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既孕育了现在的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又要求在现在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基础上再创新一个新文化。不仅新时代需要新文化，而且新任务也需要新文化。创新一个新的中华文化，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复兴的需求。而现在，台海两岸的分离和分立状态，又是实现中华复兴的最大障碍。怎么办？创新一个两岸都可以共同认同和接受幷且融化的新文化，是一条必经之路。没有文化的融合，就没有社会的融合。没有社会的融合，就没有经济的融合。没有经济的融合作为基础的政治融合，也是一种貌合神离的融合。所以，两岸融合的向度、进度和程度关系中华民族崛起的最终质度、速度和高度，关系中国梦最终实现的方向、内涵和价值。“两岸融合”目前还只是一个心理需求。所谓心理需求，言外之意是，还没有到一个显意识的地步和程度。“心理”在弗洛伊德早期是一个“潜意识”的概念。这决定当下必需和急需一种文化创新和创意。台海两岸近70年的分开发展和思考状态，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隔阂和隔膜在发生化学变化，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多，且还在越来越严重。而要使两岸发展进入一个新常态——一个和气发展状态，就必须先在文化上做好文章。不仅要消除文化分歧，更要创新一种新的中华文化的观念、概念、理念、意念和信念。中华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经历丰富，跌宕起伏幅度很大。要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化解一切差异、矛盾和冲突的潜质、潜能和潜量，但要在现实和实际的工作中发力还必须创新、创新和再创新。“创新”是十三五首要的发展理念。创新有多种形式，如搬新、组新、模新和原新等等。文化创新需要创新一种可以产生新的教化、感化和变化效果的文化新常态。这种新常态需要两岸当局、两岸民众、两岸社会和两岸文化来共同努力。

　　想象当中，这个两岸文化交流的新常态应该包含一个“和合化文化”和一个“包容性增长”两种文化内涵。它们是当下两种最具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和发展影响力的文化性质和形式。但前者属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基础；后者属于新提倡的现代国际文化，是表现。虽然从字表上还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但从内涵上却看出了它们既是互动的，又是相互兼容的，如“和合”中的“和”，就既是一个“和谐”之“和”，又是一个“和而不同”之“和”。其中，后者那个“和”，也即“和而不同”之“和”就是一个“包容性增长”中“包容”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在“和合化文化”和“包容性增长”的整体框架中，“和合化文化”是基础。只有在“和合化文化”基础上的增长，才能称之为“包容性增长”。现实是，几乎所有研究和操作“包容性增长”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和思考过一个现象，或者发现了一种关系：它与这个“和合化文化”有关系吗？如有，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其实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互动频繁。

　　2015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建设包容性经济体，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其中就包含了一个鲜明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呐？根据英文单词“inclusive”来看，它是只有中文中前面的“包”（contain）而没有后面的“容”即“溶”（dissolve）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一个只有“包”而还没有“容”的“增长”模式和方式及其理论。现实是，要做到“容性增长”难度很大，只有努力做好“包性增长”。但即使是“包性增长”依然需要各方和各国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才会有这种可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口号已经有了，但具体落实的措施不是还没有很多，就是也没有很到位，更没有一个推进的系统操作方案，甚至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协商、协调和统筹。

　　“和合化文化”的源头是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于儒释道。道学讲究“天人合一”，佛学注重“尚和”，儒学信奉“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文化有很多形式，但能持续一段时间的形式并不多，断断续续传承的形式也不多，而能一直“传”之又“统”之的文化形式更是为数不多，而且还要整理和梳理，甚至还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但即使这样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已经属于奇迹和奇葩。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还在一直连续发展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它本身就藴涵一种特别旺盛的机理，本身就具有值得研究的价值。研究结果是，像人一样的吐故纳新机理是它的根本性机理。这就是它可以“传统”的机理和基因。

　　而“和合化文化”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个可以吐故纳新的机理和传统。但“和合化文化”本身还是一个新概念，是这次参加中华文化论坛进行思考的一个创新结果。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重视概念创新的时期。随着历史延伸和中西文化的频繁和深度交流，每个概念都在发生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和发展。很多概念不仅脱离了初心，而且更是脱离了本原。在很多方面，现在都需要一个概念的创新式回归和发力的状态。

