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150多本研究祖父的不同版本的书全部捐给了章太炎故居，这些是复本。”走进书房，章念驰指着书橱一角对我说。

　　“名门之后”往往是把双刃剑。有祖辈的余荫可享，亦有如山的责任要担。人生的选择可能浸没于祖辈的光环与阴影里。

　　对很多人来说，章太炎是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人物，几分旷远、几分敬畏；而对章念驰来说，这是融入血液里的先人，家族使命伴着历史责任，让他成为章太炎后代中唯一从事祖父研究的人。

　　“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研究我的祖父，完成了专著四部，编着七部；二是研究两岸关系，形成了专著五部，及不少编着。”谈及这两件大事，老先生坦言，虽然不算宏富，不乏褒贬，但都是认认真真完成的，没有阿谀奉承，没有说违心话。

　　章念驰的住所里满眼是祖父的印记，书橱里各种关于研究他的书籍，客厅上方悬挂着达摩画像和一幅祖父的笔墨，字迹刚劲，别有古趣。

　　古籍专著外，橱窗里还挂着一些绘画，那是章念驰在文革期间的作品。“画画就是画自己的心。后来就不画了，因为学术研究吸走了我所有精力，再没时间做其他事情。”

　　章念驰的夫人说，这么多年来她都习惯了，以前家里都是开着灯睡觉，灯光下，章念驰伏案于古籍故纸堆间；女儿也说，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在夜里两点之前睡觉。“祖父的学问博大精深，我只有努力，一点点精进，才能走近他。”

　　房间里显眼处摆放着一台电视机，正在播出台湾方面的新闻。这正是章念驰从事的第二桩大事。“每天都要看最新信息，这也是我跟着汪道涵会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如果一天不看材料，我连会都不敢去开。”

　　章念驰今年七十八岁，精神抖擞，目光如炬，依然奋战在东亚研究所一线，用他的话说，还没退休, 还不能享受每天都是星期天的愉快。

　　“我跟领导说，找个人接班，我不想做了。领导说，你的精力和学术决定了你不是退休不退休的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到底的问题，你需要继续贡献智慧。”

　　他没有推却，受之怡然。“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也没有做什么官，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低调。我选的是做学问的路， 比起政治生命，学术生命更长。”

　　章念驰1979年进上海社科院，1983、1984年是选调干部的高峰时期，他三次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但是他坚决不去。领导希望他担任民主党派干部，给他准备好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机会，可他也放弃了。“这么多年，我失去的机会不少，我也不在乎这些职位。对我来说，真才实学才是真的。”

　　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于他说的“两件大事”中。这两件事情，都近乎于“谏”，而自古以来，最难莫过于“谏”。“‘真'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甘苦寂寞难为世人所知。”章念驰说。

　　他曾向祖母汤国梨请教做人的座右铭，和祖父相濡以沫20多年的祖母不假思索地回答：“耐苦耐烦和宠辱不惊，足矣！”

　　祖父最大的追求，致力于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上观新闻：您说，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章太炎研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祖父的研究。

　　章念驰：我过去很少讲我的祖父，一是自谦，不以名人之后自诩。二是祖父生前身后受到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国民党把他作为中国最大的学问家，却千方百计把他从“革命史”中排挤出去，以维护“孙蒋”的正统。

　　我从不喜欢以他后裔自居，倒不是因为这个“成分”让我吃了这么多苦头，而是认为不能生活在前人余荫之下而沾沾自喜，这是最没有出息的。祖父的功过应让世人评说。

　　不过，后来我不这么认为了。章太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被边缘化，人们不想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一个艰深的历史人物，何况连他的学生鲁迅都说章太炎的文章“读不懂,点不断”，一般人更不知也不懂章太炎了。这反而让我有了不得不为祖父写点文字的想法，为抢救文化抢救历史，应该将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记録下来。

　　1979年，国家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这了结了我祖母四十余年来的一个最大心愿，她尽到了对祖父的后死之责，多年来她为了保全祖父的遗稿、手迹、书籍、文物，不知花费多少心血。“文革”结束时我已近不惑之年。当时，好几个工作都在欢迎我，包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但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而我母亲认为，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祖父学说的研究，我应该去弥补这个遗憾，鼓励我从事这项工作。   

　　上观新闻：《章太炎全集》的编撰工作花了您很长时间吧。

　　章念驰：是的。这套全集就是一座大山，编纂就是登山的过程。它的出版提供了大家翻山的机会，以后研究章太炎就有内容和方向了。

　　当初全国有30人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其中24位是他的弟子，6位专家学者。而能够坚持研究的人不多。去年北京召开《章太炎全集》发布会，我是当初30人中唯一出席活动的人。

