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文化对于政治的影响为何？这个问题是学界长久以来所关注的议题。学者Gabriel Almond 和Sidney Verb指出，对文化的研究应从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着手探究，但其困难之处在于民族性缺乏一致的客观标准，Almond与Verba作为建立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首批学者，提出民主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紧密相邻，并建立客观的指标，开始使得政治文化成为可探究的议题。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然而，文化与民族性相关，而民族性则是形塑于人、社会、土地，缺一不可，因此若欲分析“文化”对台湾民主进程之影响，需先说明台湾社会与台湾人的形成。

　　根据史书记述，台湾社会大量汉民族移入于1372年，与此之前，居住于台湾的为南岛语系原住民。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上)》,蓬岛出版1988年,第20页。台湾原住民，经历千年的史前历史，但由于缺乏文字记録，无从纪载其文化。然而，这些文化并未遗失于历史长河，更多的是与台湾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独特文化遗产。

　　台湾社会文化带有浓厚的反抗性及冒险性。反抗性源自于对外来的抗争，从最早的原住民与汉民族的斗争、闽粤族群械斗、反抗荷兰殖民、反对郑氏统治、扺抗日本治理、扺制国民党独裁。台湾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反抗史。反抗性，造就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勇于追寻“正义”，不屈就于权威统治。而冒险性则是源于移民社会所致，“移民”到台湾的多数大都属于在中国大陆生活困苦者，这些民众越过“黑水沟”寻求生存的机会。此外，由于靠近沿海或岛屿渐渐地培养出“海岛文化”性格。海岛性格的社会展现出跃动性，但也表现出气短和孤立的倾向，缺少大陆性格的持久性和发展性。Ibid., 20-40.也因此，海岛性的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喜于“自由”厌于“压迫”的政治环境。

　　上述的冒险性与反抗性，皆可在台湾民主化运动过程中发现其扮演的重要角色。人民透过追求自由的“牺牲”与“奉献”换来台湾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令，这是世界上执行最久的戒严令；而后于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正副总统全民直选，自此时起台湾即被“自由之家”评为“选举的民主”又是“自由的民主”，为全球华人政体中的首例，并保持至今。不仅如此，台湾于2000年的总统选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并于2016年完成总统、国会的全面政党轮替，达到学者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检验民主巩固标准的“双翻转测验”（two-turnover test）的第一步，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vol. 4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266-67.未来有望达成真正的民主巩固。

　　综上所述，吾人探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除了单单从政治体制、行政结构、国际关系等外在面分析之外，尚须考虑到台湾的社会文化、风土民情、族群结构等内在因素，这些经过百年来的酝酿而成的社会脉络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影响确实值得探讨。因此，本文认为，如欲瞭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变迁，则必须结合内外之探究，以理解台湾为何成为华人世界中的第一个民主政体。 据此，本文将尝试从台湾文化调适的视角，探究台湾是如何由专制走向民主道路。

　　二、民主巩固定义：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之中

　　初生民主国家，经过人民期待而诞生，认为“民主”可以一次性解决过去“威权或独裁”留下的遗毒。然而，人民对于民主的过度期待，无形中伤害民主的稳定性。若民主无法达到经济增长、转型正义、政治稳定或与民众期待有所差距，则人民对于民主的信任也将迅速崩溃，更甚者倒退回威权体制。如此，现实与期望的巨大冲击往往使国家陷入“悲观期待陷阱”(trap of pessimistic expectations)。Milan W Svolik, "Learning to Love Democracy: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uccess of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 no. 3 (2013): 685-720.据此，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须经过“民主巩固”，才能成为完整的民主国家。学界对于民主巩固的意涵讨论相当广，其中以Andreas Schedler所提出的民主巩固四阶层论最为恰当，能深入剖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否已达到巩固状态。 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 no. 2 (1998): 91-107.

