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面临着经济转型的迫切压力，当局也相应为经济转型发展制定许多目标与规划。然而就十几年发展历程来看，台湾经济的转型进展并不顺利。从经济增长因素的视角观察，台湾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障碍，更多的是由于其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因素和效率因素不足所导致的。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中的一种投入，其背后反映的是一整套技术创新体系的效率。在此背景下，探讨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的障碍，可以认为最本质的问题应该就是效率问题，主要包括所谓“政府作用”对经济战略及资源分配效率的影响，技术创新体系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贸易投资效率的影响等。基于此研究思路，本章第一节将构建台湾政治经济演化机制框架，阐述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在内外环境冲击下所扮演角色的转变，以解释台湾所谓“政府失灵”的原因。第二节将以熊彼特式创新为核心，探索重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阐释以往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创新体系何以在21世纪却成为障碍。第三节则将深入分析21世纪以来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台湾陷于边缘化的窘境及其对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刻影响。

　　第一节　台湾当局角色的转变

　　演化经济学框架的东亚经济新学说指出，政府在创造奇迹的东亚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国家及地区的政府，通过提供经济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培育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以及市场主体并利用国内外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服务经济发展，从而构建了东亚经济体学习与知识创造的生产模式，为大规模的外国技术吸收与扩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利用。然而东亚新学说同样指出，政府有效干预经济有其必要的前提，其一，政府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政府行为比个人行为更能体现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其二，政府更明智，政府在理智上强于个人；其三，政府的运转是高效率、低成本的。当这些前提不能满足时，政府的干预就会失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走向负面。进入21世纪，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发生明显转变，随着当局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逐渐消失，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趋向于阻碍。

　　一、台湾当局决策模式演进

　　21世纪前后几十年间，台湾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外部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知识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内部，台湾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内外部环境的显着变化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决策模式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一）政治民主化与当局决策

　　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在经济中并非如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市场机制的“守夜人”和市场失灵的纠错者扮演着中立而理性的角色。“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和其他参与经济的主体一样，在经济中追寻自己的利益，并为相应的激励机制所驱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运作模式，即是政府（当局）及其中官员参与经济的基本激励机制，因此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必定对当局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1.民主机制中当局决策机制

　　民主机制的基本原则在于民众参与选举执政当局并对其决策进行监督。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民主机制，参选政党或执政当局类似于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而选民则类似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因此民主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厂商消费者框架来表示。类似于厂商不是为了利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利润生产产品。在民主机制中参选政党提出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不是为了利他目的而是为了当选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样，选民作为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其投票的方向。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参选政党首先要满足多数选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利益诉求的实现，在野党派通过对未来计划的许诺来实现，而执政党则一方面要给出未来许诺，另一方面在选举之前的任期内就必须考虑未来连任的目标，从而理智的选择兑现上一个选举期对选民承诺。在这样的机制下，当局对各项政策决策的自主权比起非民选当局大幅下降。由于决策权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选民，当局由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主体向代理人角色转变。

　　然而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一般商品的生产又有显着的不同。典型的表现在于，厂商生产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和其获得利润的过程是一致的幷且厂商和消费者的契约有足够强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生产违约的意愿较低。而在政治领域，受选民要求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当局的利益并不经常一致，且对于当局违约缺乏强约束力的监督主体。 因此参选政党总有违约和诱导选民改变其偏好的倾向。在成熟的民主政体国家及地区，由于民主选举已经进行过相当多次，因此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违约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次博弈中的“以牙还牙”策略所避免。同时，在选举演进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公民意识和媒体监督以及相关法律都对监督的强度有显着的加强作用。而另一面成熟的公民意识也具有较为稳定而理性的偏好，选民和政党之间对政党本身信息瞭解的不对称性也较低，不易为政党简单地诱导。

