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湾青年世代的认同问题几乎是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迅速成为两岸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两岸学界与实务工作部门对此议题也陆续展开系列性研究与调研。本文所要探讨的台湾青年学生认同问题整体可纳入青年世代研究范畴，世代研究既是传统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议题，也是过去20多年来台湾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特定历史时段，同一“出生世代”的类似社会位阶会形塑其价值观与政治经济行为，尤其是青年时期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事件会导致同一“出生世代”的人们共同经历相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而使该群体的信仰立场与行为模式固化。D.O. Sears and N.A. Valcntino，“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Vol 91. No.1,pp.45-65.转引自林宗弘：《再探台湾的世代政治：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的应用，1995-2010》，第398页。

　　台湾不同年龄、世代民众之间的政治与社会态度（如国家认同、民主价值、投票行为等）存在分化或世代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Shelley Rigger,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Policy Studies，2006（26），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0年。不同研究者对台湾“代际”划分稍有差异。学界对台湾世代如何划分问题，引用较多的除Shelley Rigger在2006年研究外（见上注），另有Andy Chang and T.Y. Wang,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Vol 40.No.1-2,pp.29-49.由于高校是台湾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而既有研究在有关台湾高校学生族群与文化认同方面的调查研究比较薄弱。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设计专项议题问卷，对台湾高校青年学生（大学部）的身份、文化认同以及两岸关系议题进行调查研究。本文所关注的台湾青年学生群体可归入政党轮替或网络传播世代，即该世代的青少年与成年时期经历本土化教育与政党轮替，感受到两岸经贸开放与大陆崛起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以及网络社会的兴起，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台湾认同。参见林宗弘：《再探台湾的世代政治：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的应用，1995-2010》，《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5年第2期。本文首先对台湾“本土化”与青年世代认同变动之间的关系做一历史梳理，然后对台湾C大学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描述统计，并结合其他全台抽样民调资料分别讨论青年学生的族群身份认同、文化民族主义、两岸关系议题的立场分布及部分相互关系，最后对上述议题做总结式讨论。

　　一、本土化与台湾青年世代认同变动的历史背景

　　“本土化”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解释是指朝向适合本地、立足本地、认同本地的方向发展，或发展成为具有本地特色的事物，同时含有逐渐削弱或去除外来影响的意思。狭义是指社会生活层面的本土化，其中较广义的所指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实现适合于本地的政策、制度等；狭义所指为，当地居民在肯定其主体性前提下，追求自主利益的相关活动，如官员的本土化等。陈孔立：《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具体到台湾地区的本土化，其在部分时段又可称为“台湾化”（Taiwanization），强调台湾在地的历史、地理、文化及主体意识。

　　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层面意涵，由1980年代末期解严以来的本土化发展历程看，其内涵层面涉及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以及两岸关系多方面的变迁，且至今仍在进行中。由于与年龄、世代有关的政治效应包括终身持续效应（lifelong persistence）、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s/generational effects）、生命周期效应（life-cycle effects）等，参见林宗弘：《再探台湾的世代政治：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的应用，1995-2010》，《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5年第2期。因而台湾青年的认同变动既是30多年台湾本土化转型的部分结果，也是本土化延续的的动力构成要件。

