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4日，台湾的一群学术及文化界知识分子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宣布成立“文化中国论坛”，其主要宗旨在于“重振台湾精神，复兴文化中国”。10月25日上午，“文化中国论坛”社又以“呼唤小桃阿嬷精神，反思台湾光复意义”为名，在立法院请愿室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铸造“小桃阿嬷”铜像，呼吁社会各界，记取慰安妇“小桃阿嬷”悲惨的生命故事，勿忘台湾光复的重大意义。 

　　一、文化台独

　　“文化中国论坛”社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反对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文化台独”。去年当“反课纲”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十三位緑营执政县市长发表立刻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看到高中生站出来，“肉身冲撞”“教育部”，抗议教材遭政治力扭曲，“我们被这股勇气感动，同时也觉得惭愧，因为给孩子一个健全的教育环境和客观的内容，本应是大人的责任”。他们呼吁“教育部”应宣布立即撤回争议课纲，继续沿用现行课纲教材，如果马英九执政时期仍旧执迷不悟，那么改正争议课纲、让教育摆脱政治的干扰，将会是下一任政府的责任，“我们誓言要扛下这个责任，絶不逃避！”

　　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在520之前的4月29日，“立法院”院会即以71比15的絶对优势，通过緑委提出的“撤销课纲微调案”。5月18日，“立法院”三读通过“高级中等“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明文规定：课纲审议委员必须纳入学生代表，未来中小学课纲都将准用此规范。

　　5月21日，新当局上台第一天，新任“教育部长”潘文忠，在上任首次记者会上宣布：他将以行政命令立刻废止103年高中国文与社会“微调课纲”。这一系列的动作，明白显示：民进党当局将借用““中华民国””之名，推动“文化台独”之实，用“自我殖民”的课纲教育下一代。

　　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本从清政府取得台湾统治权后，便认为：台湾的土地及人民皆属“日清战役”的战利品，土地为日本国的一部分，但人民则有区别。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在施政方面也有很清楚的区别。在台湾，日人自称为“内地人”适用日本的“内地法”；台湾人为“本岛人”，必须遵守总督的行政命令，亦即管控殖民地的“外地法”；在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方面都有差别的规定。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否认他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亲美媚日的蔡英文新当局为什么要替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擦脂抹粉？违反历史事实，用虚构的材料欺骗下一代，蔡英文新当局的“良心”能安吗？

　　二、良知理性的分裂

　　除了反对“文化台独”之外，“文化中国论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对治当前华人社会中“良知理性”分裂的根本问题。

　　什么叫做“良知理性”的分裂呢？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伦理与道德已经成为支撑华人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形式架构。在先秦儒家诸子之中，孔孟荀三人的思想构成儒家“仁义礼”伦理体系，曾参和子思所着的《大学》和《中庸》则试图说明其形而上学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孔子是“圣之时者”；《中庸》第廿八章明确引述孔子的话：“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更清楚地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针对时代的要求，对于儒家的伦理与道德提出可以为当代人所接受的完整论述，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良知理性”便是分裂的。

　　“良知理性”分裂会有什么后果？在农业经济时代，当中国人口的成长和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无法保持平衡，儒家伦理与道德无法维系既有的秩序，社会便开始出现动乱的征兆。中国历史也以大约两百年作为一个周期，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

　　三、“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

　　先秦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取得政权之后，采取“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政策，巩固赵家江山，导致外患频仍、无力抗拒。北宋时期，开始有理学家们尝试阐明“性”与“天道”在儒家思想中的意义。朱熹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集大成者，他先是和陈亮、陆九渊发生学理辩论，后来受到外戚韩侂胄政治势力的打压，而“落祠罢官”。南宋覆亡后，儒家思想分裂为程朱一系的“理学”和“陆王一系”的“心学”。明朝灭亡之后，清儒们又责怪“王学末流”是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