　　在2000年才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实施所谓民主机制不超20年的台湾显然并不具备多次博弈、成熟公民社会和成熟媒体以及成熟的相关法律机制的选举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在所谓民主机制中运行的台湾当局在选举中以及执政过程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主动违约并诱导选民的倾向显然高于成熟民主机制国家及地区。

　　2.台湾民主化演进及其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Arrow,2007）是指经济或其他系统长期的演化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或系列历史中的一些扰动。由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正反馈以及锁定（Page,2006）等原因，系统形成了对过去演化状态的持续保留的“惯性”，从而使系统整体长期偏离最优状态的现象。台湾当局在民主化路径中形成的决策机制既有普遍的政治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现象，也有由于本身初始条件不同和特定历史扰动所造成的独特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关机制的强化下形成循环反馈造成了当局决策机制偏离最优的路径依赖。

　　台湾民主化发生的初始条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长期当局引导下发展的社会经济。在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台湾从当局到民间普遍具有当局理应对经济负责，并能够对经济负责的认知。二是台湾民主化并非经历长期历史演进形成，而是由威权当局在短时间内开放形成，且此威权当局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决策模式。由此初始状态中民众具有强烈的追求经济增长以外权利的诉求。三是台湾面临着不可逥避的海峡两岸隔离问题。且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台湾。台湾民主化发生过程中的历史扰动，则是以“台独、环保、民生”等为核心议题从小到大发展的反对党民进党的成长过程。三项初始条件使得民众更容易接受民进党理念的宣教。而这种接受是对民进党政治利益的正反馈，其促使民进党在谋求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会更进一步的去利用这种宣教从而形成循环锁定的路径依赖，最终造成目前非理性的选民偏好。

　　由于民进党和国民党本身风格的区别，台湾政治机制由威权到民选的变迁对两党的影响也有显着的差别。由于民进党执政经验不足，相对弱小，对自身利益关注高于整体社会经济利益。民主机制对民进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许诺和直接违约，这些在2000年到2008年间的民进党当局执政期间摇摆不定的混乱政策和不顾大局地秉持自己核心立场中显而易见。而国民党由于相对更关注整体利益，其对经济社会的规划和政策往往较有意义。但是由于非理性民众通过不成熟民主机制的反对，这些政策往往无法得以通行，而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意支持度的国民党则不得不对原有规划改弦更张，这些在2008年以来国民党反复无常的政策方向和低下的议事效率中有所反应。然而，虽然两党表现出来的具体现象差别明显，但这背后都是当局为了自身利益考量而以政乱经的事实，而更进一步的深层机制则是，台湾为路径依赖所困越来越非理性的民意以及远不够成熟的民主机制。这些问题是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角色转变的最基础的诱因。

　　（二）经济自由化与当局决策

　　除政治方面对当局的影响外，经济自由化和知识经济发展也对台湾当局决策方式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主要作用是使得台湾当局进行经济干预的能力进一步弱化。

　　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首先，台湾当局直接干预经济的资源逐渐减少。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台湾的公营事业逐步民营化，当局在经济中的资源越来越少，能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根据台湾“主计处”资料，2015年，台湾经济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公营资本所占比重已从1988年的17.8%下降为5.5%，而当局资本比重则由19.8%降低为12.5%， 反映出经济自由化作用下台湾当局在直接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弱化。

　　其次，台湾当局间接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逐渐减弱。在当局资源和计划逐渐退出经济的过程中，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将主要转移到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从而一方面保证市场对经济发展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保证当局能够拥有有效的手段对市场失灵进行补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利率等调控市场的金融工具越来越由市场资金供需所决定，当局能够进行调控市场的金融手段也越来越有限。而另一方面，随着台湾当局债务负担逐渐逼近警戒线，其财政手段的运用空间也进一步缩小。