　　这套全集一共20册，其中4册是我参与编撰的，为此我获得了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奬。对我来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奬，是对我40年从事章太炎研究的一个肯定。

　　 上观新闻：为什么特别在乎这个奬？

　　章念驰：我没读过一天大学，我搞章太炎研究以及两岸关系研究都是自学的。当年在社科院从事古籍研究很苦，为什么？因为那时古籍不值钱，也不算成绩。考核不看你点校了什么，而是看你写了多少论文。所以40年后得到的这个奬和这份认可，让我感到很欣慰。

　　上观新闻：章太炎学问涉及领域颇多。在《章太炎全集》中，你负责“医论”部分的搜集、编撰，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领域？

　　章念驰：章太炎的学问涉及很多方面，但他最爱的是医学，这是他的家庭与出身决定的，我们家是三代医学世家。

　　祖父生前有人问他，你的学术涉及很多方面，你认为哪个部分你最精通，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医学第一，小学第二。”这是他真心话，医学是他第一的爱好。如果不是国家有个救亡使命，他也许也是个医生。祖父学术中最锺爱的就是医学，如果不知此，就太不了解章太炎了。

　　上观新闻：您祖父的医学研究达到什么水平？

　　章念驰：业界曾有评价，认为祖父医学成就中以研究《伤寒论》为最，“文献之广阔，考证之精详，方法之纯熟，资料之丰赡，语语精彩，字字珠玑，启悟无穷，开示多多，至今鲜有出其右者。”

　　祖父不仅喜欢研究医理，也钻研医术，他爱为人开方治疗，据记载，他为邹容和孙中山都开过处方，他为其他亲戚朋友也治过病，开药方从不超过八味。

　　他的医学著作散落在各种有关的报纸杂志中，这些报纸杂志又散落在各地院校图书馆中。我沿着他的生平按图索骥，走访了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历经六个寒暑，搜集到一百三十多篇他的医论，一一作了注释，其中有三十多篇是家藏的未刊稿，终于在1988年编就了《章太炎医论集》，又作了一篇三万多字的序言。

　　 上观新闻：医学之外，您认为他成就最大的领域是什么？

　　章念驰：成就最大的要算“小学”。他的学问首先来自音韵学的深厚功底。读书要瞭解文字、音韵训话，古人把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统称之为“小学”，这是治学的基础。祖父将“小学”称作“语言文字学”。只有懂得了每个字的音、形、义,才能读懂群经。

　　现在已经不大讲究音韵文字学了。祖父的学问为啥比别人高，因为他认识更多字，同样读一篇文章，他能读出更多涵义。像天书一样的东西，别人不识，祖父懂。祖父在“小学”领域的厚实底藴，为他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深刻造诣打下基础。

　　上观新闻：何以看出他的“小学”功底？

　　章念驰：1932年后，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祖父愤而大书“吴其为沼乎”！当时他以最擅长的书体写了四千册小篆《千字文》。小篆是秦朝法定文字，历经千年演变变得不正宗了，所以他要加以厘正，让孩子不忘国家的文字和历史。

　　1986年，我将这四册小篆送了周谷城先生一册。他获书后很亢奋。几天后他跑来跟我说，“看了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后，发现我们平时写的篆书，与太炎先生有十七八处不同，究竟我们错了，还是太炎先生错了？经过我一处处查究，最后发现是太炎先生写得全是对的，他是真正的小学大师啊。”

　　上观新闻：侯外庐先生曾说过,章太炎是中国近世“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鲜明的“人格性的创造”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巨匠之一。

　　章念驰：学问到了一定境界，就会想构筑体系。很多人一生从事注经研究，只见树不见林，要见林，这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藴和学术野心。

　　祖父是有文化使命感的。他最大的追求，或者说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致力于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怎么构建中国文化的框架，在他之前、之后都是空白。或许人们在某一个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研究，但能把这么多领域、这么多学科打通、整合变成一个文化主体，是前所未有的，有这样历史使命的人不多。

　　祖父一直认为“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于是他借用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将自己多年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以及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去与庄子哲学结合，完成了对庄子名著《齐物论》的解释，写了《齐物论释》。对此他甚为自傲，谓“千载之秘，睹于一曙”，使庄子五千言,字字可解。