　　一、民主化四阶段

　　Schedler将民主化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ism）、“选举的民主”、“自由的民主”与“先进的民主”，这四阶段构成层级制的线性概念，每一阶段的目的，都是往下一阶的民主前进（请参见下图一），例如由“威权政体”进度到“选举的民主”，则代表该国民主化进一步巩固；反之，由“选举的民主”倒退为“威权政体”，则代表该国面临民主崩解的危机。以下将详述每个阶段的变化。

　　（1）防止民主崩溃（preventing democratic breakdown）

　　新生的民主国家由“威权政体”进入到“选举的民主”或“自由的民主”，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避免民主衰败出现，防止旧威权体制人员借由民主的未成熟性，使政体倒退回“威权政体”。为此，必须专注于培养国家的民主文化，致力于保护民主体制长存，此乃民主巩固的原始初衷。

　　（2）防止民主腐蚀（preventing democratic erosion）

　　民主腐蚀系指一个国家已经进入“自由的民主”阶段，但因为民主的监督机制或制衡机制尚未完善，导致政体由“自由的民主”倒退回“选举的民主”，进而使民主体制沦为“半民主体制”。例如：新加坡即是一个明显的半民主体制国家，国民虽有选举权但选举制度及被选举权仍受到政府“控制”，无法取得“自由”。

　　（3）完成民主（completing democracy）

　　完成民主代表从“选举的民主”进步到“自由的民主”。表示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已摆脱威权政体所留下的遗绪，在民主化方面已达到有效监督、治理、保证基本人权、大众参与等普世自由价值。

　　（4）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

　　民主深化系指从“选举的民主”或“自由的民主”，增加其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达到“先进的民主”。先进的民主主要以欧美国家为典范标竿，后进国家希冀民主化程度可达到与标竿相符之水平，过程中须建立完善的司法体系、政党制度、利益团体监督、民主深化民主精神、完善的公民社会等等。

　　（5）组织民主（organizing democracy）

　　组织民主系指透过建立民主的规则使国家能达到民主巩固，也就是说，透过制度化及组织化的系统，使民主能够依循规则运行，例如完善的政党政治体系、公正的司法组织、独立的立法监督机构，尤以当今越见庞大的国家组织型态，完善规化的组织对于民主的巩固影响更甚。

　　由上述可知，民主化并非一触可及，新生民主国家需经过“民主巩固”才能成为健全的民主政体，失败将使民众丧失对于选举的信心，“美化”过往威权统治者的执政，威权体制将随时复辟。为维持民主巩固，制度面须维持公平自由的定期选举，且追求政权能在政党之间和平转移，如Huntington提出的“双翻转测验”。另方面，文化面也须建构多元公民社会，使社会意见予以充分表达，尊重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念与意见，防止得来不易的民主产生倒退。

　　二、台湾的民主化之路

　　近代台湾的民主化最早可追述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事件之后中国国民党长期实行戒严和威权主义统治，台湾人民开始长达38年的争取民主自由之路。然因，时间序列长久阶段划分碍难详尽，本文将参照美国“自由之家”对于台湾民主化程度的变化，美国自由之家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主要评估各国民主自由的程度，该报告主要都被引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故本文引用其数据作为分类，具有理论及实证上的意义。作为民主进程阶段的分类。美国自由之家的评比从1972年开始，台湾于1972年被评比为“不自由”，直至1976年至1995年之间列为“部分自由”，1996年之后成为“自由”国家。以下将一此三阶段说明之。

　　（1）不自由

　　从1947年至1976年之间，台湾历经中国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虽有举行地方性自治选举，当选者与被选者皆为国民党所控制，无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并未享有自由权利。此期间发生了1960年雷震事件，雷震借由《自由中国》发表鼓吹解除党禁，然最后仍遭情治单位所控制而遭到监禁。

　　（2）部分自由

　　1976年随越战结束及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亚太国际情势改变，中国国民党借由威权统治台湾的方式不再受美国支持，伴随席卷全球的反战及自由主义风潮，使得台湾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例如：1979年戒严时期的第一场政治示威活动──桥头事件、1979年追求解除党禁报禁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海外流亡人士许信良回国的桃园机场事件、1986年要求行宪解除戒严──519緑色行动、1989年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等。

