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台湾当局自21世纪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规划来应对“内忧外患”的经济环境，努力推动台湾经济的再转型发展，期望达成经济朝向创新导向经济体转变的目标。但从近十几年来台湾经济实际发展历程来看，台湾经济再转型发展的成效甚微，与预期目标落差很大。本章将首先分析21世纪前16年台湾经济运行基本态势，进而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结构和动力问题，最后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这十几年台湾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以检视台湾经济再转型发展的成效。

　　第一节　经济运行基本态势

　　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挑战，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态势。总体上，自2001年起，台湾经济形势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几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呈持续恶化的局面，总体经济表现十分沉闷，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劳动市场、财政金融等方面。

　　一、经济呈不稳定的中低增长

　　伴随着国际经济的整体衰退与岛内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幷且波动加剧。

　　20世纪90年代台湾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尚能维持6.3％的稳定中速增长态势，但自2000年起，经济增长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下行趋势。2000年，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及世界贸易量大幅提高的带动下，台湾出口显着扩张，民间投资也大量增加，进而带动全年经济增长率达5.77％。但实际上，随着岛内政权的更替以及美国经济景气开始转缓，从2000年第2季起，台湾经济增长率已开始呈现下滑的走势，增长率由第1季的7.94％，大幅降至第4季的3.82％，自此台湾经济总体上进入了中低增长阶段。2000—2016年17年，台湾经济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3.06％。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起台湾经济更出现了常态性低增长趋势。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3.80%， 2012年增长率下降为2.06%，2013年为2.23%，2014年回升至4.02%，2015年则下跌为0.72%，2016年仍然只有1.5%。

　　与中低增长趋势相伴随的是，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2001年、2009年及2010年三个时间点上。2001年，在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冲击后全球电子资讯产业萧条和国际贸易整体走弱的背景下，台湾全年经济增长率为-1.26％，这是1950年以来台湾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局面。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台湾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1.57%。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在较低基数上台湾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至10.63% ，但在昙花一现的反弹之后，又进入持续低增长状态。台湾经济这种大起大落的表现充分反映出台湾经济本质上的脆弱性与强烈的外部依赖性。

　　表11-1　　2000-2016年台湾总体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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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增长持续疲软，甚至衰退，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0-2003年，经济总量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呈倒退状况。由表11-1可见， 2003年台湾的GDP为3185亿美元，比2000年的3262亿美元还少；2003年人均GDP为14120美元，也低于2000年14704美元的水平。直到2004年起台湾经济总量才恢复逐步增长，2007年GDP为4082亿美元，2013年达5112亿美元，突破5000亿关口，2014年达5305亿美元。人均GDP方面则在2011年达20939美元，首次突破2万美元，此后缓慢增长到2014年的22668万美元。2016年GDP为5296亿美元，人均GDP为22530美元，均低于2014年的水平。

　　将台湾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这三个同属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及地区进行横向比较，亦可看出台湾经济发展疲软不振的趋势。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1世纪初期几年，受到国际景气的影响，“四小龙”经济增长率均有下滑的趋势，但台湾经济增长降幅明显较大。台湾的人均GDP从2000年的14704美元，缓慢增加到2006年的17026美元，而同期，韩国则由12216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4606美元，一举超过台湾，2006年更达21131美元，远高于台湾。台湾迟至2011年人均GDP才达20939美元。2015年台湾人均GDP为22384美元，而韩国则为27411美元。（参见表11-2）

　　表11-2　2000-2016年亚洲“四小龙”经济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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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物价总体较平稳但存在通货紧缩隐忧

　　（一）物价水平总体较平稳

　　随着总体经济持续走弱，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的物价水平总体较平稳。如表11-1所示，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保持较低水平，涨幅最高年份为2008年达3.52%，而大多数年份保持在1.50%以下甚至为负增长。批发物价指数（WPI）则随着原油、大宗谷物、钢品等国际行情波动相对较大，2004年至2008年之间有4年超过5%的涨幅，2004年高达7.1%，此外其他各年涨幅则都较低。CPI中若剔除蔬果、水产、能源等短期易受波动的商品，所形成的核心物价指数较能显现中长期的物价趋势。近十几年来台湾的核心价格指数整体变化趋势和一般消费者物价指数区别不大，最高年份的涨幅为3.48%，其他各年份一般均在1.50%以下。从各项数据来看，21世纪以来台湾整体通货膨胀水平是比较低的。（参考图11-2）就分类物价指数变动情况来看，21世纪以来各类别产品年通货膨胀率均较20世纪90年代有较明显降低，医疗保健类、交通通讯类和杂项类三者的年通货膨胀率略高于其他各项，食物和衣着类波动较大，居住和教育娱乐类通货膨胀率最低。（参考图11-3）

　　（二）存在通货紧缩的隐忧

　　在台湾物价水平保持总体较平稳的趋势下，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台湾常有通货紧缩隐忧的困扰。按经济学界通常的标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2年下跌即可判定为通货紧缩，2001年，台湾CPI为0，2002-2003年则连续两年CPI为负数，这显示进入21世纪后台湾明显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其后，除了2009年CPI又出现负数外，尚有三年CPI为0。（参见表11-1）直至2015年，台湾都难以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

