“养肥了台商，促进了台独”谬论。在他努力之下，动员了台湾大企家王永庆秘访大陆，资助大陆100多亿，并吸引了大陆1500多名企业高管到台湾台塑集团学习现代管理，并出版了王永庆管理经验四本著作，从台塑经验到长庚医院管理，其最后一本书是他在病床上完成的。

　　我俩深知对台工作中有许多深层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每年合作召开一次“两岸关系中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企图创新统一理论，够另类的了，一直办了十多年，后又请厦门大学台研所一起参加。刘所长创办“昆山论坛”，吸引了两岸产学研负责人广泛参与，不乏两岸高官与会，先后达3000多人。刘所长每次都邀请我到会致辞，照例我非政府主管，又不谙经济，作这样的大会致辞是不合适的，但他“因人而设”，特别安排我的致辞，是对我的敬重，彼此“抱团取暖”，我是心怀感激的，因此我也大大方方致辞不避。不管到会领导级别多高，我致词的第一句话总是“尊敬的刘震涛所长……”。

　　2014年他突然病了，竟是白血病，我听了顿感无语，年底我专程去北京探望他，但他已昏迷不醒了，我在他床前与他默默告别：“走好，我的挚友与兄长，您太累了，需要休息了，愿您天国安祥！”第二年2月24日他作古了，享年78岁。

　　后他的清华“台研所”改为“台研院”，（厦大“台研所”也改为了“台研院”），成立大会上宾客如云，赞声一片，听说只有一个宾客在致词上提到了刘震涛的贡献，其他的贺客竟都忘了提及刘震涛是怎么创建“台研院”的！鸣乎哀哉！

　　*发表于《上海文学》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