　　历经上述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牺牲，台湾于1987解除戒严与党禁，开始逐步迈向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过程，继而经过1991年和1992年的国会全面改选，台湾迎来民主的果实，终于在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人民直选总统，标志着台湾已经进入“自由的民主”，自由之家也在此之后将台湾列为“自由国家”。

　　（3）自由

　　1996年台湾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自主决定领导者的机会，更是华人世界中的第一个，而后2000年台湾首次和平政党轮替，这对于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国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标志该国已经具有稳定的民主体制。而后2008年台湾再次政党轮替，一般认为透过Huntington“双翻转测验”标准的检验，达成民主巩固初步目标，于2016年更是和平的进行第三次政党轮替，且国会议员也正式全面轮替，标志着台湾的民主已相当成熟，由“自由的民主”朝向“先进的民主”迈进。

　　综上所述，台湾的民主化并非一蹴可几，而是经过漫长时间不断争取与转型而来，相较于其他新兴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转型较为平和也具有特色，例如：台湾是由一党专政转变为民主，并非由军事政权过渡为民主体制；台湾民主化过程并未伴随经济结构性的衰退；多元的移民族群于民主化中，打破族群对立，培养出本土化政治；民主化转型中产生对于国家认同的疑问。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 no. 3 (1996): 69-82. 

　　简言之，国际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台湾的政权内部开始对民主化有所省思，另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台湾民主化的环境。这些因素导致威权政党的统治合法性日益衰退，在兼备主客观条件之下，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与新兴民主国家相比较为顺利，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属于“宁静革命”。阮铭：《民主在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 第30-33页。且台湾的民主化也验证了Huntington提出的“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得以实现”。Huntington, 4, 136.

　　然而在这过程中，随着民主化进程，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开始转变，从过去的一元政治到多元政治、斗争政治到竞争政治、权责合一到权责分层，这一切的变化皆起因于民主化及其社会环境的变迁。

　　三、台湾的民主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定义有许多，举凡认知（perceptions）、信念（beliefs）和价值（values），都可视为政治文化的一环。其表征可为意识型态、政治心理、民族性、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符号等等。Richard R Fa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vol. 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Robert D Putnam, “The Beliefs of Politicians: Ideology,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Italy,”  (1973); William Theodore Bluhm,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Raymond Williams,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Thomas R Rochon and Michael J Mitchell, "Social Bases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no. 3 (1989); Richard W Wilson, Compliance Ideologies: Rethinking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其中Almond 与 Verba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是最为清晰的，研究者认为政治文化为成员对于“政治态度”与“政治取向”。“政治态度”可分为参与型与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亦可分为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感情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以及评估取向（evaluation orientation）。Almond and Verba,  67-74.由说明可得知，探究政治文化必须理解调查对象的心理取向，至该社会脉络中去探求，并理解社会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关系互动。Stephen Chilton, “Defin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88); John Street, “Political Culture?from Civic Culture to Mass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no. 01 (1994).

　　台湾的民主文化建立于过去50年，反对威权体制的经验基础，期间台湾人不断与体制冲撞过程中，培养出独特的在地民主文化。从过去对于中国大陆的认同，不断的开始寻找自我和土地的连结，渐渐培养出对台湾的认同。且过程中，伴随地方选举的扩大与争取社会民主运动的频繁发生，台湾的政治文化产生变迁。

　　台湾的政治文化从过去由国民党统治下的大中国思想的一元政治，往多元政治发展，开始关心地方问题、族群问题、妇女问题等在地社会现象。另方面，因应多元议题及多元政治的出现，政党纷纷设立，政治上的竞争也由党内斗争，转为政党之间因议题而产生竞合的竞争政治。最重要的改变实则为，民主化之后依法行政、司法独立、职权分离等监督与制衡的制度确实落实，使台湾的政治文化从权责合一走向权责分层的“先进的民主”。以下将依序详述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变迁及其适应性。

　　1.多元政治与一元政治

　　多元政治及一元政治是一种政治哲学思维的变化，也是一种政策制度与资源分配变迁，这些改变经常以大众参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为依归。首先必须先讨论“多元政治”及“一元政治”的概念。