　　问题是，台海两岸社会及其文化又怎么才能做到“和合化”呢？要想“和合”，就必须清楚台海两岸社会及其文化的现状是什么。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对两岸社会及其文化需要重新认识。台湾究竟是一个以什么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大陆又是一个以什么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不要以为生活在其中就能理解它。否则，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等于白说。在最近70年，台海两岸文化及其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是一种翻天覆地乃至逆转性变化。台海两岸社会及其文化在过去40余年发展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大陆已经转变到20世纪50年代时那个台湾状况，台湾也逆转到当时大陆的状况。但是，20世纪50年代大陆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时大陆还是一个封建的农民意识很强烈且在做的状态。而中华传统文化基本就是一个封建文化。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一般是从周朝算起的，而不是商朝。商朝原则上属于奴隶社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商朝是东来到中原的文明。在中原尚未形成之前时，其东边山东还是一个海上仙岛。当时岛上居民很有一些古希腊人味道。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周朝文化，而不是商朝文化。但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类似商朝文化的古希腊文化。在当初是周朝打败了商朝，但在现代中华文化中是否还可以战胜和打败西方文化呢？目前这还是一个问题，且还是一个用复杂目光看越来越复杂，但用简单目光看越来越简单的问题。

　　核心在于，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看能否进一步“和合”西方文化呢？也即历史上的周朝文化能否最终“和合”商朝文化呢？中国历史上自西周以来就提倡一个“重农抑商”的文化。其中“农”不仅仅是一个“农业”之“农”，还是一个周朝之朝之名；“商”不仅是“商业”的“商”，还是一个“商朝”之“商”之名。由此可知，历史上周朝文化并没有真容商朝文化。这就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和”与什么是“合”以及什么是“和合”与怎么“和合”的一系列问题。“和”者一定会突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这个“和”既是一个“和声”之“和”，是指在禾杆上做一些“孔”，再从“孔”中发出混合声音的状态；又是一个“和解”之“和”，是指用“和稀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思路。而“合”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状态。其中，有过程不一定有状态，但有状态必定有过程。能最终合在一起的部分一定是一个本来就是从整体分出来的部分，如同英文单词individual（个体）所描绘的情况一样：它特指一个从整体中分开出来（divide）那个部分的状态。它们即使有独立性也是一种相对独立性。这也吻合西方对创世说的描述：女人就是由男人身上的肋骨做成的人。但是，“和合”则是一种以“和”为终极目的的“合”的过程和状态。但“合”也是复杂的，如配合、合并、合作等等。“合”的对立面又是一个“分”。中华传统文化又充满着辩证思维和方法。一是老子创立了世间最大的“合”态，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和思想。一个连天与人都可以“合”，还有什么不可以“合”的呢？所以，它又是不惧怕“分”的。二是创立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辨证思想。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历来又是信奉和讲究“和”价值的，如“以和为贵”等。怎么理解这个价值？一是一种以“和”为核心的文化，二是一种以“和”为难得的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和态”难得，而且“糊涂”态也难得。一般说“和谐”是对内的，但说“和睦”是对外的。

　　重点还是，怎么“和合”两岸文化及其社会？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是既有倾向又可分层的。要想“和合”台海两岸，一方必须对另一方瞭解，但一定要以“知己”为前提。“知己”之所以在“知彼”之前，就是因为“知彼”是为“知己”服务的。大陆想“和合”台湾，就必须瞭解台湾社会的文化分层情况。对台湾的文化研究，分块研究较多甚至很多，但对分层研究还是很少甚至极少。但分层研究也有多个维度。这里重点进行一个按照形成的时间顺序分层：它的底层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台湾最大一次移民发生在东汉时期，卫温、诸葛浮海夷洲就移民了7000余人，主要是移民了中华文化。第二层是战争文化。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康熙平乱台湾，都在打仗。第三层是日本文化。第四层是美国文化。第五层是欧洲文化。第六层是大陆文化。大陆社会的文化层级是这样的：底层是中华传统文化，第二层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文化，第三层是日本的侵略文化，第四层是美国文化，第五层是苏联文化，第六层是文革文化，第七层是改革文化。由此看，台海两岸即台湾社会及其文化和大陆社会及其文化又有什么共同点呢？彼此之间又有什么结构上的合与被合的需求如同杯身与杯盖、茶壶与茶杯呢？总之，只有异性才能相吸，如是同性只能相斥。

　　真正要使台湾和大陆融合与“和合”在一起，最好的思路就是像现实中很多杯盖和杯身的关系一样：把台湾当作两岸融合在一起整体杯子的杯盖，把大陆看作这个杯子的杯身。问题是，把台海两岸的大陆社会和台湾社会“和合”成一个怎样的整体呢？不同的整体设想和想象，就会有不同的可以“和合”的要素和机理，就会有不同的“和合”方法，也会有不同的“和合”的效果。

　　当然，“和合”的概念提出固然有难度，但“和合”的实践更有难度。虽然对“和合”之点的选择固然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对“和合化”方式的选择。方式是一个综合概念，里面不仅包含性质和内涵，还包括程序和过程，更加包括做法、方法和手法。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就会功亏一篑。这不仅需要担当和胆略，更需要“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


　　黄建钢：作者为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浙江海洋大学港台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