　　台湾通货紧缩压力的形成既有国际环境的背景，又有自身结构性原因。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生产能量急剧扩张，而生产成本则大幅下降，这就造成了全球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价格水平下跌。再加上各国及地区自身的内部原因，通货紧缩已逐渐有普遍化的趋势，日本陷入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多年就是个典型。而台湾形成通货紧缩压力的内部原因则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消费需求疲弱。一方面，失业率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笼罩在失业潮阴影之中，同时就业者在景气低迷情况下难免遭受减薪的困扰。社会大众消费的能力与信心因此备受影响。

　　一般社会大众通常最担忧的是通货膨胀，但实际上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并不小于通货膨胀。它会造成一种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是因为物价持续下跌会使消费者购买行为失去急迫性，形成延迟购买倾向，造成消费意愿减弱、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市场需求疲软又使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利润水平下降，进而被迫采取减产、裁员或减薪等措施，这又会使社会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减少，如此循环往复，就会形成一种紧缩状况的恶性循环。

　　（三）民众仍然感受物价上涨压力

　　21世纪以来，尽管台湾总体物价指数上涨率不高，甚至为负增长，但是岛内民众却较普遍感受到物价变动对生活的压力，究其原因，主要是虽然平均物价水平涨幅不大，但不少重要民生物资价格却明显上涨。由图11-3可见，虽然整体物价指数低迷，但食物类物价指数却节节攀升。2013年，台湾行政部门“稳定物价小组”监控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的平均物价年增长率为1.59%，但是米价年增长率达到8.12%，创近20个月以来新高；奶粉上涨5.13%，是近20个月以来新高；鸡肉上涨12.11%，创下近两年来的新高。2014年，17项重要民生物资价格年均增长率更达5.35%，其中，猪肉、鸡蛋、鸡肉分别上涨13.97%、10.58% 、9.66 % ，大米、酱油与奶粉分别上涨3.8% 、3.6%及3.37%， 均明显高于CPI 增长水平。此外，尽管近十几年来台湾总体物价水平指数上涨率较低，但同期薪资水平增长幅度更低，甚至负增长，民众购买力相对下降，感觉对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压力。（参见图11-4）

　　三、失业率明显上升，薪资水平停滞不前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台湾经济景气持续低迷的是，台湾失业问题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况，平均年失业率维持在4.5%的水平，其中在国际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01年突破5%、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接近6%，直到2016年岛内政党再轮替，台湾失业率都还无法降至马英九所提出的3%的目标。(参见表11-3) 21世纪以来，失业问题不仅引起台湾社会各界的高度的关注，甚至还引发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当局也一直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施政的当务之急。但若仅从统计数据看，台湾的失业率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并不算高，台湾社会之所以对失业问题反映强烈，其原因是值得深究的。

　　其一，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问题持续性恶化。台湾在“经济奇迹”期间曾是“高增长、低失业”状态，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率仍维持在2.0%以下，2000年失业率为2.99%。但2001年失业率骤升至4.57%，2002年再升至5.17%，连创历史新高，短短2年间，失业率增加2.18个百分点。而同期广义失业率（包括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的人）则从4.43%升至7.26%，增加2.83个百分点。失业人口及受失业波及人口也相应大幅增加。2009年，台湾失业率再攀升至5.58%的历史新高水平，此后缓慢下降，但至2013年之前都在4%以上。(参见表11-3)

　　其二，失业问题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质上也恶化。一是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呈长期化。2002年失业者平均失业期间为30.3周，2000年则是23.5周，而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数也由2001年的6.5万人，持续增加至2002年8月的10.6万人。2009年台湾失业高峰期间情况类似。二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除了在失业高峰期间关厂歇业或业务紧缩造成的“非自愿性失业者”大增，构成社会严重问题外，青少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15至24岁青少年失业率从2000年的6.30%持续上升到2016年的12.12%，远高于整体失业率水平，“毕业即失业”现象趋于普遍化。(参见表11-3) 

　　表11-3　 2000-2016年台湾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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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薪资方面，台湾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已持续十几年，据当局统计，2000至2012年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实质薪资平均每年下降0.15%；其中， 2008至2012年平均每年下降0.67%。 2013年情况仍无改善，实质薪资水平持续下降。2013年台湾工业及服务业平均名目薪资 45965元，增长 0.17％；扣除物价涨幅后，平均实质薪资（以 2011 年价格衡量）为 44739 元，减少 0.62% 。2014年台湾经济景气回升，企业获利增加，受雇员工薪资随之上调，但随后又开始走下坡路。2016年台湾员工平均实质薪资为新台币46422元，平均实质经常性薪资为新台币37334元，分别较2015年降低0.77％、0.05％；与10多年前的2003年台湾薪资水平（实质薪资为新台币47058元，实质经常性薪资为新台币38935元）相比，已然出现大幅萎缩。 薪资水平的明显下降是台湾进入21世纪后民间消费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图11-6）

　　四、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台湾财政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00年以来财政恶化的窘境进一步加剧。

　　（一）景气低迷背景下税收增长缓慢

　　刚迈入21世纪，台湾税收面临的压力便骤然上升。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台湾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衰退，对税收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岛内首次政党轮替，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为了兑现选举诺言及刺激景气需要，采取一系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土地增值税减半2年、制造业新增投资免征5年营利事业所得税等，税收因此难以增加。2001年度，台湾税收实征净额为新台币1.3万亿元，较上年大幅减少34.8％，2002年度则再较上年减少2.6%，至2007年度税收才缓慢增至1.73万亿元，税收占GDP比率仅12.9%。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经济持续低迷，税收增长依旧缓慢，2010年度后随经济景气恢复才增长有所加快，2015年度税收2.1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税收占GDP比率为12.8%。从税收结构来看，所得税、营业税、货物税等是台湾的主要税种，2015年度，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为43.9%，营业税占比为15.7%，货物税8.6%，关税5.2%，证券交易税3.8%。

