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黄启臣教授长期服务于广州中山大学，不仅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地缘之亲及师生之谊，且以黄教授卓越的历史研究背景来谈陈寅恪格外深入。本期特刊黄教授大作以飨读者。

　　一、本文题目之因缘

　　1996年，我到澳门参加“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到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教授也来了，而且刚好住在我的隔壁房。

　　季老，我是早就认识了；任继愈教授，由于他是中国哲学史教授，以前从来未有一起开过会，此次才谋面。有一天晚上，会议没有安排节目，我就到隔壁房找季老问学求教。谈话间，因为陈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十七年，自然谈到他。季老谦虚地说：

　　“你我都是陈寅恪的学生，我们的话题自然多了。”

　　“季老，按理你不应是他的学生呀。你也是在德国留学回来的”。我说。

　　季老回答：

　　“我比他小21岁。我回国时，陈已经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了，而且是年轻的导师。当时，我不是在清华教书，所以我知道他何时上课，就与冯友兰、朱自清等从北大跑过去旁听。陈先生精通梵文，我在德国也学过。所以经常请教他。特别听他讲《佛经翻译文学》，获益匪浅，终生难忘。”

　　季老，说来惭愧，我在中大历史系读书11年，同陈老师一个系，当然是师生。但陈老师自1959年起就不开课了，也不招研究生，听说他要毛主席、刘主席或周总理给他写书面保证不出他的大字报，他才教书。所以，我从未听过他讲课。就是说，他从未教过我。现在我根本不敢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学生。如果硬要说是他的学生，那只能是名义上和辈分上的学生。

　　后来，我们又谈到近年来史学界掀起向陈寅恪教授学习热的问题，季老倒认真和严肃起来，说：

　　“现在大家都说向陈寅恪学习，但据我与他交往10多年和听过他上课以及读过他的著作而言，我们根本无法学得到他的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因为他的学问实在太深奥了，而且涉及历史学、语言学、诗词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校勘学、考据学等领域；他做学问的精神实在太独特了”。

　　于是我说：“我完全同意季老的说法。我读过陈老师的《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柳如是别传》。我是硬着头皮读完，但读不懂。后来，我索性不敢再读他的其它著作了，反正读不懂。至于他做学问的精神，我（包括其他人）根本不能也不敢学。

　　光阴荏苒。我当年向季老“问学求教”。现在回忆起来，就借季老“我们无法学得到他的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这句话作题目，写下这篇短文，作为敬仰陈寅恪老师的一个意见，以求正于方家。

　　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十七年

　　1957年秋天，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历史系新生入学典礼会上，系主任杨荣国教授致欢迎辞。他除了表示热烈欢迎新生入学读书外，着重介绍历史系有雄厚的师资队伍为我们上课，说：

　　“同学们，我系有许多很好的老师给你们上课，计有国家一级教授陈寅恪、陈序经先生、二级教授刘节、岑仲勉、梁仲方先生和我；三级教授戴裔煊、董家遵等五位先生；和10多位副教授、讲师以及10多位助教。希望你们好好向老师学习，学出好成绩”。

　　确实如此。我读本科四年，上述的教授絶大多数都给我们上课。唯独陈寅恪教授没有上过我们的课。但是，我们经常路过他住的东南区一号楼时，好多时候看见陈老师和夫人唐篔在楼下门前的那条白水泥路上来回散步。陈老师因为双目失明多年等原因，从1959年至1969年，就不再讲课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聆听过他讲课。真是只见其人却无缘听其声，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虽然如此，但陈老师毕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所以我们还是经常听到关于他的神深博大学问和做学问的独特精神的故事，从而深深地敬仰他。

　　蜚声国内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1926-1947年任教于清华学校（大学）国学研究院，是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齐名的“四大导师”。1948年3月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12月南下广州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解放后，1952年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撤销岭南大学，主体并入中山大学，并以原岭南大学校址为新校址，陈寅恪随之受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直工作至1969年逝世，享年79岁。1955-1964年，中山大学有三个一级教授，数学系的姜立夫、历史系的陈寅恪和陈序经。今天的中山大学文科没有一级教授（全国各大学也如此）。

　　197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结束。自1980年代起，中国史学界等掀起“陈寅恪热”，各大学和各文科学术机构不断召开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出版社争相出版或者再版陈寅恪的著作；研究陈寅恪的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王永兴教授赞称之为“义宁之学热”。

　　作为陈寅恪工作过十七年的中山大学当然不甘示弱，1998年举办国内第一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和1999年又召开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研讨会”及“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均出版论文集。1988年5月学校在图书馆建立一个“陈寅恪纪念室”，陈列他的著作和藏书等，并铸造一尊半身铜像于室内，又在陈寅恪故居东南区1号的东草坪路旁竖立一个红石柱，刻介陈寅恪生平。接着是历史系铸造一尊大一点的陈寅恪半身铜像，置于永芳堂办公室一楼大堂门口处，让师生瞻仰。2012年3月，又在陈寅恪故居一楼北草坪处，铸造一尊陈寅恪坐藤椅式的全身铜像(见下图），同时开放陈寅恪故居，供中外人士参观瞻仰。而另外两位一级教授姜立夫和陈序却没有获此殊荣。