　　战斗的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最久的业绩

　　上观新闻：很多人对章太炎不了解，印象里可能还停留在迂腐的老学者。

　　章念驰：确实到现在，还有人把章太炎看作是一位迂腐、邋遢，出门不认路，不知钱的价值的老朽。

　　但完全不是这样，考祖父一生，他痴、他癫、他狂、他执，执着爱国赤心，坚定革命，治学不凡。当时，那么多俊才师从于他，祖父的文章一发表出来，大家都抢着看，为什么？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

　　上观新闻：鲁迅、钱玄同、黄侃等都曾做过章太炎的学生，上过他的课。

　　章念驰：对，那时祖父在很多地方开课，少则五六十，多则一百多。他在《民报》社内一间陋室开过8个人的“小班”。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都在这个班上。当时师生环绕一个小茶几席地而坐，章太炎按《说文》部首逐字讲解，滔滔不絶，从早上8点讲到正午，四小时间没有休息。

　　祖父对青年学生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据说，鲁迅听讲很认真，用功地作笔记，很少发言，总是默然听记，仅有一次为文学定义，他向太炎先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讲学时，钱玄同“发问和辩论最多”，又喜欢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曾风趣地给他一个绰号，叫他“爬来爬去”，至老还戏称他为“爬翁”。听完课，他们又聚在一起核对笔记，学习态度很严肃。

　　我曾亲睹鲁迅及钱玄同、朱希祖的听课笔记。从笔记来看，鲁迅记得最简，也最为严整恭正。钱玄同记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许寿裳所说“记得最勤”。

　　上观新闻：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对鲁迅影响不小吧。

　　章念驰：是的。鲁迅十分珍视这段师生因缘。这一段学习生活也令鲁迅终身难忘，二十八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听讲情景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他记得祖父说完《说文》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而从钱玄同的记録,以及朱希祖的日记可以证实，鲁迅不仅听过《说文》，还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

　　鲁迅与祖父除了教学关系外，还有不少美好交往。一九一五年，祖父在被袁世凯羁禁的生死未卜的岁月里，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看望囚禁的老师，劝絶食中的老师进食。为了宽慰鲁迅，祖父特地写了一幅条幅赠给他，条幅内容正是取《庄子·天运》篇上的一段话，即“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上款为“书赠豫材”,下款为“章炳麟”。鲁迅和夫人许广平非常珍爱这条幅，一直夹于行箧之中，终身随伴未离。

　　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他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上观新闻：在宣传革命中，章太炎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

　　章念驰：祖父三次流亡日本，如饥似渴阅读了他能读到的一切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并将有些学说介绍到中国，又将日文翻译过西方斯宾塞的学科翻译到中国，取名《社会学》，这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学”的著作，社会学一词也是由他命名的。希腊神话史也是他最早翻译过来的。

　　章太炎写的《訄书》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影响很大，发出了动员号召，这本书引用了日本当时最新出版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30多本，吸收了很多西方新的理论。日本有位学者叫林少阳，他把章太炎当时读过的30多书一本本找出来，把章太炎引用的西方著作一条条梳理出来。

　　上观新闻：为了研究章太炎，您下了哪些功夫？

　　章念驰：这些都是坐冷板凳的功夫。为了编写《章太炎演讲集》我花了十几年时间从各大图书馆翻阅了当年资料，把当时的报纸一张张读过来，通过常年累月的搜集，一共收集134篇祖父的演讲，在出版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再增加一篇。

　　在收集材料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比如钱玄同的大公子钱秉雄夫妇听了我的请求，二话没说，就把钱玄同十五册听课笔记交给了我，还再三歉意说：“抄家发还时少了一册，请编入全集吧。”他们什么要求也没提，收条也没有要，以极信任的眼光将这堆材料交给了我。

　　没有人那么深地介入两岸关系研究，我算一个

　　上观新闻：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从事“两岸关系”研究。

　　章念驰：对，我前后从事两岸关系研究有30年。两岸关系真正有往来也就30年。1987年蒋经国放开两岸探亲，两岸开始有了交流交往，让许多人看到了统一的新希望。许多促进两岸统一的学术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有上海成立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那时是秘书长。

　　上观新闻：您的起点很高，为什么会想到参与这个研究？

　　章念驰：一方面，我的家族很多人都在海外，另一方面，很多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也是搞历史研究的。1988年，“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成立，一共八九十人，从事非常广泛的研究，其中包括两岸关系研究。