　　由于税收占台湾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平均超过70%（2015年占78.0%），税收增长缓慢大大制约财政总收入的增长。2001年度各级财政收入净额1.90万亿元，较上年减少31.89%，其后波动回升。2001-2015年度，15年间财政收入净额年平均增长率仅略高于3%，其中，有6个年度为负增长（参见图11-7）。2015年，台湾财政收入净额2.66万亿元，同比增长6.2%，但与2000年时的2.78万亿的水平，仍有显着差距。    

　　（二）支出扩张压力下连年财政赤字

　　受制于财政收入增长缓慢，21世纪以来台湾财政支出增长也有所降低，但由于执政当局既要兑现选举时提出的社会福利方面的承诺，又要应对景气低迷而扩大公共基本建设，总体上财政支出持续扩张的压力难以减轻。2001年度各级财政支出净额2.27万亿元，较上年增加5.6%；2015年度财政支出净额2.65万亿元，较上年减少0.02%，2001-2015年度15年每年财政支出净额均超过财政收入净额，平均每年财政赤字达新台币2390亿元，其中，2009年度赤字高达5573亿元。此后，财政赤字逐年有所下降，2014年赤字为1369亿元，2015年则罕见出现少量盈余171亿元。

　　就财政支出构成内容看，主要项目有一般政务及防务、教育科学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债务支出及其他，观察台湾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变动趋势可见，一般政务及防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由1990年度的30.7%下降为2000年度的26.3%与2015年的26.0%；教科文支出所占比重较为稳定，1990年度为20.7%、2000年度为20.9%、2015年为24.0%；经济发展支出比重则呈明显下降趋势，由1990年度的27.5%下降为2000年度的15.1%与2015年的13.3%；所占比重上升较为明显的是社会福利支出，由1990年度的8.8%上升至2000年度的16.9%与2015年的20.1%；债务支出（不含债务偿还）所占比重由1990年度的1.5%上升至2000年度的8.6%，2015年降为4.6%。

　　（三）债务负担持续攀升

　　随着财政持续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累积，台湾当局债务负担不断提高。截止2015年度台湾各级财政债务未偿余额（一年以上非自偿性债务）已达新台币6.13万亿元，占前三年GDP平均值的40.0%。表面上，这一债务水平距离其所谓法定债限50%的警戒线仍有较大空间，但实际上据台湾“主计总处”的统计，截止2016年底，台湾各级财政债务负担约达新台币7.17万亿元（包括公共债务法规范的债务、短期债务及非营业基金举债），若加上军公教人员退休金、劳工保险等隐藏性债务17.85万亿元，各级财政总负债额更高达新台币25.03万亿，全台平均每位民众担负约106万元的债务。

　　台湾当局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对台湾经济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削弱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影响内外资本对台湾的信心，另一方面，财政恶化极大压缩了台湾当局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的空间，失去刺激景气复苏的有效手段。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接连出台不少公共投资方案，成效均甚微，其关键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局财源的严重短缺。

　　五、金融情势动荡低迷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趋于动荡，台湾经济整体走弱，台湾金融情势也呈动荡低迷状态。

　　(一)货币供给由趋紧转为趋松

　　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反映市场资金状态的松紧，是重要金融指标。21世纪以来的15年间，台湾的货币供给量增速大体上呈先趋紧后趋松的态势，但总体上都还在台湾所谓“央行”设定的货币增长目标区之内。2001年货币供给额M1B的年增率为-1.0%，2002年大幅反弹为17.0%，至2008年再出现负增长2.9%，2016年再度恢复到5.79%。而货币供给额M2的年增率则自2001年的5.7%下滑至2002的3.5%及2003年的3.7%，几乎落到“央行”货币增长3.5%-8.5%目标区的下限。此后，M2年增率除2008年下跌为2.7%外，各年大致维持温和增速，2015年为3.55%，仍在“央行”M2增长2.5%-6.5%目标区内。

　　（二）利率持续调低，市场资金宽松

　　基于整体经济持续低迷，21世纪以来台湾金融主管部门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市场资金长期处于较为宽松状态。“央行”重贴现率在20世纪末约为4.5%，2001年已降至2.125%，此后进一步下调，除2007年上调为3.375%外，大都维持在2%以下水准，2015年为1.375%。基准放款利率也大体呈逐年下降的明显趋势,由2001年的7.4%降至2016年的2.631%。 在贷款利率方面，各类银行贷款利率21世纪以来同样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从21世纪初的10%上下降低到2016年的2%上下的水平，（参见图11-8）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利率有时已经为负值。

　　（三）新台币汇率先贬后升，外汇储备规模持续扩大

　　伴随台湾经济贸易形势及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大致呈先贬值后升值走势。1999年年底新台币兑美元汇率为31.40元，逐年贬值到2002年年底的34.75元。此后逐渐转呈升值走势，2013年年底为29.95元，但2014年年底又略贬为31.45元，2016年为32.01元，总体上，21世纪初期之后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太大。