　　在知识经济方面，随着台湾经济逐渐步入创新驱动时代以及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台湾当局对经济的引导作用开始受到冲击。首先，随着岛内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创新层级的提高，外部经济可供台湾学习的典范逐渐消失，台湾当局根据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引导本地经济的生产模式将不可持续。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产品生产周期极大提高，台湾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速度远赶不上全球产品革新的速度，这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模仿学习式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最后，由于创新本身具有的不确定特点，当局只能尽量保证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和机制，却无法引导创新的投入产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转化进一步弱化了当局的引导职能。

　　二、台湾当局角色的转变

　　随着决策模式在内外部环境变化下不断演进，台湾当局在经济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包括从目标到能力以及执政效率等各方面，深刻影响了台湾当局在经济中的作用。

　　（一）当局目标的转变

　　当局目标的转变，主要受威权机制向民主机制转变的政治变化影响。由于上述机制的作用台湾当局的执政目标由发展经济向关注本身政治利益转变。这一机制由于台湾特有的路径依赖影响加深了当局经济政策决策和执行中的无序性和非理性。这些无论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还是马英九执政时期都有显着的体现。

　　陈水扁当局时期是较为直接的“许诺-违约”模式，其“工时案”、“核四案”、“财划法”复议案、各类为选举目的许诺而无法兑现的福利政策，以及陈水扁本身的黑金政治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马英九当局执政期间则是“民意-妥协”模式。以马英九2008年参选时的重要规划“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为例，该规划是马英九“黄金十年”规划中提出的重大经济建设方案之一。然而，这一方案先是受到民进党的全力阻碍，规划内容多次调整，出台时间数度延后，拖延6年毫无建树；在2014年又受“太阳花学运”的影响，更是搁置于立法机构，最终“胎死腹中”。除此而外，马英九当局执政期间的“老农津贴案”、“国民年金案”、“证所税案”、“12年国教的排富条款”等决策均是一遇民意反对立刻调改的模式。 究其根本还是将选举目标置于经济目标之前，失去长远目标的表现。针对台湾当局这些现象，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专家层指出，台湾当局政策缺乏一致性，没有可预测性，缺乏有效管理，社会凝聚力低等弊病使民间企业无法相信当局，生产陷入恶性循环是其目前竞争力下降的关键因素。而《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台湾“街头抗议频仍，反映出民众普遍为政治体制疲弱感到幻灭，但街头运动将更加弱化体制”。由此可见，台湾当局为政治以及民意所困而致目标短期盲目的现象不仅困扰当局本身且已经对台湾经济造成了整体竞争力的损害，而这种民意裹挟当局任意插手经济的行为，也极有可能形成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对台湾经济的未来造成深远的伤害。

　　（二）当局效率的弱化

　　当局效率的弱化，是台湾政治机制变迁给当局角色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影响。民选社会当局决策和执行效率的弱化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鉴于现代社会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民选当局的多角度考虑和多元利益代表权衡的决策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牺牲效率的条件下很大程度的保证决策的质量或提高社会公平度，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然而，台湾由于不成熟的选举体制，龢民进党对公平、环保、两岸问题等多个议题的有目的操纵，从而使得台湾众多关系经济的决策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非理性的反对中，不但未能提高社会公平和决策质量，反而极大的削弱了决策本身的效率。

　　台湾当局的这种非正常化的效率弱化表现在21世纪以来的多个决策之中。最典型的则是涉及民进党的核心议题“台独”、“反核”及民生的相关议题。“台独”议题主要是对涉及两岸的相关议题的排斥。如两岸“三通”议题，两岸直接“三通”是关系海峡两岸经济福祉的重要举措，无论两岸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两岸直接“三通”抱有强烈期待，这一议题从陈水扁当局2000上任以来就被广泛讨论。然而迫于政治原因，终其两届任期陈水扁当局都没能通过这一政策，而是拖延至2008年政党轮替，由马英九当局最终完成这一历史性事件。同样，“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是解除贸易壁垒有利于两岸经济的重要协议，其作为ECFA后续协议之一在2013年上半年签署，但在签署之后却在台湾方面被以各种原因一议再议，2014年“太阳花学运”更是大张旗鼓地非理性反对，致使这一议题被无限期搁置至今。环保方面的议题亦是如此，“核四案”即是典型案例。2000年陈水扁上台伊始，为了实现其对反核人士的许诺，片面宣布停止台湾第四核电厂建设预算。从此“核四”议题被政治捆绑不断炒作讨论，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还在激烈纷争中。而民生议题方面，“老农津贴案”、“国民年金案”等等决策亦均是在反复和低效中不断挣扎。台湾当局政策的确定及实施的低效与拖沓由此可见一斑。