　　“促进会”会长是王元化，乔林是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是巴金。顾问有十九人,包括汪道涵、李储文、方行、柯灵、胡道静、施蛰存、徐铸成、王辛笛、冯契、贺緑汀、陈从周、谢稚柳、谭其骧、顾廷龙、郑励志等。副会长有九人，包括马达、夏禹龙、姜义华、郭照烈、冯英子、邓伟志等。这些人都是同意挂名的，是非常不易的支持，而且不少人还亲自参加我们的活动。促进会真是囊括了上海学术界所有知名人士，个个都是人物。可以说网罗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所有精英，这些人在当时乃至今日仍是国家栋梁，在各领域作出了极大贡献。

　　上观新闻：除了促进会，您还在台湾研究会担任职务。

　　章念驰：是的，对中国人来说，两岸统一是很神圣的事，大家都很重视。1988年还成立了上海台研会，我当时担任秘书长，一口气做了15年。后来成立台湾研究所，所长是曹建明，我是副所长。

　　台研会成立不久,“海协会”也应运而生。会长汪道涵认为，两岸关系往前走一步就是法律关系，单纯就台湾问题谈台湾问题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两岸关系背后是中美关系，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所，即东亚研究所，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研究。我担任所长，一直做到现在。

　　上观新闻：您在汪道涵身旁工作了很多年。

　　章念驰：我在汪老身边工作整整15年。这份工作最大的幸福，就是被人信任，这个荣誉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是你肯低调，肯舍弃，让他絶对信任你，我向他学了很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他总会来电话，一般是在夜里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他会详细询问一大内两岸发生的变化情况,并问我的建议，也会瞭解别人的看法。如果平稳，还好，如果有突发事件，就问我建议是什么，对策是什么。他还要我每天送剪报,所以养成了每天早上广泛阅读港台资料习惯，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与网络，收集资料工作十分原始。

　　汪老经常与我们开会研究台情，遇到重大情况，他会布置我们立即写成报告或文章，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事，熬夜是基本功。汪老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交给他的文章,他第二天一早便批阅完毕。

　　上观新闻：2006年，您还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章念驰：是的，担任参事后，我也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上海的发展尽一份力。2010年末，面对十二五规划即将出台，经过深思熟虑，我撰写了《十二五规划与沪台经济》的参事专报，提出上海“十二五”期间发展不能忽视台湾，需共同建设家园、培植共同记忆、共建核心价值的意见，受到市委领导的重视。

　　当时，市政府参事室正积极开拓参事对外交流的渠道。同时，以向台湾民众传播大陆及两岸关系资讯为主的台湾《旺报》社有意寻求与上海方面的合作。为此，我热心做起媒来，牵线搭桥，促成了双方的合作。2011年4月，由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和台湾《旺报》社共同举办“十二五规划与沪台经贸发展”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台湾旺报对此发表社评：“这次研讨会适逢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两岸合作迈入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因而格外受到重视。”至今， 沪台研讨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成为了上海对台交流的品牌项目。

　　上观新闻：这也是发挥了您在两岸交流中的独特作用，您所带领的东亚研究所在两岸关系研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章念驰：我们是民间智库，可以扮演“第三个眼睛”，能够更加独立、公正地看问题。

　　研究所的宗旨是三句话:“出思想,出对策,出战略”。“出思想”首先要掌握情况，不能仅仅满足“探明情况”，只是一个侦察兵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出思想”，想国家之想。在“出思想”基础上，还要“出对策”，要拿得出建议与对策，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就是要“出战略”，不光满足于战略战术的研究，更要有“大战略”思考。

　　 上观新闻：研究所这些科研成果有什么渠道上报？

　　章念驰：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制度,将科研成果向有关部门递送,为他们提供谘询与研究成果，这些部门又会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向更高部门递送。我们报送的材料比较有新意,领导喜欢看。而我们的队伍精悍、高效，研究人员仅二十人左右，这也体现了民间智库的优越性。目前两岸关系研究到了关键时候，这项工作占据我的时间比章太炎研究多得多。对我做出的两岸关系研究，国台办、市台办给我颁发了特别奉献奬，我也感到挺欣慰。

　　上观新闻：您做两岸关系研究时，秉持什么原则。

　　章念驰：必须研究每天的变化,必须改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必须不断改变我们对策与策略,去取得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如果一周不看相关的书籍与报刊，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会都不敢去开。

　　更重要的是，站在我这个岗位上絶不说假话。一方面是职业养成的习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祖父对我的影响，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不说谎的人。

　　祖父说真话是出了名的。马相伯在我祖父去世后，给他写过一个挽联：为党国说正经话，为人民说公道话，世上无第二人。说公道话，说正经话，做一个对国家负责任的人，也正是祖父给我的教诲。

　　本文原载《我和我的祖国——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

　　采访撰文为上观新闻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