　　外汇储备方面则逐年扩大。2000年，台湾外汇储备规模为1067.4亿美元，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2703.11亿美元，2016年年底再增至4342.0亿美元。

　　（四）股票市场动荡剧烈

　　2000年以来台湾股市在岛内外政治经济事件的严重冲击下经历了剧烈动荡的过程。2000年2月，台湾平均加权股价指数曾高达到10256点的高度，而当年10月在“停建核四”风暴冲击下，台股在两个月内大跌2000多点，连破6000点和5000点大关。2001年后由于国际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效应，美国发生“911事件”等冲击，台股连续下跌，突破3500点低位。此后台股一直维持在4000到6000点之间，直到2004年“大选”前再被拉到7000点以上，选后又跌到6000点以下。2004年之后随着国际金融的泡沫化，台股指数也被一路抬升，至2007年10月达到了9809点的高位。然而随后的金融危机又使台股指数在短短半年内下滑至2008年5月的4089点。虽然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股指缓慢回升，但2012年后在马英九第二任内，台湾股市再次受到“复征证所税”改革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呈动荡不安，2015年股价指数为8959点。2016年股价指数9245点。

　　与此同时，台湾股市的总成交值也呈明显萎缩走势，2016年台湾股市全年成交总值为新台币16.77万亿元，只达到2007年金融泡沫股市高涨时33万亿元市值的一半水平，甚至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26万亿元，比2015年同期也大幅下降了16%，显示出资金对台湾整体市场的悲观。

　　第二节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近十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呈现明显下行且不稳定趋势是因为影响其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发生极大改变。而就经济增长来源而言，可从需求、供给以及要素投入等方面来考察。以下分析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

　　一、需求结构变动新趋势

　　(一) 内部需求严重萎缩，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以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进入21世纪后再次发生了转折。作为内需主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消费、“政府”消费及固定投资，自2001年以来均疲弱不振，使总体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极其不足。

　　在台湾现行需求结构中，民间消费所占比重最大，曾超过60%，2016年所占比重为52.72%。1996-2000年民间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6.12%。但自2001年以来，台湾股市持续震荡低迷，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导致民众财富与所得缩减，影响消费能力，再加上经济前景不明，社会大众消费信心不足，民间消费意愿低落。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后，由于经济景气复苏乏力，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明显影响居民个人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购买力。此外，岛内持续发生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严重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致使居民的个人消费意愿降低。台湾“主计总处”统计资料显示，2001-2010年，民间消费平均增长率仅达2.26%，2011年民间消费年增长率为3.12%，2012-2013年又分别降为1.82%与2.34%，2014年回升至3.44%，2015年再降至2.68%，2016年进一步降低到2.14%。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台湾民间消费呈持续低增长态势。

　　而“政府”消费部分占GDP比重14%左右，受制于财政收支的困难，近十几年来持续呈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态势。2015-2016年“政府”消费增长率分别为-0.26%与3.05%。

　　固定投资是岛内需求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2014-2015年台湾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21.68%与20.84%。民间投资则是固定投资的主体部分，2014-2015年，民间投资占固定投资的比重达80.6%及82.0%。但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岛内投资环境恶化问题突出，除了全球经济景气因素外，岛内政局动荡不安与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严重打击了民间投资信心，同时，当局摇摆不定的财经政策与施政效率的低落又使投资者完全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前景，民间投资因此急剧衰退。2001年，民间投资较上年大幅减少26.83%,2002年恢复增长6.12%。此后，除了2004年大幅增长33.05%外，其余各年增长率均在3%左右或更低的水平。2008年马英九一上任台湾就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景气陷于低迷状态，8年中民间投资有3年负增长,2013年由2012年-0.35%反弹为7.09%,但2014-2015年又降至3.58%及2.97%。对比1996-2000年台湾民间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9.77%，可以明显看出21世纪以来民间投资衰退的严重程度。至于公共投资部分，除少数年份增加率较高外，大多数年份“政府”投资与公营事业投资均是负增长或低增长。

　　由于各项内需增长基本均呈明显衰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岛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缩减。如表11-4所示，2000-2012年间，除2004年、2010年内需反弹性增长外，台湾岛内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66.20%%，大致逐年下滑到2012年的28.64%，其中，有三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负数。2013-2014年随着民间消费与投资反弹增长，内部需求又变成经济低增长的主要支撑，而2015年，台湾经济需求再陷于“内冷外寒”的局面，经济增长率降至0.72%。很显然，21世纪前15年内部需求总体上不再是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了，台湾经济增长严重缺乏动力来源。 

　　表11-4　2000-2015年台湾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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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部需求波动中回升，支撑经济低增长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景气的持续走缓，2001年以来台湾对外贸易急速衰退。2002年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特别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加快发展，台湾对外贸易逐渐恢复增长。以2007年情况看，按台湾海关统计，全年贸易总额为4660.7亿美元，增长9.2%，其中，出口总值为2467.2亿美元，增长10.1%；进口总值为2193.5亿美元，增长8.2%，贸易出超额达273.8亿美元，较2006年大幅增加28.4%。对外贸易是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的外贸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构成中，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根据台湾当局经济部门“国贸局”统计数据，2007年台湾对大陆贸易总值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102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1％，远高于同期台湾外贸总额的增幅，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上升至21.9％，其中对大陆出口额为742.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3％，占台湾出口总额30.1％；自大陆进口额为280.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1％，占台湾进口总额12.8％，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为462.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0％。大陆继续为台湾第1大贸易伙伴、第1大出口市场、第2大进口来源及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换言之，大陆市场是台湾经济增长最大的外部动力来源。