　　（三）当局能力的弱化

　　台湾当局能力的弱化主要由经济方面的变迁所引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当局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力，干预经济的资源和手段上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干预手段和资源的减少较为直观，这里主要分析当局前瞻力的衰弱。

　　台湾当局前瞻力的衰弱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前景和创新前景的无法有效把握上。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即台湾的“两兆双星”计划。此计划为陈水扁当局期间于2002年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并在之后的10多年间为台湾当局所重视。其中“两兆”指半导体产业及影像显示产业，“双星”则指数位内容和生物技术产业。除生物技术以外，该计划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互联网为前端的电子技术产业。然而，与此计划出台几乎同时，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整个互联网产业陷入低潮。虽然经过10年低迷，从2010年起互联网产业再次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亮点，然而其产业的主导方向却集中在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整个互联网平台化思维所带来的传统产业的革命上，相关产品和服务在近年来大放异彩，相关公司也不断创造出互联网时代的造富神话。而与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相对比，2002年到2010年间台湾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中于半导体等硬件技术的产业发展方向，其实是与全球产业动向完全相悖的。这也从根本上导致了相关产业在过去的10多年间的发展乏善可陈的局面。而近期随着产业发展的历程日渐明朗，台湾当局对“两兆双星”计划的反思和批评也日渐产生。然而，反观互联网产业目前发展的动向，其更加革命性的创新如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汽车以及生物技术之智能化等领域皆因面对硬件研发的瓶颈而无法实现。而2010年以来的互联网运营以及移动互联网等热门领域的动能也在逐渐减弱⑤，未来产业内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可能还要有赖于半导体等行业的革命性创新，而该领域正是台湾的现有强项。因此若能在“两兆双星”产业内继续深耕，争取原发的创新性突破，台湾则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互联网产业革命的推动者。因此就更长远的未来观察，该计划未必就是“完全的资源错置，是一场噩梦”。然而，无论产业发展如何，从早期台湾当局对此计划制定时对未来10年产业发展方向的错误定位以及产业发展短期受到挫折之后即予以批评否认的做法可以看出，当局对产业和创新方向的把握远没有足够的明智和前瞻性。创新的不确定性和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远离实际生产的当局越来越对引导经济发展力不从心了。

　　三、当局角色转变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由于目标混乱，效率降低以及能力的衰弱，台湾当局已经丧失了有效引导经济的基本条件，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而这种失灵对于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混乱市场秩序

　　虽然通过逐步民营化等手段，台湾有效降低了当局对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使得市场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的维持却需要当局予以保障。这些保障中最关键的即是对产权的明确划分和有效保护。

　　台湾当局以政治目的干预经济，对经济政策反复无常，对重大项目因政治利益随时叫停的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当局威信的降低，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使投资者存在当局不能有效捍卫其产权的预期。仍以“核四”建设为例，该项目在经历停工、复工多次波折后，于1999年又开工建设。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却为了满足反核人士的要求，突然宣布停止施工中的“核四”建设，而停工4个月后在强大压力下又被迫复工。2014年马英九当局迫于民进党的压力，又对工程进度已达98％的核四进行封存。虽然以环保和政治的目的来看，该项目的拖延和停滞确实实现了反核的目标。然而以政治手段直接干预项目，随时叫停，无视契约的行为本质上却是对投资方以及建设方产权的野蛮践踏。而其他政策决定如“服务贸易协定”等虽然不涉及具体主体的产权，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利益却是和无数生产者息息相关。协议的生效与否关系着相关生产者的利益存废与否，当局仅凭部分群体政治抗议就置其利益于不顾，充分体现了当局重政治利益而轻产权保护的执政思维。

