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脱离欧洲联盟组织。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结果确定了英国离开欧洲联盟。英国脱欧公投有关资料，可参阅《维基百科》中文网页的〈英国去留欧盟公投〉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5%8E%BB%E7%95%99%E6%AD%90%E7%9B%9F%E5%85%AC%E6%8A%95这个事件具有多方面意涵，首先，它意味着全球化趋势的顿挫；其次，它显示了老牌民主国家的英国陷入了民粹当道的窘境；最后，它透露了英国社会排外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无独有偶的是，美国的总统选举也呈现出相当浓烈的反全球化氛围，经济不振、国势下滑之余，右派民粹气息高张，使得原先被当成笑话看的唐纳·川普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欧洲和日本的日子也不好过。由希腊率先爆发，其后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资料，可参阅《MBA智库》里的〈欧洲债务危机〉条目，http://wiki.mbalib.com/zh-tw/%E6%AC%A7%E6%B4%B2%E5%80%BA%E5%8A%A1%E5%8D%B1%E6%9C%BA日本则是在进入第三个“失落的十年”之后，其首相安倍晋三“三支箭”的经济振兴方案并未奏效，民众消费意愿依然低迷，投资意愿低落，整体经济状况持续疲软。安倍晋三的“三支箭”分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包括放松管制与促进创新在内的一篮子增长战略，其内容可参阅《MBA智库》之〈安倍经济学〉条目，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89%E5%80%8D%E7%BB%8F%E6%B5%8E%E5%AD%A6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美欧日等先进国家集团集体遭遇到了经济成长的瓶颈，那么，后进国家的情形又如何？在已发达国家遭逢瓶颈之际，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低度发展”的困境或“中等收入的陷阱”，只有中国大陆、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维持3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近年虽增速放缓，但在国际间仍然名列前茅。这使得中国大陆成为国家发展比较新的范式，有关“中国模式”或其意涵的研究，在学术圈引起了许多注意和讨论。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赵剑英、吴波主编：《论中国模式》（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如果将前述变化放置在“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两大视角来观察，似乎“历史终结论”预言已经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越来越符合现实。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真如“文明冲突论”所讲的那么悲观吗？本文看法是，以中华文化作为基底的“中国模式”的开展，或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应该可以超越文明冲突的困境，在“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之外，开辟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三条路来。

　　二、历史终结论的出现

　　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原有政权相继崩溃的现象。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或者执政党被推翻下台，或者丢弃了马列主义的信仰；柏林墙在1989年11月倒塌，使东西德迈向统一；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陷入了长期战乱；苏联则在1991年底宣告解体。有关资料可参阅《维基百科》中文网页《东欧民主化》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C%A7%E5%89%A7%E5%8F%98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共产主义的终结和自由民主的胜出，人类历史发展至此只剩一条路，即朝向以美国为模范的自由民主政体加上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形态迈进，这种社会制度安排定于一尊的情形，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终结”。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福山借用了黑格尔对历史演进的看法，以及俄国出身的法国哲学家Alexandre Kojeve对于黑格尔学说的诠释，并辅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说明何谓“历史终结”。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是个连贯的、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寻求被平等肯定（recognition）的权利，这种欲求，鼓动不同时代的人反抗和改变他们所面对的不平等的社会体制，促使人类社会不断经历正反合的辩证循环而演进，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让自由能够充分扩展，平等能够彻底实现，然后，人类的历史走到了终点。

　　这种人类历史会朝某种理想的社会体制迈进，并在跨越某个时点或阶段之后，达到终极理想境界的历史观，同样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过，当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动力是来自于人类被平等肯定的精神欲求的时候，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动力来自于人类的物质欲求，这种物质欲求促成了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但也带来了拥有生产工具的优势阶级，和没有生产工具的劣势阶级之间，生产关系上冲突矛盾的激化，并导致阶级革命发生。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主要的矛盾就出现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等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采取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安排，让所有人共同拥有生产工具，阶级的矛盾就可以消除，生产的意愿和生产力会极度提高，理想的生活境界于是到来，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Kojeve则是根据黑格尔的学说，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终结”的论点。Kojeve认为，从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的层次来观察，其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和拿破仑执政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已经走到了终点。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提出了人类社会最终的价值要求——自由与平等，而拿破仑在1806年打败俄国之时，则将法国大革命的要求传布到了黑格尔的故乡——德国。至此，自由和平等已经是普世公认的真理，此后，各种思想观念的论述或者意识形态的构建，都只是在填补或阐述如何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终极价值而已。

　　借用了黑格尔、马克思、和Kojeve的论述，福山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朝向自由民主制度迈进的普遍性历史，或说现代性（modernity）扩散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就不会再变化了。所以，当东欧剧变和苏联瓦解发生时，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或现代性文明，已经取得了永久性的胜利，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不会再有新的变化，历史也就走到了终点。