　　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后国际需求趋缓以及台湾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原因，台湾出口增长乏力，也明显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金融危机后，2010-2011年，台湾出口呈两位数反弹式增长，但2012-2014年又陷入个位数低增长及负增长。2015年台湾商品出口总额为2853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0.9%；进口总额为2372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5.8%；贸易顺差481亿美元。（参见表11-5）

　　表11-5  2000-2015年台湾对外贸易情况(海关统计)

　　表格略

　　进一步观察2015年台湾出口地区构成，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所占比重为39.4%、东盟占18.1%、美国12.1%、欧洲9.1%、日本6.9%；进口地区构成方面，2015年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所占比重为19.7%、日本占16.4%、东盟12.2%、欧洲12.0%、美国12.3%，由此可见，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大陆（含香港）均为台湾最大市场。

　　按照国民所得统计方式，“外部净需求”除了商品进出口外，还包含劳务输出入，21世纪以来台湾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表11-4所示， 2000-2012年间，除2004、2010年外部净需求明显萎缩外，台湾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33.8%%，大致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71.36%，成为台湾经济中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换言之，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由衰退转为不稳定的中低增长，从需求面来看主要动力来自外部需求。不过，2013-2014年相对于民间消费与投资内部需求的反弹增长，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又明显下降。2014年台湾商品及劳务输出增长5.70%，输入增长5.44%，合并计算后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仅0.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降至17.91%。2015年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呈现负数。

　　二、供给结构变动新趋势 

　　在生产层面对台湾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就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仍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从2016年台湾的产业构成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62.7％，工业占34.8％（其中制造业占29.6％），农业仅占1.8%。

　　（一）制造业生产由衰退中较快回升，对经济增长影响仍举足轻重

　　由于内外环境的剧烈变化，进入21世纪之初，台湾各业生产增长普遍衰退。2001年工业生产实质增长为-7.51%，衰退幅度远超过服务业，其中占工业比重最大的制造业衰退7.44%，接近整体工业衰退的幅度。2002年以后情况有较大变化。随着国际景气逐渐回升，国际大厂对台湾信息电子工业委外代工比重增加，国际通讯产品需求也加强，而两岸产业分工关系也更加密切，台湾制造业生产大致逐年稳步回升，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来源。2007年制造业生产实质增长10.12%，对经济增长贡献2.6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为46.49%。而制造业内，除民生工业持续呈小幅衰退局面外，资讯电子工业、金属机械工业及化学工业均为增产，其中资讯电子工业生产指数较上年大幅增长15.26%。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台湾制造业又呈现两年负增长，其后随着景气复苏增长，2010-2014年间，除2013年增长率较低外，均维持较快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超过总体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50%左右。2015年台湾制造业又重现小幅负增长，但2016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回升到45.3%。（参见表11-7）

　　表11-6　2000-2016年台湾三级产业增长与结构

　　表格略

　　表11-7　2000-2016年台湾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格略

　　（二）服务业增长乏力，失去带动经济增长主导性产业的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台湾产业结构迅速转变为以服务业主干后，服务业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部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还占70.36%。（参见表11-7）然而，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改变了。2001年，服务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实质增长率为0.08％。2002年以后，服务业从停滞中缓慢回升。在服务业中占第1位的批发零售业，多年来受到民间消费持续疲弱的影响，增长有限。而金融保险业也是服务业中的重要大项，虽在景气逐渐复苏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摆脱停滞的困境而有所好转，但因股市疲弱不振，随国际股市波动及岛内政局动荡而上下震荡，金融机构放款与投资也持续萎缩，再加上金融“双卡风暴”的冲击及金融弊案接连不断爆发，金融业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整体服务业2002-2007年，增长率大致维持3-4％的低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冲击及内需不振、实质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影响，台湾服务业基本维持较低增长水平，除2010年增长5.8%外，大致在2%左右的低增长，明显低于制造业的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甚至40%以下。（参见表11-7）。

　　综上,进入21世纪后在供给方面影响台湾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与需求结构变化相关联,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服务业趋于饱和无法继续有效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工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则逐渐成为支持台湾经济中低增长的主体力量。

　　三、要素投入的变动趋势

　　现有的分析方法中，经典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将经济的投入要素划分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项。其中技术进步又称全要素生产率，通常由经济增长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量表示，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两部分，前者表示技术扩张实现的产出增加；后者则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下，采用了新的生产实践，改善了原来的技术无效率和分配无效率之后实现的产出增加。这样，劳动力和资本方面解释了基本要素投入的作用，纯技术进步解释了技术的作用部分，而效率则涵盖包括制度方面的内容，可以比较全面的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以下首先使用经典方法对经济增长划分为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部分；再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较为全面地解释台湾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基本原理

　　 根据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三部分构成，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设定台湾经济增长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且由于将包括规模经济等因素在内的非投入要素均归于技术进步，可以认为资本和劳动两部分形成的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规模不变的特征。

　　以此，设定生产函数可以为

　　略

　　其中Y、K、L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A(t)表示随时间变化技术进步，对上式两边求全微分并除以Y，可得