　　学校的这些举措，我猜想主旨不外是两个：第一，是纪念和充分肯定陈寅恪教授的高深学术地位；第二，是让学校内的一代代莘莘学子向陈寅恪学习，以培育一代代新人。但是，就我于1957-1968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本科、研究生）及以后在校工作数十年的长时间对陈寅恪教授的感性瞭解，和读过他的一部分著作的粗浅认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的历史学者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学人，是无法学得到陈寅恪的渊博精深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的。因为：

　　“他的学问实在太深奥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实在太独特了”（季羡林语）。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语）。

　　“寅恪治史，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之人”（胡适语）。

　　“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一成”（陈寅恪助手黄萱语）。

　　三、我们无法学得到陈寅恪的事实

　　第一个无法学得到，是他惊人超强的记忆力。

　　陈寅恪的惊人超强记忆力是天赋的。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在校园内经常听闻流传他的超强记忆力，说他虽然双目失明多年，但他以前读过的历史书资料，那一段，那一句出自那一部（本）书的第几页，记得一清二楚。连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都这样说：

　　“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

　　“陈寅恪虽目已失明，但记忆奇好，助教问答问题时，可以指出某书、某卷、某页云。”［1］

　　陈寅恪就凭此指导助手黄萱先生为他收集有关课题相关资料，然后口授并指导黄萱笔録撰写论文和专著。特别是1954年开始，他自己口授、黄萱笔録撰写经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于1964年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巨著。全书洋洋80万字，旁征博引用和考证各种典籍诗文资料1000多种，占全书的50%左右。该书出版后，中外历史和文化学者高度评价为不朽的史学巨著。

　　你说，在当代或下一代的历史学者，有谁能以双目失明20年的七旬老翁能写出这样的巨著，我斗胆说：无。

　　第二个无法学得到，是他通晓和会看中外古今多种语言文字。

　　与上述超强记忆力相关，他出国留学读书学习外国今古语言文字，学一种牢记一种，掌握一种。1902年，他东渡日本留学，通晓日本语。1910年始，他先后到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留学，学会法、德语。1918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除了学会英语外，还学会了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他转回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专攻中亚国家的古文字，学会阅读蒙文、满文、藏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回纥文、吐火罗文、依卢文和希伯来文。所以陈寅恪掌握和会看的中外古今语言文字达14种之多。他就凭此搜集中亚国家大量的古文字历史资料带回国内，然后结合中文资料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史，撰写有关论文和专著，得心应手，见解深邃，成果累累。  

　　这一条，当今有那位史学家学得到。恕我孤陋寡闻，在上世纪，中国识梵文的学者已寥寥无几。到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者，根本无一人学过梵文。至于什么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回纥文、西夏文……，更无人学过识得了。正因如此，他掌握的外国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史料十分丰富。所以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中国科学院长郭沫若发表文章，号召全中国史学界也要研究大跃进时，只好承认陈寅恪掌握史料最丰富的地位，要求史学界“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当仁不让于师。’”［2］。但还承认陈是老师，即承认超不过他。

　　第三个无法学得到，是他始终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研究学术。

　　如何研究学术？怎样做学问？陈寅恪于1929年6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时就提出要具有“自由之意志和独立的精神”。1953年12月，他对从北京来曾经当过自己助手的汪篯再次强调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研究学术，说：

　　“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3］

　　陈寅恪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研究学术最集中突显在他于1953年给中国科学院任命他当中古史研究所长的答复信上。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研究历史的远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并任命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担任所长。委任状发出后，在北京的郭沫若和范文澜马上赴任工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则未能按时赴任。于是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各写一亲笔信，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汪篯副教授亲自到中山大学面交给陈寅恪，并以曾经是陈的助手身份力劝老师到北京赴任。

　　陈寅恪听汪篯读了信之后，自己口授、其夫人唐筼笔録代写“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信”，表示可以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准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4］

　　当时在陈家的助手黄萱及中文系冼玉清教授见状，劝说陈寅恪教授不必如此写答复信，但陈对他们说：

　　“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黄萱又说：“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认真地说：

　　“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洗玉清再次劝陈不必这样答复，陈仍然坚定地说：

　　“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5］

　　汪篯将陈寅恪的答复信带回北京交给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看后感到不好处理，只好去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说：

　　“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6］

　　所以，在1954年1月，科学院常务会议上，只任命中古史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为向达、第二副所长为候外庐。说明科学院还是预留陈寅恪任所长的位置期待。但因陈寅恪提出的第二个条件要请示毛主席和刘少奇。此事无下文而不了了之。