　　若由历史视角，台湾地区民众的族群、身份、文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连结具有特殊的历史经验，两者不但同时出现，且“中华民国”曾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梁启超最早于1902年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国民党早期民族主义内涵为“驱除鞑虏”的汉族族群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后开始转向由“中华民国”建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参见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2005年第2期。这也是“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时常被贴合或混淆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台湾本土意识（或论述）在1895年后的日据时期比如1990年代初期，连雅堂、黄石辉推动主张使用台湾本土语文的台湾话文运动，但因1937年日本推行的“皇民化”运动被迫中止。与国民党“戒严”治台的数十年间多有浮现，但在高压统治压抑下未成全面气候。1945年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为肃清日据时期“皇民化”殖民文化影响，培养台湾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唤起并厚植中华民族意识与“中国”国家观念，当局厉行台湾教育的“祖国化”政策。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等法规政策，在学校教育各环节内容除突出“复兴文化民族精神”外，另强调“反共复国”“效忠服从”等类目；颁布《社会教育法》、《总动员期间社会教育实施纲要》等，推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复兴”“传统礼仪道德”为重点的社会教育，采取严厉措施防范并镇压打击台湾“独立”意识。参见洪明、李厚刚：《略论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族精神教育》，《台湾研究》2002年第3期。与政治主题密切关联的全民性民族精神教育，一方面使台湾文化重新纳入中华文化轨道，有益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台的继承与发扬，遏制岛内“台独”意识与势力的发展，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使部分原台湾亲中抗日人士转为扺制国民党当局高压统治，追求台湾自主独立，部分台湾左派、民主派、自由派开始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组成海外“台独”团体。维护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在民族精神教育中过于凸显“反共复国”的意识形态灌输，“（国民党）领袖-民族（文化）-国家”链条的一元化文化教育造成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长期深刻误解与隔膜，而这种链条合法性随着1970年代世界格局带动的台湾定位调整而逐渐裂解。

　　1971年，以“中华民国”为名的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领域竞争的连续失败，使台湾内部对国民党长期政治社会化所建构的政治法统逐渐丧失外部合法性，经济现代化兴起的社会力量对国民党当局施加极大的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化压力。蒋经国主政后放弃过去“中央-大陆人”“地方-台湾人”二元人才甄补政策，采取党内“本土化”途径将台湾新生代政治精英纳入统治阶层。自1986年开始，蒋经国主导推动解严、解除报禁、开放党禁、保障台湾民众集会结社自由等政治自由化的改革措施，这些政策铺陈了后续李登辉的本土化政策的基础。

　　1980年代台湾发生的各类政治性抗争、社会运动具有民主化的诉求，由于台湾人占多数，党外抗争展开的民主化带出台湾本土意识，使得台湾的民主运动较少从社会议题、阶级议题着手动员，而是走“省籍/族群-国家认同-统独”路线从省籍-族群-统独面向看民进党社会基础，可参见林劲：《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的民主化快捷动员方式。1988年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在社会运动政治化趋势下与民进党竞争“本土化”资源，并结合社会力量获取党内权力斗争优势，在政治“台湾化”过程中，本土化亦成为李登辉将党内党外各山头势力予以整合组织化的共同诉求。如此一方面造成，党内党外反对运动挑战、削弱国民党的“中国法统”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具有族群区隔的本土化诉求所潜藏的“台湾民族主义”得以强化，民主主义与（台湾）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密切结合，成为反对运动的一体两面。参见吴乃德：《国家认同与民主巩固：冲突、共生与解决》，载游盈隆主编，《民主巩固或崩溃：台湾21世纪的挑战》1997年，第16页。