　　略，进一步整理得，

　　其中，表示资本K的产出弹性，表示劳动L的产出弹性。因此，上式可表示为，，为了方便引入年度数据核算，将微分用差分替代，上式表示为，即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资本、劳动和技术增长的增长率三部分构成，由此可以进行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则。由此，估算出和劳动、资本的增长率，即可得出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Malmquist指数为通过距离函数构造的生产率函数。其对每一个生产系统假设有n个生产要素投入，m个产出，投入集合为x ∈R+n，产出集合为y∈ R +m，S为生产技术，为达到生产前沿面时产出要素的增加比率，则可定义基于产出的距离函数为：

　　                             略(1)

　　(1)式中下标o，表示该函数为基于产出的距离函数。在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定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

　　                        略(2)

　　（2）式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在时间t的技术条件下，从时期t到时期（t+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为避免技术参照系的随意性，将其与t+1期技术条件下，从t期到t+1期的生产率指数做几何平均数可得，

　　,进一步分解，得

　　=TEC×TP，TEC即综合技术效率，而TP则是技术进步指数。进一步引入可变规模报酬参考技术下的生产前沿面，可对TEC进一步分解，最终得到

　　即，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和技术进步TP。使用DEAP2.1软件，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测算即可得出各分解量的变化率。

　　（二）台湾各要素贡献率的变动趋势

　　基于以上理论模型分析，使用边际报酬法估计，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以不同受教育年限就业人口的加权受教育总年数为人力资本数据(具体数据参见附録1)，运行相关软件计算，得出台湾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如表11-8所示。为了对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中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做出动态分析，对不同阶段台湾经济中要素贡献率加以考察并对各阶段对比分析。根据台湾经济增长的周期，可按1982年、2001年、2008年三个冲击点划分为三个时期。

　　表11-8  1982-2015台湾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表格略

　　由表11-8可知，以新世纪为分野，1982年以来台湾经济的投入要素指标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首先系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报酬率，1982-2000年间，台湾经济第一次转型，其资本报酬率低于劳动报酬率，然而21世纪以后这一形势逐渐逆转，资本报酬率显着增高，而劳动报酬率显着降低并被资本报酬率超过，这反映出台湾在用于固定资本投资领域的资本相对稀缺性。

　　就三种要素本身的增长率来看，台湾的资本存量增速大幅减慢，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年均8.3%降到2008-2015年间接近零增长；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也出现了小幅下滑，从上世纪的年均3.7%，降低到年均2.1%；而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的全要素成产率增长率也呈现一路下滑的态势，从年均2.2%增长到年均1.8%，金融危机以后再次降到1.6%。三大要素的趋势性下滑共同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由兴盛时期逐步走向疲软。

　　而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本身的低增长率一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40%以上的贡献率降低到2001-2007年间的6.6%，而后恢复到2008-2015年间的26.9%，这与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进入21世纪以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幅缩减相一致。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在三个阶段先减后增，并在2008年后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于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大幅下滑，由从上世纪80年代25.8%补偿性的上升到2001-2007年间的71.4%又回落到23.7%。从长期趋势来看，台湾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为进一步瞭解台湾技术与效率的变化趋势，还需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使用1982年以来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析，分别得到1982-2000年，2001-2007年，2008-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TFP）、效率值（TEC）、技术变化（TP）、纯技术效率（PTEC）、规模效率(SEC)各项的年均变化率（如表11-9所示），其中TFP= TEC×TP， TEC=PECH×SEC。

　　表11-9　1982-2015台湾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表格略

　　由表11-9可见，1982年到2000年间，台湾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率大于1，以年均增长2.7%的速率不断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仍在上升，但其变化率却逐步下降。2001-2007年下降到年均增长2.1%，2008年以后继续下降到年均1.8%。这种TFP增长的变化情况与上述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三个时段变化基本一致。

　　对TFP进行分解后可见，三个时段中台湾经济效率（TEC）不断上升，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的主要是纯技术进步的下降。具体而言，效率方面（TEC），1982-2000年，台湾经济中效率的增长只有年均0.1%，而2001-2007年，这一数据则达年均增长0.7%，2008年以来其经济效率更以每年2.5%的速度快速增长。这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制度变革，确实对台湾经济发展效率提升有一定的成效，尤其是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更专注经济增长的执政方略对经济效率提高有着较显着的成效。在技术方面（TP），1982-2000年台湾经济的纯技术进步尚能保持年均2.6%的增速，但是2000年之后这一数字即降低至年均增长1.3%，而2008年以后进一步衰退至年均降低0.7%的水平。技术方面整体退步的原因，既有21世纪以来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也有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台湾技术创新体系无法持续推动技术增长的落后性也在种种外部冲击中暴露出来，致使2008年以来新一轮互联网技术与商业模式革命台湾无缘有效参与，从而又错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而进一步对效率（TEC）进行分解，可以发现，1982年以来，台湾经济效率增长变化中更为明显的是规模效率(SEC)，由1982-2000年的年均规模不变，到2001年以后的年均0.8%的规模效率递增，再增长到2008年以后的年均1.5%。这反映出近年来随着台湾与大陆经贸交流合作的进展加快，其经济在规模报酬方面获得的效率显着增加。而在纯技术效率方面（PTEC），2001年以后由于陈水扁当局执政时期施政过于“泛政治化”，严重挫伤台湾经济的正常发展，其纯技术效率有一定的下降，生产偏离最优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出现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而2008年马英九当局执政后这一指标有较明显的恢复。