　　五四运动时期，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一面主张“全面西化”，一面全力要“打倒孔家店”。结果主张“学习英美”的一派，跟着国民政府，败守台湾。主张“一面倒学习苏联”的中共，在获取政权之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

　　台湾从1994年启动“教改”之后，主导教育政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面盲目移植各式各样的美式教育，一面采取逐步“去中国化”的积极措施。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知如何在学校中进行品德教育，我们甚至不知如何教育下一代，种下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危机。

　　四、儒学在大陆再度兴起

　　台湾情况如此。文革结束、改革开放30余年后，中国大陆的情况又是如何？

　　201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以整版篇幅，刊载了三篇“观察”文章，呼吁“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一面讨论“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一面介绍“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包括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鍳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等。他指出大陆的新儒学大多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同时他也认为：有些港台新儒学学者“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不久之前，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泽波（2014）出版了《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从“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面向，全面回顾并批判牟宗三的哲学思想。在此之前，王兴国（2009）更出版《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从逻辑思辨到哲学架构》，全面而且深入地探讨了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认为牟氏是“契接中西哲学之主流”。

　　五、牟宗三的再详估

　　从二次大战结束，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以来，港台地区研究中华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过于牟宗三（1909-1995）。如果说胡适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代表，牟宗三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牟氏是山东栖霞人，天资聪颖，自青年时期，即潜心精研中、西哲学，27岁出版《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此后即著述不断，他先独立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书译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统绪，写成三巨册的《心体与性体》，累积下极为丰富的哲学宝藏。临终时自谓：“一生著述，古今无两”，堪称现代新儒家的灵魂人物。

　　在《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中，牟宗三（1982）将儒学哲学的关系分为三个大时代（three epochs）：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宋明理学：以周张程朱陆王为代表；当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开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

　　六、三统并建

　　我一向认为：对一位学者最恰当的评价方法，是用他为自己界定的“人生之道”，来评估他的学术成就。牟宗三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其目的在于重建中国文化，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形态。他认为：唯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儒家式人文主义彻底透出，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形态。道统德是道德宗教，学统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治。

　　牟宗三认为：道统是一种比科学知识更具纲维性的圣贤之学，是立国之本、是文化创造的源泉，是政统和学统的生命和价值之源，政统和学统是道德的客观实现，失去了道统，政统和学统就会步步下降，日趋堕落；而失去政统与学统，道统也会日益枯萎和退缩。他以为，三统之建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义”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转进第三期之发展。

　　牟宗三认为：他在学术研究上毕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义”的统绪，肯定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的“道统”。就这个层面而言，今天的学者当然可以从各种面向来评估他的成就与贡献。然而，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絶不会因为后人的评估而宣告“终结”。相反的，今天我们要想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统”和“政统”，我们仍然绕不过牟宗。

　　值得强调的是：以牟宗三为首的“港台新儒家”，毕竟是学院派的人物，他们可以长篇累牍、著作等身以“肯定”儒家文化的道统，但却无法在华人社会中“宏扬”此一道统。至于“容纳希腊传统，转出‘知性主体’”，以开出“自主的学术传统”更是一事无成。

　　七、自主学术传统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特长在于“综合的尽理精神”，是一种“理性的运用表现”。相对地，西方文化则擅长“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以“理性的架构表现”，通过一种“主客对立”的“对待关系”，形成一种“对列之局”（co-ordination），从而撑出一个整体的架构。

　　以我在台湾推展本土社会科学三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华人学术社群要想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定下心来，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哲学，才有可能运用“分解的尽理精神”，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以“对列之局”实质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域中，运用其“综合的尽理精神”，来解决生活中所遭逢的各种问题。

　　八、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策略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过去三十年间，台湾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所出现过的五种“文化主体策略”。从该书的析论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学者所追求的主体，具有四层不同的涵意。第一是“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第二是作为儒家文化传统之“研究者”的个别主体；第三则是儒家社会中之“学术社群”所构成的“知识论主体”。第四则是心理学研究对象或“案主”之主体。    