　　一元政治代表其统治者虽也有可能标榜权力来自人民，但其统治是将权力集中于少数菁英或个人之中，不依民主政治原则进行。Philip B Gove, Webster's Seve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llen, 1963).在一元政体中政府的重大决策甚少受民意、国会或公民团体影响；国会多为形式组织并未具有监督实权；政党及结社都属于违法；公民社会文化及信息的传播接受到政府的管制。此外，Mark Peceny、Caroline C. Beer、与 Shannon Sanchez-Terry也将一元政治分为军事政治、个人政治与单一政党政治等三者。Mark Peceny, Caroline C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 “Dictatori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no. 01 (2002): 12-26.

　　另一方面，Robert A. Dahl 与Charles E. Lindblom对于多元政治定义为政府响应民众的偏好，并视公民为平等的，且提供公民有同样的机会去形成偏好、表达偏好，并点出多元政治必须要“公开竞争”与“包容”。而要达成多元政治的目标则必须有以下几点标准：一、选举产生的官员——凡具有决策权力的官员或民意代表都须为“自由”选举产生；二、自由公平的选举——选举必须是经常、定期、公平且无威胁的选举；三、表达自由意见——公民对于各种政治事务、意识形态都有表达之自由，无须畏惧遭到惩罚；四、讯息自由——公民有接受各种信息的自由且受到法律保证；五、团体自主性——无论是政党或是利益团体皆具有实践民主政治精神的权利。Robert A Dahl and Charles Edward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 (Harper, 1953).

　　从上述关于多元政治及一元政治的条件，可以发现台湾在过去一元政治的时代依照分类是属于一党执政的一元政治，先经过1987年的解除戒严取得自由化——党禁解除、报禁解除、结社自由、信息自由，而后于1996年全民直选总统取得民主化。

　　从一元政治到多元政治的过程中，台湾社会及政治讨论的议题从蒋介石时代的“反攻大陆”“杀朱拔毛”“台湾是自由中国”，而后应对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所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号召“以心物群己关系的和谐，造成新中国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社会蓝图”。此时期台湾的传播、教育、政治全然受到严格控制，任何表达都是受到管制，典型的一元政治结构，目标只以恢复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为目的，并以“中国中心主义”为主。

　　而后到了1970年蒋经国主政，一元政治结构开始逐渐松动，再加上台美断交，台湾社会转而寻求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土地及其周边环境产生了“校园民歌运动”，民歌运动所关注的议题多为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再加诸国际社会上反越战及嬉皮文化浪潮，台湾要求自由的运动及抗争也不断的增加，一元结构遭到破坏。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台湾开始进入多元政治时代，各种集会与议题的表达蜂拥而现，例如去中国中心化、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母语运动、去除籍贯、机构正名运动、两性平权推动等等。

　　这些多元议题的出现使台湾的政治文化开始朝多元发展，不再只有国民党一党专制，各种因议题而产生的政党陆续成立，台湾政治开始进入多党竞争时代。伴随多元性的产生，台湾也正在逐渐适应如何尊重不同声音、不同议题，包容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幷且从中寻找对台湾的认同感，台湾人民对自身族群的认同也随时间演进而渐有变化。

　　综观而论，台湾从一元政治走入多元政治的过程多为和平变迁，有别于新兴民主国家在变迁过程中发生流血。正因为和平变迁，所以在过程中并未针对过去一元政治时代的“错误”进行更正，而是以“忽视”的方式寻求变迁过程平和。随台湾民主化日益巩固，台湾也开始面临“转型正义”的议题与讨论，以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之普世价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当前于多元政治及转型正义趋势下，台湾必须谨慎对待此问题，转型正义通常是高度政治敏感的，因此需要非常谨慎。另一方面，多元政治也使得信息传播和公民意见的表达速度加快，政府处理及反馈的效率必须提高。此外，民众对于不同意见的包容与尊重也必须相对应的提高。目前的台湾正由一个多元“自由的民主”，朝多元“先进的民主”成长，过程虽然艰辛也出现各种不同声音，但正是这股多元性使台湾激荡出进步的契机。