　　四、小结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经济增长从需求面而言又基本上改变为外部需求贡献为主，内部消费和投资需求贡献为辅的局面，但外需贡献不足且不稳定。而供给结构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薄弱，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又重新主导经济增长的趋势日趋明显。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低迷以及互联网泡沫导致一方面造成台湾经济的外需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台湾核心制造业无力快速增长。这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解释了台湾经济进入21世纪后增长乏力的局面。而在经济投入要素领域，随着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速上全面下滑，台湾经济发展愈见颓势。虽然2008年以后在资本增长贡献率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开始凸显，但是鉴于2001年以来台湾在技术进步领域乏善可陈，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质性增加极其有限。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结构方面，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在21世纪以后由于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进展得以较显着提高，但台湾内部对于两岸经济议题过于政治化的做法则降低了技术效率，使投入产出偏离技术前沿，出现了资源浪费的现象。而因外部环境冲击和内在创新的不足，台湾纯技术进步指标也出现了显着的下滑。凡此种种均为未来台湾经济转型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转型发展与成效评估

　　由以上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可见，21世纪以来，虽然台湾经济增长下滑，波动加剧，存在产业和需求结构扭曲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等不利因素，但也有经济效率提高、价格指数趋于稳定等有利因素。为了进一步明确台湾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本节将进一步使用层次分析法和CRITIC方法综合赋权对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状况进行整体评价。

　　一、经济系统综合评价的基本原理

　　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是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采取代表性指标表示幷合理的综合以达到对经济整体发展状况进行可比较评判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其本质是对经济系统的发展状况采用代表性指标进行描述，然后规范化指标幷合理赋权采用适当的模型对经济指标进行综合的过程。一般来说，完整的综合评价过程包含评价目的、被评价对象、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结果七个方面，其中对评价指标的选择，评价权重的获取，以及综合评价模型的使用又是评价的最关键步骤。本文的评价目的在于考察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转型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台湾当局设定的规划目标之间的落差，因此指标的选择依据台湾当局21世纪以来的各类经济规划进行。由于所需要进行的评价是宏观经济领域中有定量描述的指标，因此能够利用指标本身的定量特点使用客观赋权法进行赋权。而为了避免定量赋权法只从数量角度进行评价无法考虑指标经济意义的缺陷，本文在赋权方法上选择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的结合。综合考虑各类主客观赋权法的特点，为了简洁、全面结构化的赋权，本文的赋权方法选择了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赋权法的CRITIC方法，而在两种方法的结合方面，则使用简单算术平均的方法。关于指标的综合模型，由于意在对于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发展每一年的综合评价做出排序，以简洁有效为准则，本文采用先对各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而后进行加权平均的综合的方法。

　　二、指标选择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综合变化；而转型目标和具体任务的要求也因为具体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和面对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在前面第九、十章中，集中分析了台湾经济的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和背景，并考察了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对经济转型的战略规划，结论是台湾当局的发展规划基本符合台湾转型发展的要求。因此，考察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状况与转型目标的差距，可以从这个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规划为基础，结合相关研究提取总体目标，并对其进行层次化分解，利用上述提到的方差赋权法估计权重，再利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判。

　　根据第十章“经济再转型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中的分析，综合台湾21世纪以来各时段和领域的长、短期规划，现将21世纪以来台湾转型的总目标定为增长指标、稳定指标和生活指标三大类。对于“增长指标”，由于经济增长通常关注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以及经济的效率，因此，我们从这三个层次来测度经济的增长性，选择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增长方式作为测度指标。对于“稳定指标”，主要关注产业结构的稳定性以及重要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而对于“生活指标”则主要关注就业情况和整体的生活质量。经济总量指标方面，主要是反映台湾的“生产总值”，但因为台湾整体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有限，因而只有在考虑其人均GDP水平的同时考虑经济总量指标才有意义，故对于经济总量指标的下层指标，同时设定了“GDP总量”和“人均GDP”两项；对于“增长速度”，设定了“GDP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两项指标——“民间投资增长率”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对于“增长方式”，主要考察台湾制造业的效率和生产水平有无明显提高，因此在效率方面选择上述本章第二节计算得出的效率指标和技术进步指标，而对于生产水平，选择“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比重，可以看出其低端代工产品在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而反映其生产水平。对于“产业结构”指标，主要看其制造业产业结构中是否延续着以电子业为主要支柱的状况，以及后继新兴产业跟进的情况，因而选择了“电子产品占出口主要货品金额比重”、“主要新兴产业产值”以及“主要新兴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三个测度指标。“产业贡献”主要考察对产业结构稳定性发挥重要影响的“制造业贡献率”和“服务业贡献率”。“就业”指标则主要考察“就业率”及“工业及服务业平均薪资”情况，而“生活质量”则一方面与消费有关，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前者使用民间消费的增长率进行衡量，后者则使用基尼系数。各指标层次分解图如图11-10所示。

　　三、权重计算

　　如前所述，本部分的权重计算使用主客观综合的方法。主观赋权法使用层次分析法，而客观赋权法则使用CRITIC赋权法。为了赋权过程中对数据使用的方便，首先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

　　（一）数据的预处理与规范化

　　在指标体系选择中由于各因素的不可共度性和矛盾性，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将其化为[0,1]区间内的数。处理方法如下：