　　三、文明冲突论的对垒

　　福山的论点招来了许多批评，其中，最常被引用来反驳福山论点的，是福山就读哈佛大学时的老师杭廷顿，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点。在文明冲突的论述中，杭廷顿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开展，相互融和的全球性文化很难出现，反而是文明冲突可能会在全球化潮流中更加剧烈，他的说法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的一些论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美〕杭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首先，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性意识形态的（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或民族主义（以国家的疆域来划界）的。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到来，国家与国家之间意识形态龢民族主义的冲突固然退烧了，但文明之间的冲突却方兴未艾。后冷战时期族群冲突的涌现，其实是因为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在进行重组，如果一个国家里面存在着不同文明的对垒，族群冲突就很容易爆发。以宗教信仰为主的各大文明之间在地缘上和族群上的分野，将成为冲突的主要断层线。

　　其次，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以及文明和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有着密切关系。同一个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会高度关联到文明冲突的形式，而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第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明为界限重新组合，幷且呈现出如下复杂趋势：1.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2.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以及其核心国家的国力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之间力量的对比因而产生明显消长。3.一般说来，不同文明的国度之间，其互动关系通常是疏远和冷淡的，可能走向高度敌对，也可能迈向竞争性共处。

　　第四，目前世界上的文明主要可以分为九种，分别是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明、信仰天主教为主的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回教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这些文明之间有的相处并不和谐，甚至于很容易引爆冲突。冲突的断层线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即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文明）与回教文明，以及西方社会和亚洲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区域，特别是中国大陆）之间。至于引发冲突的导火线，杭廷顿认为，可能是西方的狂妄自大，可能是回教的不容异己，也可能是中国的专断独行。

　　最后，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跨越界限相互交流，同时，也要尊重彼此的文化特色和承认相互的文明界限。

　　按照杭廷顿的看法，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或断层线，颇难以跨越。由于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是诞生在基督教文明中，所以，无法适用在回教或儒家思想的异文化圈中，西方人士也不宜有自由民主乃是普世价值，因而想要强迫非基督教文明接受的想法。如果自由民主体制不是人类世界统治形态的唯一归趋，那么，依照福山的思维逻辑，历史的终结不仅还没有到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四、以中华文化超越文明冲突

　　人类社会到底是会迈向“历史终结”，还是会陷入“文明冲突”？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大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局，似乎“文明冲突论”已逐渐占了上风，“历史终结论”逐步脱离现实。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族群和国际关系这三个面向，总结出一些重要的脉动以及其中的挑战。

　　（一）当前人类社会变迁的大势与挑战

　　首先，在社会经济面向上，1997年刮起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涌现的全球金融海啸告诉世人，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连带关系的紧密，也打破了“日本第一”和美国可以作为终极榜样的神话。在此同时，中国大陆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后的优异表现，包括撑持住高速经济成长，以及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的论述，在国际间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话语权。

　　美式资本主义除了酿成金融海啸的灾难之外，还具有分配恶化的内在本质。透过长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梳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的内在本质提出有力批判的近着，乃是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4.约瑟夫·史帝格利兹，就对美式资主义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提出了批判，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沦入了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情境，顶尖百分之一的人透过金钱影响政治的运作，不断扩大寻租空间和积累财富，牺牲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利益，同时，缺乏适当治理机制的全球化，更进一步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让发展中国家难以翻身。史帝格里兹的有关论述可参阅他以下著作：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Joseph E.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6.；和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12.

　　除了成长疲软之外，当前世局还面对着不平等问题的持续恶化。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乃至于世代与世代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扩大加深，仇富心理遍地发酵，许多国家的年轻世代陷入了仿徨与愤懑。刘鹤比较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认为，两次全球大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的程度之后，集中爆发所致。危机爆发之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决策者若是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论述与政策，往往使得情势越弄越糟。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比较》2012年第5期，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cs_62/