　　对产权保护的忽视，直接影响的即是投资者和生产者对自身利益保障的不确定性，从而极大地降低其投资和生产意愿，对经济产生深远的打击。反观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多数年份的这一贡献率低于10%，而有半数年份甚至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负贡献，与上个世纪多数年份25%-50%的投资贡献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10多年来投资大幅降低的走势与衰退的台湾经济保持了一致。除此之外，台湾对投资者保护的忽视也在国际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在2012-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44个国家及地区的“投资者保护”评价中，台湾的位置只达到全球第65位，和赞比亚的名次相当。 这充分反映了台湾当局以政乱经对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二）降低生产激励

　　除基本的保障机制外，市场运行同样需要其基本的意识形态条件保证，即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它要求社会中的经济参与者以经济利益为重。现代经济学对经济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看重经济利益，偏好生产而非闲暇（或其他非生产性行为），具有高度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文化对于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奇迹都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台湾当局混乱的角色定位和非理性的经济干预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但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降低台湾民众的生产倾向和企业家精神上。以台湾对ECFA以及服务贸易协议等开放经贸的议题讨论为例。反对者关注的核心总是集中在台湾的失业率、实际薪资水平下降以及贫富分化扩大等民生议题上。然而考察台湾相关统计数据可知，21世纪以来除遭遇互联网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年份外，其他多数年份的失业率不超过4.5%。2013年的失业率为4.18%，虽然较上个世纪不到2%的水平为高，但与全球平均值6%仍有相当距离。贫富差距方面，2013年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38，与国际警戒线0.4差距较大，也比金融危机以来有所缓解。 然而面对这样相对较平稳的数据，台湾社会却有近7成民众认为自己需要挣扎度日（struggling）。这反映出台湾民众对分配问题的敏感性。其实，即使伴随台湾经济衰退，失业和贫富分化出现恶化，其解决方案首当其冲的也应当是加快发展生产，而不是以分配为理由阻碍经济发展。台湾社会不少民众无视相关政策的生产性意义，而将注意力投注在于分配方面，充分反映了在政治利益--民意循环机制下台湾民众早期戮力生产发展经济的偏好已经完全被改变了。

　　台湾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则可以从一些相关调查中显示。台湾《3O杂志》2012年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台湾30岁左右的年轻人23.8％的理想是当个性小店店长，而43％的大陆年轻人想成为大企业家；34.6％的台湾年轻人认为赚钱虽重要但不是唯一价值，而20％的大陆年轻人希望自己未来年薪可超千万，进取心的差异显而易见。台湾所谓“中央社”的调查也显示，台湾青年认为最有竞争力的年轻人以大陆居首，占33%，只有5%受访者认为台湾年轻人有竞争力。总之，在不重经济重政治，不重生产重分配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通过台湾政治--民意循环机制不断强化，近10多年来，台湾民众对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已经大幅向闲暇方向转移，生产意愿和企业家精神也随之衰落，台湾经济发展的根本已动摇了。