　　李登辉与后续民进党执政合计有20年，两者均急于以“本土化”作为寻求重新定位台湾“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造成台湾地区制度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动。首先，在“中华民国”的制度认同转变部分，李登辉推动的主要措施包括“修宪”、1991年“修宪”，在实际执行面上将所谓的“国土”、“国民”、“国家权力”局限于台澎金马地区，而1996年开始的领导人直选，使台湾民众认可其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将其与大陆制度予以明确划分。地区领导人直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使台湾治权来自岛内，一定程度上与之前涵盖大陆的“中华民国”法统来源做切割。 “冻省”、1997年7月台湾第4次“修宪”，在新党退席情况下，国、民两党联手完成冻省修宪，作为广义“中华民国”版图下的“台湾省”不复存在。提出“两国论”，极大改变了原规范意义上涵盖大陆地区的“宪政体制”。其次，制度认同的转变自然带动族群认同的变动，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运动，是将民主运动、族群认同运动及其所附带的族群文化认同运动与国家认同运动混纠于一起，参见刘文斌：《台湾国家认同变迁下的两岸关系》，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55页。结果是对台湾内部形成整合的对国民党“中华民族主义”的反动，在两岸关系上形成整合的对“大陆”的反动。随着19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和缓，国民党当局早年“汉贼不两立”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台湾逐渐裂解。在此过程中，原生主义的“省籍”被予以工具主义/建构论的运用，由于历史事件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本省籍与外省籍的区分在较长时间成为台湾政治分歧的焦点，省籍因素使得民众对不同政党的支持程度出现重要差别，一般絶大多数外省籍民众偏向支持国民党，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多为本省籍。不过随着第一代外省民众的逐渐凋零，以及政治民主化与本土化进程，新世代对于中国大陆集体记忆模糊，且政治资源分配省籍不平等局面已经改变。族裔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的兴起、强化深受政治过程的形塑，国民党当局长期执行的“中华民族/一中”同化政策（含语言、文化、媒体、教育等）被全面性的“去中国化”政策所取代。再次，台湾虽然经历50年的日据殖民统治，但其社会整体文化在历史（含血缘）继承与国民党文化复兴、同化政策作用下，与中国文化长期保持高度的认同一致性。1980年代台湾开始朝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台独”意识借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价值多元转型契机快速发展，在李登辉时期，官方主导下学校教育的课程（纲）调整将台湾文化独立出中国文化、塑造台湾人“命运共同体意识”，1993年，李登辉主政时期的学校教育逐渐凸显“台湾”部分，如“教育部”将大学必修“中国通史”课程，改为选修的“本国史”；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教育领域的施政主轴明定要培养具有“台湾主体性意识的新国民”。见张宝蓉：《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困境》，《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台湾社会也陆续出现社区总体营造、乡土教学等本土化文化运动，这些又加强了切断与中华民族联系、建构台湾民族认同的效果。

　　二、调查数据

　　由于目前专门针对全台大学生群体的两岸文化与民族主义议题的调查很少，本研究就台湾青年学生群体（大学部）的文化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两岸关系等议题专门设计问卷，并于2016年6月15日-30日在台湾某“国立”C大学执行问卷调查（简称“C2016”），该大学位于台湾中部，C高校所在县市的“蓝”“緑”版块长期为蓝大于緑，2014年地方选举后，民进党胜选该区县市长与区域“立委”（3緑1蓝），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获5647%选票。台湾选举地理格局与政治生态长期呈现“北蓝南緑”，即南部以中小资产阶级、劳工与农民为主，是“泛緑”阵营（偏民进党）的基本盘，北部都会区，工商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发达，浊水溪以北长期是“泛蓝”（偏国民党）占优，“泛蓝”一般被视为偏向两岸统一，“泛緑”被视为偏向台湾“独立”，台湾中部地区整体介于两者之间。参见林劲：《民进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中等规模且在台湾高校排名中上，参与调查的均为该校修选全校性公选课程的大学部学生，这些调查学生来自全台各县市（见表1），这就使得本调查的参与者相较于台湾精英大学学生，潜在的更具有台湾一般学生的代表性。针对问卷调查中院校选择的同类处理（位置、规模、排名），可参见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5.Vol.109,No.3,pp.617.问卷成功发放550份，回收519份，回收率94%，剔除不符合要求（含回答不完整、明显拒答、非大学部学生等情况）问卷后，最终获有效问卷437份，有效回收率795%。本问卷部分题项设计（如身份认同、统独立场、政党偏好、民主价值观等）借鉴已有的成熟问卷并加以适当延伸，以使相关问题的考察具有延续与比较性。本次调查学生的年龄主体分布是在1993-1997年之间，该群体未经历戒严、对两个“中国”辩论少有直接感受，且其“国民教育”内容已增加认识台湾系列，台湾认同的比例会高于其他世代。

　　本文使用的资料除作者自行调查收集外，另部分资料系采自“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简称TEDS系列）“中国效应调查”（简称CIS2011-2013）“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简称TSCS系列），相关资料分别由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执行，并由“中央研究院”调查研究专题中心（SRDA）释出，作者感谢上述机构提供资料，概本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三、身份认同的测量与分布比较