　　该书将学者的研究型态分为“安土型”与“游牧型”两类：所谓“游牧型”的研究，大多是指导教授指导研究生所完成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对于挂名的教授而言，这类论文对于他所要探讨的学术议题通常是“浅尝辄止”，由另一个议题换到另一个议题，这种“出版取向”是以累积实征研究资料作为目的，不探讨文化的深层结构，美其名曰“游牧型”研究。

　　这样长久累积的实征研究资料，最后必然是支离破碎，看不出研究者的“个别主体”。相反的，如果我们把儒家文化传统，看成是一种“文化系统”，“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结构”可以说是支撑住华人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形式架构”（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不管从哪个面向切入，最后都可以针对该面向所涉及的问题，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并解答相关的问题。这种研究策略，我称之为“问题解决取向”，唯有达到这种境界，华人本土学者才有了真正的“个别主体”，他才能彰显出其“文化主体”，他的研究对象或“案主”，也因此而有了“主体性”。

　　“问题解决”的研究取向，一旦达到“理论建构”的目地，必然经得起学术社群的反复辩证。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是在“批判与辩证”中发展的，尤其像“本土心理学”这样新兴的领域，既要瞭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又要瞭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于相关的议题，必须经得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证，直到双方“视域融合”为止。

　　三大断裂的格局。

　　台湾是中华文化现代化最好的实验室。在台湾迈向成熟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对大陆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可以起到正面促进的作用。因为今天大陆的社会科学界跟30年前的台湾一样，絶大多数的研究或教学人员都是在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典范。

　　2012年2月16、17日，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举办“第五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翟学伟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本土视角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不同的30年。第一个30年是少数学成归来的中国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带入中国学界，并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二个30年大约从1949年至1978年，大陆学术先是一面倒，学习前苏联，后来社会心理学在大陆则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从1978至今第三个30年，又由“海归派”带头，一面倒学习美国，呈现出三大断裂的格局。他认为：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一批跨学科学者的支持下，台湾社会心理学界开始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进程。但由于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并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气候，也少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至少在一些有苗头的领域缺乏积累与跟进。

　　社会心理学的情形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的情况又何独不然？我跟大陆学术界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确实是感到“实践很伟大，理论很苍白”。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多是“抄来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是感到“知识论的困惑”，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母社会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自己的社会解决问题，抑或是制造更多的问题？伴随快速发展的奇迹，大陆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像贫富两极分化、都市交通拥塞、生态环境恶化、雾霾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大陆学术界又普遍存在着“本体论焦虑”，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儒学融入现代社会，确实有其重要性。大陆这样的反思主要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只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5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捱打”和“捱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捱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

　　针对这样的困局，正是两岸学术界携手合作，搭建“文化中国论坛”的两岸交流平台，以促进中华文化复兴的良机。如众所知，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九、人类文明的出路

　　我们可以再从一次实证研究发现，来说明“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性，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经在65个国家作了三波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的效果之后，在历史上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区，显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这些社会在“传统／世俗-理性”(traditional versus secular-rational)和“生存／自我表现”(survival versus self-expression)的价值向度上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社会(包括西方)都朝向“世俗-理性”及“自我表现”的价值(即现代与后现代)的方向变动，但其速度并不相同，而且各文化区之间仍然保有其差异性。

　　他们的研究显示：如果将经济发展的因素排除掉，则世界各国可以区分成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区。因此他们怀疑：“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谓现代化的力量是否会产生一种同质的世界文化(homogenized world culture)”( Inglehart & Baker, 2000: 49)。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如果能够吸纳作为西方文明之优长的科学哲学，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则应当可以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出路。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传统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后，华人社会科学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愿意投身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致力于从事“文化复健”（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华文化纔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在民进党推动“文化台独”的今日，正是两岸学术及文化界携手合作，重新建构“文化中国”的最佳良机。两岸在“文化中国论坛”上携手合作，不仅只是为了争取华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而且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条可能出路，这一代中国人千万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