　　上述陈寅恪拒絶马列主义指导研究历史而挑战我党的底线和调侃毛主席和刘少奇这一条，在当代甚至下一代的学者是没有人学得到的。

　　而且陈寅恪也并不因此影响他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研究历史和他的前程。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评定学部委员（今院士）时，经毛主席批示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全国高校评定教师职称时被 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还被聘任为《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1954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1964年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副部长级）。同时，北京中央的和省的政治要人如林伯渠、胡乔木、陈毅、周扬、章士钊、郭沫若、吴晗、陶铸、杜国庠等都曾到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登门造访陈寅恪教授。直到1969年10月7日逝世，还在周总理关怀和过问下，于17日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并于当天由广东省政协举行了向陈寅恪教授告别仪式。

　　第四个无法学得到，是他通读《资本论》德文版，既称赞又质疑马克恩、恩格斯的学说，突显学者追求真理的风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寅恪随清华大学西迁昆明，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后又受聘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1944年，他因左眼视网膜剥离严重而入住存仁医院住院治疗，研究生石泉（解放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去医院看望慰问老师。他在病房同石泉谈论起马克思、恩格思的经济思想，说：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在外国报纸上，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胜利消息。因为讲革命，往往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关，于是我跑去学校图书馆借回《资本论》德文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时我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工人阶级。马克思的岳父是大贵族，他的小舅子当过德国政府部长，他的姨妈索菲尔、姨夫利奥·菲利普是菲利普公司的老板。马克思在英国的生活费每年达400英镑，很高了。恩格斯家里是工厂主。然而他们着《资本论》从商品写起，最后创立了“剩余价值说”是有道理的、可取的。但他们由此推理，当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家阶级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最美好的终极社会了。这种社会理想学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不会走到终点的。其实马、恩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终点，怎么能符合宇宙万物万事永远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事实呢？”［7］

　　这一条，也是无人学得到的。试问1911年中国有谁读过《资本论》德文版，陈寅恪是第一人。而且他当即指出马、恩《资本论》的是非，质疑马、恩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假设。今天，中国又有谁再去读《资本论》德文版？就算有人读，又有谁去质疑马、恩？我说：无。

　　第五个无法学得到，是他没有学位和著作，且正在外国留学却可以被聘为清华教授和研究院导师。

　　1912年5月，清华学堂易名为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及研究院。1919年“五四运动”后，白话文之父的胡适，鼓吹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时任清华学校校长的曹云祥当即请胡适入清华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兼院长。但胡适却谦虚推辞，说自己并非一流学者，不配此任。然后极力推荐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三个文化巨匠担任导师。1925年2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密向校长曹云祥推荐聘请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为教授兼研究院导师。曹问吴:“陈是那一国博士？吴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那他有何著作”?吴答：“没有著作，只有一篇几百字的文章”。曹说：“他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难办了”。吴密仍坚持聘请陈寅恪，说：

　　“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録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8］

　　终于曹校长批准吴密聘请陈寅恪为教授兼研究院导师。这就是1926——1948年闻名全国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为中国培养了无数国学人才。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荣誉称号。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香港赴英就任受阻而暂居香港，他又被香港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陈寅恪只求学问不求学位，但他以无学位、无著作且在德国留学未归的学生而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和导师。这也是我们无法学得到的。试问今天或今后，有那一位出国留学的文科学生，既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也没有著作还在外国留学，就被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聘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我斗胆说：无。

　　第六个无法学得到，是他上课能做到“三个基本不讲”

　　陈寅恪于1926—1948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长期给研究生上课，他声明自己上课的“三个基本不讲”教学原则：

　　“书上有的基本不讲；……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不拾人牙慧；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9］

　　所以他每次讲课均有新史科、新发现，新见解，深受学生欢迎。

　　这一条，也是我们无法学得到的。试问现在那位教授做得到自己上课知识是前无古书、古人和昨天的自我的全新内容呢。

　　以上就是我们无法学得到陈寅恪教授的六个方面事实。既然我们无法学得到他的六条，那么就是说，陈寅恪的高深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是我们当代人甚至下一代人无法学得到的。所以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又说：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中国隋唐史》主编崔瑞德(Denis Twitechett)也感叹，尊称陈寅恪为：

　　“伟大的中国史学家”。

　　因此，今天或以后，我们只能把陈寅恪的博大精深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当作1910年-1960年代的中国人文科学的学术史来读好了。

　　注释：

　　［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竺可桢全集·日记（1955年1月1日）》（十四），第13页，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2］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

　　［3］［4］转引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06-107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5］［6］同上书第97页，又见吴定宇：《守望》第263-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有几个字不同。

　　［7］1965年12月，笔者陪导师梁方仲教授去武汉大学讲学，讲题是《十三种“食货志” 笺证及其价值》，听众为历史系和经济系三、四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天晚上，石泉教授来探访梁方仲。追忆他们当年读研究生往事，石泉说陈寅恪于1913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时，曾系统学习过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所以，抗战时我去医院探望慰问他时，他跟我说起自已读《资本论》德文版一事。笔者当时在场坐听，现忆録于此，供读者参考。

　　［8］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89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9］吴定宇：《守望》第95-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原载加拿大《看中国》（周报），2016年6月13日，C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