　　台湾地区各大型调查研究计划（如TEDS、TSCS）测量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题组语句为“在我们社会上，有人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有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也有人说都是，请问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或者都是？”该题组虽被后续许多研究挑战，或有各种修正建议，但基于跨时比较研究需要，而一直被沿用。图1显示了此题组测量台湾20-35岁青年群体（1980-1995年出生）身份认同的拟似定群的动态变化趋势，可看出随着本土化的时间推进，青年群体的台湾认同会随着年龄增长提升，双重认同下降，中国认同低落，2011年后的变动非常明显。

　　由于上述测量题组“中国人”、“台湾人”的内涵包括文化、历史、血缘、统治等多面向，这也反映出台湾民众国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但此题组来测量“族群文化认同”似乎过于单薄，且该问法似乎也容易和政治性的“民族认同”混淆，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2015年第2期。加之台湾民众的国家/身份认同的自我判断与“统独”立场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选取基于“统独”情景设问题组的2X2交叉认同划分。将特定条件情境设问下的两题A.“若台湾‘独立’不会引起战争，你是否同意台湾应‘独立’？”与B.“若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展相当，你是否同意两岸应统一？”的答案交叉列联，将A（赞同）B（赞同）定义为“双重认同者”，A（赞同）B（反对）定义为“台湾认同者”，A（反对）B（赞同）定义为“中国认同者”，A（反对）B（反对）定义为“维持现状者”。对台湾地区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量化考察有多个长期型题组，文中所用的交叉分类测量方式首先由吴乃德（1993）设计使用，后广为研究界认可（如徐火炎，1996；March，2002；Niou，2004；Chu，2004；Wu，2015），并在主要追踪、主题调查中延续。本文将原分类中"台湾民族主义者"修改为"台湾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者"修改为"中国认同"。由图2可见台湾自1990年代初期（李登辉执政时）至今20多年，“中国认同”者比例整体明显下降（2013年全台调查为132%，N=2292），“台湾认同者”比例持续上升（2013年为361%），“双重认同者”比例约占2成（2013年为202%），“维持现状者”比例稍高于“中国认同者”（ 2013年为166%）。相较于上述全台抽样数据，C校大学部学生在这两题项交叉的结果显示（见表2），持“台湾认同”（531%）、“维持现状”（239%）立场比例高于2013年全台数据，“双重认同”（131%）、“中国认同”（8%）立场比例低于2013年全台数据。

　　四、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分布描述

　　本调查借鉴已有调查（TSCS与CIS）中的部分题项，在问卷中专门设计多组关于“中华民族/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问题，试图从多个面向瞭解台湾青年学生群体的认同立场。由表3可见，在族群题组，有889%的学生不否认多数台湾人的祖先是汉人，应继承汉人血统与历史（明确同意比例为454%）；有794%的学生不否认台湾人不应分离于多族群的中华民族（明确同意比例为505%）。在文化题组，有881%的学生不否认作为中华民族一员，应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明确同意比例为54%，其比例低于2013年全台调查的822%）；有922%的学生不否认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文化中占有很重要分量（明确同意比例为659%），但也有947%的学生不否认台湾应建立与“中国”不同的文化特色（明确同意比例为501%）。

　　文化民族主义教育态度方面，在2013年针对全台民众的抽样调查中（见表4），赞同在国民教育中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的比例高达709%，反之不同意比例为207%，赞同加强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比例也高达797%，反之不同意的比例为148%。相较于2013年的全台调查，2016年针对青年学生的调查显示，赞同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的比例虽超过半数（58%），但低于2013年赞同比例，且不赞同比例（416%）明显高于2013年比例；赞同加强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比例（876%）也高于2013年比例。

　　若将文化民族主义题项交叉（如表5显示），表示要同时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与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总比重超过半数（557%），即便是坚持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学生中多数依旧重视（634%）中华文化教育。由表6，可以发现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与加强台湾本土文化教育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272，对相关系数的双侧P值小于001，即越主张加强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学生，同时也越会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这表明在台湾青年学生群体中，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教育实际联系密切，台湾本土文化难以替代中华文化。