　　其次，在政治体制方面，苏联与东欧的崩溃虽然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盛极一时，然而，无论是在前社会主义的阵营中，或者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民主化过程都不是坦途。福山对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表达瞭高度信心，幷且相信人类社会制度的安排迟早都会向美国靠拢。但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结果让他发现到，就算自由民主是可欲的，它需要许多社会条件支撑，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形式上的制度安排，只是重蹈政治衰退的覆辙而已。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2010年底在北非和中东国家掀起的“阿拉伯之春”，其后续演变再次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移植自由民主的不易。以致于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些人忍不住要问：“民主到底出了什么差错？”“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近年来，福山重新检视他的“历史终结论”之后表示，比较理想的自由民主其实需要三个要素相互配套，分别是有效能的国家机关或政府（effective state）、法治（rule of law）（规范统治者的行为，即不只一般民众，包括领导人也遵守法律）和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特别是定期的选举）。其中，他特别强调政府效能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果少了一个有能的政府或国家机关，民主和市场都难以适切运转，而一个有能的政府或国家机关，却未必要经由自由民主龢利伯维尔场才能促进国家发展，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福山将他这方面的研究分成两段人类历史和两本书来呈现，第一本书从史前谈到18世纪，第二本书从工业革命谈到当代时空，这两本书分别是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和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最后，在族群与国际关系的脉络上，全球化固然使得这个世界上诸多国家或经济体彼此的互动与连结更为频繁紧密，但是，有如杭廷顿观察到的，族群和文明边界的冲突乃至于战争，并未有效地消减。2001年9月，伊斯兰激进势力盖达组织发动了对纽约双子星大厦的恐怖攻击，使得美国和回教势力的冲突急遽升高。其后，美国联合英国与其他国家，相继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战火绵延了将近10年。有关资料参阅《维基百科》中文网页相关条目。包括〈阿富汗战争（2001年）〉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E6%88%B0%E7%88%AD_(2001%E5%B9%B4)以及〈伊拉克战争〉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E6%88%98%E4%BA%89直到今天，中东地区情势仍然很不稳定，伊斯兰国的恐怖攻击行动让许多国家人心惶惶。除恐怖攻击外，“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从中东和非洲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则形成了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另外一种形势的冲突。大量信奉回教的难民涌入欧洲，对欧洲国家造成了经济和社会压力，导致欧洲许多国家都兴起了反移民的右派民粹主义。有关情形可参阅《维基百科》中文网页〈欧洲移民危机〉条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7%A7%BB%E6%B0%91%E5%8D%B1%E6%A9%9F同时，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结果，升高了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保护心理，造成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许多角落蔓延。

　　在回教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之外，另外一个造成国际情势紧张的脉络，乃是中国大陆的崛起和美国想要阻挡中国崛起的围堵动作。有感于迅猛崛起的中国大陆对于苏联瓦解后美国独强地位的威胁，美国总统欧巴马近年来开始倡议“重返亚洲”，推动“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希望联合东亚地区的国家，形成围堵大陆的防线。其动作包括在韩国布署萨德系统；与日本在东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默许日本修宪摆脱军力限制；以及怂恿菲律宾提出仲裁告诉，否定中国拥有南海U型线的历史性主权等。这些动作，使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二）中华文化的底藴与文明冲突的超越

　　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和团体，这些态度和美国重视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形成了对比，所以，随着中国大陆崛起，中美之间将会因为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差异而导致冲突。Huntington: 1996, p.225.但是，真正瞭解中华文化精髓的人都晓得，这种观点其实相当肤浅。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来观察，“以人为本”而主张发扬“仁爱”精神的中华文化，具有以下三个有益于超越文明冲突的特性。

　　1.开放包容的宗教观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无论是主流的儒家思想，或者是侧翼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不是主张唯一真神的宗教信仰。《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对于超自然的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道家则强调“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至于道教和佛教，都是典型的多神教，不主张唯一真神。因此，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为唯一真神的信仰而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至今仍处理紧张状态的时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极少出现因为信仰的差异而导致的相互攻伐。相较于文明冲突主要的导火线是宗教信仰的差异，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宗教观则有益于化解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冲突。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谦和态度。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所讲的这句名语，充分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乃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对待之道。相较于西方文化强调“普世价值”，喜欢“已所欲，施于人”地将自己的价值偏好强加于他人身上，而不问文化背景、时空差异、与发展程度，中华文化则藴含着相对谦虚温和的待人与处世态度。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避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战略。这和美国爱用“人权外交”战略向其他国家施压，或以“反恐”为名到处驻军和攻伐，是不同的路数，也比较不会招致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对立。

　　3.行“王道”于天下的“世界大同”精神。

　　《孟子·见梁惠王》篇中，孟子将孔子学说核心价值的“仁爱”精神，进一步发挥为“行王道，施仁政”的主张，强调“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孙中山先生则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传承了孔孟之道，主张中国在涉外关系中，应该要扮演“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鹰犬”，在追求本身富强之余，还要能够“济弱扶倾”，联合世界上以平等相互对待的国家，携手迈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融和了以上特性的中华文化，在文明交会的过程中，不会将本身的价值理念或制度安排强加于别人身上，而是设身处地寻求双方或多方的相互谅解，经由“和而不同”的互信互谅，超越文明冲突，实现全球正义，迈向世界和平。

　　五、结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长期经济高速成长，幷且有望在2030年以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硬实力增长的同时，如何提升软实力，避免国际间对“黄祸”的疑虑，是必须思考的课题。作者相信，以中华文化为基底，行王道于天下，那么，“中国模式”的开展或者“中国梦”的追求，必将能够超越“文明冲突”的困境，在“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纠结中，开辟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三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