　　（三）阻碍区域经济合作

　　阻碍区域经济合作是台湾当局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对以大陆为起点的区域经济合作刻意阻拦的结果，是台湾当局以政乱经的具体表现。而由于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特殊关系，台湾对与大陆经济合作的刻意延缓也使得台湾整体上被阻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门槛之外。这一自我孤立的行为对外向型经济的台湾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大陆在经济迅速崛起，亚洲区域经济整合呈现强劲发展态势，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均积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便从本区域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利益之际，台湾方面却因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立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使台湾完全游离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潮流之外。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想改变原来“闭关锁岛”的政策取向，推进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2010年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3年又分别与新西兰、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尽管如此，台湾远未改变落后区域经济整合潮流的局面。一方面，岛内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阻力依然不小，对大陆仍保持高度的保护主义心态，包括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与两岸货物贸易协议等在内的ECFA后续协商进展不顺利乃至停滞；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及地区快马加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台湾主要的竞争对手韩国。自2003年制定“FTA战略蓝图”后，韩国推进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快速，尤其是随着2011年7月、2012年3月与欧盟、美国的FTA先后生效，韩国成为全球唯一与欧、美发达经济体及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签订FTA的国家。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落后的差距因此更显突出。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资料，2013年台湾FTA出口覆盖率仅为9.65%，而同期韩国FTA出口覆盖率为36.1%，新加坡则为70.7%。

　　边缘化的经济地位极大地削弱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统计为例，2010年以来，台湾连续在国际144个国家及地区间获得竞争力第13位的佳绩，其产品市场的发达程度更是在144个国家及地区中位居前10位，然而在关税税率和贸易壁垒方面，2012年-2013年台湾的排名则落到全球第73位和第55位，明显反映出台湾由于无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市场开放度方面严重落后情况。 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落后差距的持续扩大，大大冲击台湾产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其出口增长，进而拖累整体经济增长。1993年台湾和韩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都为2.3%左右，而2013年台湾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降至1.6%，而韩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升至3.0%。 总之，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对市场开放的阻碍举动，已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台湾经济。

　　四、小结

　　综上，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冲击之下台湾当局角色发生转变，已基本失去了所谓“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引发“政府失灵”效应。而这种“政府失灵”一方面通过将台湾孤立区域整合之外限制台湾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危害台湾市场机制的根基。前者作为直接影响，使台湾经济发展缓慢，后者作为间接影响却从根本上撼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台湾当局对经济的这种无序干预和本身角色的混乱定位来自于其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由初始条件和历史事件扰动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锁定，并表现为从不理性的民意到不理性的当局之间构成的恶性循环，使台湾经济发展深受其害。

　　第二节　地区创新体系的制约

　　阻碍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的另一因素在于其创新体系未能与时俱进。如前所述，赶超型经济体发展的整体进程，本质即是不断改变生产资料的组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不断实现对发达国家及地区赶超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熊彼特式创新的过程。正是创新在各行业和领域的不同发展程度，最终形成了经济体不同形式的经济结构。而促成创新形成并最终引致经济变化的机制即所谓创新体系。创新体系的形成受一地经济发展初始状态的影响，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对于之前的创新体系存在路径依赖。台湾的创新体系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内外环境，较快地促进生产资料组合的不断变革，从而实现了台湾经济快速增长的历程。然而，进入21世纪后，由于早期创新体系创新能力的饱和以及整体环境的急剧变化，台湾的创新体系一方面将台湾推入了结构扭曲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也无法继续再带动台湾经济增长。

　　一、关于创新与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传统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更多地集中于论述技术创新的概念，其所涵盖的内容较为狭窄而又有着与其他创新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难免造成论述上的割裂感，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无法有效解释。如，十分流行的关于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OECD，1997）指出，NIS是由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是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而最先描述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Freeman,1992）则提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理解。其指出，从广义上说,国家（地区）创新体系包括国民经济中所设计的引入和扩散新产品,以及与此有关的过程和系统的所有结构；从狭义上说,国家（地区）创新系统仅包括与科学技术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即使是在广义层面上，Freeman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也只是将创新等同于新技术的引进和扩散。除此之外，Lundvall（1992）、路甬祥（1998）、王春法（2002）等都对这一概念有所阐述，但其概念的核心也都聚集在新技术引进这一层面上，而Scott（1995）则更进一步地将NIS的创新局限在了新兴科技层面上。虽然这些学者遵循各自定义的方向，均对经济社会分析做出了显着贡献，然而随着新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就遭遇到了困境。如，Freeman使用其新技术引进主线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很好地阐述了日本“经济奇迹”的经验，但是遵循同一套方法却对当今日本经济的沉沦解释乏力。而王春法（2002）的技术创新体系成功阐释了东亚的“经济奇迹”，同样也对当今台湾的经济衰退问题无能为力。