　　2.竞争政治与斗争政治

　　民主政治的最高理念为“主权在民”，指出民主政治是透过制度安排，使有意参与决策者，通过争取选民以取得决策能力。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1943), 242-53.由此可知民主政治是包含两个层面：参与和竞争。Robert Alan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6.参与系指选举权应普及所有公民；而竞争需由不同候选人通过表达政策，向选民公平与公开竞相争取选票，以取得决策的资格。

　　就学术定义来说，M. Duverger和G. Sartori认为“竞争”系指党际竞争（inter-party competition），也就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竞争的政治，这种竞争是公平、公开且自由的；相对地来说“斗争”系指党内斗争（intra-party struggle），或一党之内派系与派系之间斗争的政治。党内派系斗争不能取代党际间竞争，因斗争是不经过选民选举和比较的，所以是非民主；相对的竞争是透过党际间的选举，由选民依照自由意志和理念竞争的结果。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Methuen, 1959), 22-41;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31.

　　台湾从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基本上禁止民间私自成立政党，因此并无所谓“竞争”也就是党对党的较劲，只有党内斗争，也就是派系之间竞争。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的派系竞争有：中华复兴社（蓝衣社）与浙江革命同志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中央俱乐部（C.C.系）与戴笠系；C.C.系与土木系（陈诚系）等等。斗争结果常常是以派系瓦解或流亡为代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民党来台湾时C.C.系与土木系的斗争，导致C.C.系的领导陈立夫流亡美国25年。由此可知，此时期政治文化并无民主之事实，仅有以各自利益为核心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人民受害最大。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渐渐进入“政治竞争”的时代，以政党之间的意见之争，取代党内利益的斗争，人民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政党为其服务，但派系政治仍存在于台湾的政治文化中，例如国民党的保守派、本土派之争；民进党的新潮流系、福利国联机、正义联机、台独联盟、一边一国联机。只是此时期派系斗争多数以理念不同及政策意见相左，作为竞争目标。然而对人民来说，最为担心的是政党只勇于党内的派系竞争，而疏于对于党的意念的贯彻，这对于民主制度的党与党的竞争将造成伤害，也会降低人民借由政治竞争而获得的民主果实。台湾虽已经过20年的民主化但党内的派系斗争仍持续，这是台湾在政治文化变迁中仍须努力的方面。

　　3.法治与德治

　　若要达成民主巩固，社会的文化脉络有一点是不得不改变，那就是法治（rule of law）原则的建立。一般来说，法治意味着最低程度的道德标准，人人都必须遵守；相对来说，道德则用较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若法治观念没有被彻底建立，甚至和德治观念有所混淆，那么就会出现在政党竞争时以两套标准来互相要求，形成民主选举中的畸形现象，而这絶非正常的民主发展。此外，民主社会容许、甚至推崇多元价值的存在，为了让各种不同的主张和生活方式都有其立足点并在异中求同，就必须建构一个以正义原则为基准的法治社会，否则只是空中楼阁。而这样一种实践的方式，其核心就是正义的精神，即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政党，做相同的事情，应该获得相同的对待”，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顺利与否，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在文化传统上能不能从德治转向法治的标准，进而能够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原则的法治社会。

　　四、结论

　　台湾历经民主化至今年已过20年，若以人的成长来说，台湾民主化正要进入青壮期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台湾这20年来民主化过程中与旧时代遗留的威权文化相互调和，已经发展出属于台湾特色的民主思想，未来台湾应继续朝民主深化迈进，达成民主巩固。然而，台湾要达到民主巩固须注意内部及外部两者的平衡。内部方面须保持“自由的民主”防止民主倒退，并依据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实践基于正义原则的法治社会。外部方面台湾应该找出人民共同的共识，当前台湾因为长久以来的蓝緑竞争、统独争议、省籍纷争，已经使台湾社会缺乏凝聚共识的能量，台湾必须找出属于台湾的共同精神。


　　李酉潭：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