　　设指标体系中有m个指标，Gi(i=1,2,…m )和n个评价方案A1, A2…An,方案Aj在目标Gi的属性值为aij,则评价的矩阵为A=(aij)m×n。效益型指标规范化的生成处理可以采用下面两个公式：

　　效益型指标规范化:

　　rij= (aij-minaij) /(maxaij-minaij)　 j=1,2…n;

　　成本型指标规范化:

　　rij= (maxaij-aij) /(maxaij-minaij)　 j=1,2…n。

　　式中，maxaij 和minaij分别表示第i项指标在 n方案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前者适用于成本指标集，取指标在评价指标中的最大值；后者适用于效益指标集，取指标在评价指标中的最小值。具体数据表参见附録2。

　　（二）主观赋权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其主要运用领域在于多属性方案的选择。然而由于其具有对指标结构化分层以及赋权的功能，层次分析法也在多指标评价中得到广泛运用。

　　层次分析法赋权始于对各层级指标的两两比较，形成判断矩阵。指标重要性的比较，常使用1~9的标度方法。如表11-10所示：

　　表11-10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表格略

　　从第一级指标来看，当前的著述对于台湾经济脆弱性的评价，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单一，产业过分集中于电子信息产业，从而引起的经济波动，并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张冠华2003，邓利娟2008，曹小衡2009）。因而，稳定指标在顶层指标中相对重要，同时由于增长指标是稳定指标的基础，而生活指标是稳定指标的最终目标，因此稳定指标与增长指标和生活指标的重要性差异程度不应过大。在此，我们选择层次分析法中最小的差别度，设置稳定指标与增长指标和生活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设为2:1，表示稳定指标较增长指标和生活指标重要，但同时与后两者的重要性差异并不特别高。而增长指标和生活指标在此可以认为是因与结构有关的稳定指标变动而变动，可确定为权重相当。所以第一层指标权重的确定如下表:

　　表11-11  顶层指标权重的确定

　　表格略

　　而对于增长指标，考虑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增长方式的转变意义最为重要，其次是增长速度。而由于台湾经济已接近发达经济体行列，其经济总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已经较为庞大，因此认为经济总量较前述两者较为不重要。故设定三者的权重比如下表所示。

　　表11-12  增长指标权重的确定

　　表格略

　　相对重要性的比较依次类推，直到比较完每一层的任意两个指标。（具体比较过程及结果参见附録3。）使用上述分层和比较次序数据，应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可得到各层次指标权重如表11-13所示：

　　表11-13  转型评价指标各层级的子指标权重

　　表格略

　　（三）客观赋权

　　CRITIC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价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为基础确定指标的客观权数的方法。指标的对比强度表示同一指标各个评价方案之间取值差距的大小，以标准差形式表现，标准差越大则各方案之间取值差距越大。冲突性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如果两个指标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说明两个指标冲突性较低。第j个指标与其它指标的冲突性的量化指标为，其中rtj表示指标t和指标j的相关系数。设Cj表示第j个评价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则Cj可表示为：

　　,        j=1,2,3,4,5…n

　　Cj 越大，第j个评价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相对信息也越大，因此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Wj为：

　　,            j=1,2,3,4,5…n

　　据此方法，使用第一部分归一化的各指标数值，得到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系统各分指标权重如表11-14所示： 

　　表11-14  CRITIC方法下的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各指标权重

　　表格略

　　四、综合权重和评价结果

　　对主、客观权重按照简单加权平均的方法综合，得到综合权重指标如表11-15所示。

　　表11-15  层次分析法和CRITIC综合方法下的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各指标权重

　　表格略

　　根据综合指标对规范化后的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2001年以来各年台湾经济整体发展状况折线图（图11-11）。

　　由图11-11可见，2001年由于受全球互联网泡沫影响，台湾经济整体下滑严重，综合评价值下降到0.31，而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恢复逐渐复苏，在2004年之后恢复到0.45的水平，并在此水平上下波动。2008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台湾经济整体再一次跌入低谷 ，综合指标值0.33，只略好于2001年互联网泡沫时期。2009年之后，随着整体经济的复苏，综合评价指标也随之上扬，由于两岸交流合作发展加快以及金融危机后的反弹动力，2010年台湾经济实现了强势复苏，综合指标达到15年来最高的0.62。但是这一力度并没能持续，2011年后整体评价值又开始大幅回落，一度低至2013年的0.40，并在之后缓慢复苏，而在2015年之后再次下行。

　　整体上，21世纪前15年，台湾经济在两次外部冲击的影响下，综合指标呈现大幅度的震荡，并在冲击当年出现了显着的衰退。然而，除此以外的各年，台湾综合评价指标也并不理想，大多数年份都在0.45水平上下波动，只有在全球景气复苏及两岸经贸关系加快发展的2010年达到及格线0.6以上，整体上也并没有呈现出综合评价指标向好发展的趋势，说明各指标比起各年的最理想状态（值为1）均有相当差距，这反映出近15年来台湾经济的整体疲软态势，也说明21世纪以来台湾的经济转型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小结

　　本节构造综合权重赋权方法对21世纪前15年台湾经济的综合指标进行整合，得出自2001年起15年来台湾经济总体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值变化图。结合综合评价指标以及前两节对经济基本面和增长要素的分析，可以判断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的转型发展并不成功。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台湾经济转型如此艰难，或者说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转型不成功的障碍是什么？下一章将展开进一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