　　五、青年学生的认同与两岸议题

　　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社会逐渐形成本土主义为主轴的论述，这种以“政治”为主体的论述早期以反国民党为主，后延伸到对中国大陆的疑虑。特别是随着台湾主要产业西移大陆，大陆成为台湾最大投资地与海外生产基地，台湾对大陆经贸依存度极高。自2001年至2015年，台湾对大陆投资占其总对外投资的50%以上，2010年达到85.2%的峰值；台湾大陆（含香港）出口在2004年超越美国，并长期保持40%左右的出口占比（2015年为39.4%），远高于居台湾出口市场第二位的欧盟比例（2015年为18.1%）。数据整理自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因此，在晚近20多年台湾所面对的“全球化”中，大陆占有超高比例，特别是2000年后台湾长期陷入经济低迷，大陆已逐步实现两岸区域性权力转移（power-transition），经济因素叠加特殊的两岸政治因素，无怪乎台湾各类所谓反全球化运动的对象多指向大陆，并以强烈“反中”情绪呈现，在此方面台湾青年的反应尤为突出。因此，本调查特别设计数组两岸关系态度题项，以分析认同与两岸关系态度的关联。

　　在身份认同与两岸关系题项交叉分析中（表7显示），在Q18题项，主张放慢两岸交流的学生更倾向台湾认同；持扩大开放立场学生在双重认同、中国认同群体中所占比例最高，支持维持两岸交流现状的学生在台湾认同、维持现状群体中比例最高。在Q19题项，表示未来可能（将“可能”“一半一半”选项合并）去大陆工作、创业的学生在双重认同、台湾认同、中国认同、维持现状群体中均占有较高比例，中国认同群体最为明显。在Q31题项，支持延续“九二共识”的学生在双重认同群体比例较高，无明确立场的同学在台湾认同、维持现状群体中比例较高。在与其他调查的比较中（见图3），学生群体对“九二共识”的合计支持态度（382%）虽然高于不支持态度（346%），但低于社会的平均支持度，且学生群体对“九二共识”的认知明显存在不确定性或不关心立场，“都不支持”的比例（259%）远高于社会其他调查在该选项的比例。针对岛内兴起的有关两岸经贸扩大贫富差距的舆论，Q33题项结果显示，认为密切的两岸经济关系会扩大岛内贫富差距的同学，更偏向台湾认同；持“扩大”立场的同学在四个认同群体中均超过半数。若与其他调查同类问题作比较（见图4），青年学生态度与一般民众立场基本一致（将“扩大很多”与“扩大一些”合并）。

　　六、青年认同的分类群体比较

　　透过双变量的交叉列表本交叉列表已将Sig值大于0.05的题项剔除。分析，表8显示在性别部分，女生较男生更偏向台湾认同，男生更偏双重认同；在Q6a题项，赞同多数台湾人祖先是汉人的学生，越倾向双重认同与中国认同；持赞同立场者也占双重认同、中国认同、维持现状群体的最大比例，台湾认同群体中多数并不否认（891%）台湾人的祖先是汉人。在Q6a题项，赞同台湾人属中华民族的学生更倾向双重认同、中国认同，持不赞同态度的学生更倾向台湾认同、维持现状；台湾认同与维持现状群体的多数并不否认（77%与779%）台湾人属于中华民族。在Q6e题项，认为台湾应建立与“中国”不同文化特色的学生更倾向台湾认同，反之更倾向中国认同；除同意立场的学生占台湾认同群体多数外，占双重认同、中国认同、维持现状群体最大比例的是持“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立场的学生。在Q6f题项，认为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比例仅为212%，持该立场的学生更倾向台湾认同；但占双重认同、台湾认同、维持现状群体多数的是持“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立场的学生。在Q7题项，认为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完全、大部分相同的学生占双重认同、中国认同群体的多数（583%与60%），认为两种文化内容对半相同的学生占台湾认同与维持现状的多数（535%与548%），只有占总体66%的学生认为两种文化少有或不相同。在Q8题项，双重认同、台湾认同、中国认同、维持现状群体的多数均赞同在国民教育中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其中双重认同与中国认同比例（75%与80%）均明显超过台湾认同与维持现状比例（515%与54%）。

　　表9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在双重认同相对台湾认同的对比上，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台湾认同；越反对台湾应建立与“中国”差异文化的学生，更倾向双重认同；越赞同加强中华文化教育、越赞同扩大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协商沿用“九二共识”的学生，越倾向双重认同。在中国认同相对台湾认同的对比上，承认多数台湾人继承汉人血统与历史、越赞同扩大两岸交流、越不赞同台湾建立与“中国”不同文化特色，及未来可能去大陆工作创业的同学，更倾向中国认同；在维持现状相对台湾认同的对比上，越反对台湾建立与“中国”差异文化特色、未来可能去大陆工作创业的同学，更倾向维持现状。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前述交叉列表的分析结果。

　　七、结论

　　台湾高校虽相对组织独立，但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大，在政治本土化转型过程中，大学生群体由于具有青年理想主义与行动主义等特质，已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体力量之一，数次学运分别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造成深远影响。在偏“独”政治合力推动下的岛内本土化逐渐成势，本土生活、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变动以及兼具中华文化的混合社会化（教育）塑造了台湾青年世代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台湾”的历史集体记忆，而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也扎根于这些集体记忆。由调查资料，可再一次证实本土化对台湾民众政治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青年世代表现更为突出，其“去中趋台”的立场倾向普遍高于其他世代群体。

　　有关台湾民众认同议题的数项调查（含CIS系列）也显示，受本土化（小环境）、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变动影响（大环境）影响，台湾民众倾向于疏远与大陆密切联系的某些政治认同，但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亲近，台湾民众其实并未排斥“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参见Zhong Yang，“Explaining National Identity Shift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6, Vol25, No.99,pp.336-352.对C校的调查也印证青年学生群体也有此特点，本研究更细一步的发现是，即便是在民进党执政县市，青年学生群体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依旧保持较高的接受认可度，即多数青年学生在民族与文化意义上未否认“中国（人）”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接受认可稍高于“中华民族”，这也是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未来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持有“中华”认同的同时，也不放弃本土认同，要求在“国民”教育中本土文化教育与中华文化教育并举。

　　对C校的调查显示，不同认同的学生群体在是否扩大两岸交流、未来是否去大陆工作创业、两岸协商是否延用九二共识等议题上立场差异明显。整体上，中国认同与双重认同群体更持积极性立场，维持现状群体次之，也间接表明较之其他老辈世代，年轻世代更具有实用主义态度，此外也表明在新形势下，大陆方面应将培育台湾同胞的双重政治认同作为努力目标。参见李秘：“‘台独’运动出现战略性转变”，中国评论2016年9月。http://www.crntt.com/doc/1043/8/6/5/104386527_3.html?coluid=93&kindid=15730&docid=104386527&mdate=0912002624此外，各认同群体均会将两岸经济密切与岛内贫富差距扩大联系起来，而这也与台湾民众的整体判断基本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出，台湾深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且经贸高度依赖大陆，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引发的分配恶化问题随经济增长减缓而加剧，两岸经贸往来刺激了台湾民众对贫富差距与阶级不平等恶化的焦虑与不满。林宗弘:《台湾阶级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与后果》,《台湾经济预测与政策》2015年第2期,第45-68页。 

　　总而言之，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交叠的比重，深刻影响到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受历史因素形塑，又受全球化进程浸染。参见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两岸因内战与国际格局长期分治，虽两岸民族文化认同高度重叠，但台湾地域性文化与族群认同与“一中”国家认同的存有错节，已然对国家统一提出挑战。一方面，在关键性的两岸“公民”政治认同上，大陆尚有较大努力空间，即通过制度建设等“反求诸己”方式，建构并提升民众对“中国”的公民认同；另一方面，台湾区域文化本来就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轴线发展起来的，只要作为大国化的“中国”文化具有更强的创新、包容、吸纳能力，则台湾难以支撑或发展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新文化，参见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讲席教授黄靖《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台湾问题》演讲（笔者记録稿），清华大学两岸论坛2016年3月28日。“台独”在历史上就无从发展。


　　吴维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李毓峰，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助理教授，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