　　而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更进一步指出，抽离了创新的经济过程只是一种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在这种状态下，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龢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而从宏观角度而言，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也是在创新参与下的动态过程的产物。 因此，创新并非仅指技术革新，其概念的范围应该更广泛地包含参与经济整体创造利润进而实现增长的全部过程。

　　从微观角度而言，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在均衡条件下经济利润为零，即在此种条件下，其总收益等于总成本。在以上两种市场结构取得均衡之时，经济进入熊彼特所谓的“静止的循环流转模式”。虽然竞争性均衡被誉为最有效率的市场，然而，现实中企业却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尝试打破均衡，获得垄断优势，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正是这种超额利润的累积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地区（国家）经济的增长。因此，从微观意义而言，创新可以被概括为打破竞争均衡获得垄断优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手段。推而广之，这种垄断优势的获取也有可能是因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行业政策或地区（国家）制度的革新所带来的整个行业或整个地区（国家）层面的。然而，微观企业层面可以通过破产和重建这种“创造性破坏”来实现创新，宏观行业和地区（国家）层面则无法承担这种“破坏式”创新。因此，如何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企业实现“创造性破坏”以及确保行业和地区（国家）层面的革新是积极的而非破坏性的，这就是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所关照的范围。

　　综上，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应该在传统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将创新的概念真正扩展到熊彼特式创新所应有的层面。这样，地区（国家）创新体系针对性更强，分析视角更广阔，也更具实用性。它将能够更合理解释类似台湾经济衰退等问题，并保持创新体系解释经济繁荣与衰退问题的内在一致性。

　　二、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方法

　　借鉴熊彼特的创新观点并按照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分析思路，我们认为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应为以一地区（国家）为背景的作用于创新的制度或机制。这种制度或机制以地区（国家）的初始制度为基础，依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通过当局（政府）设计或自发演化不断创生新的制度和机制，充实自身系统。系统具体环节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行业或地区（国家）的垄断优势（核心竞争力）。而由于系统的综合性及其路径依赖和自生演化的特征，系统的总体效果并不总是和某一制度设计的目标相吻合。当系统良性发展时，地区（国家）创新体系不断产生有利于创新产生并为创新各个环节肃清障碍的制度或机制，从而创新得以快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相反，当其恶性发展时，体系的演化将不利于创新的产生，或加重创新具体环节的原有障碍，从而创新停滞，经济衰退。而系统能否良性发展，与系统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者的制度冲击以及经济环境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以企业为核心展开，因此企业也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的创新主要决定于企业家的主观作用，因此创新体系的第一层次围遶企业家精神展开。直接作用于地区（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和机制，包括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文化对“创造利润”这一行为的支持，反垄断和公平市场环境的构建等。

　　而企业家开展创新应有必需的资源投入，因此创新体系的第二个层次，围遶资本和人力资本展开。资金的充足性和便利性、人力资源的培育和获取都是这一层面的重要内容。

　　创新体系的第三层次涉及对企业创新的环境支持，包括科研机构的支持、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讯设施的便捷程度等。

　　第四层次则涉及到地区（国家）战略性引导。如贸易保护，产业与行业政策，以及当局为弥补市场不足而主动构建的官产学研联动机制等。

　　概括而言，创新体系划分为底层的企业家精神，中层的资源投入和上层的环境支持及当局引导四部分，前两个层面是主导部分，后两层面为辅助部分。这个创新体系实质上是将经济发展和创新还原到最基本人性和激励的角度进行从微观到宏观的展开。环境支持和当局引导应忠实地根据市场和微观基础的前两部分的需要进行补足。这种补足的必要性在于，系统的初始条件决定系统演化的历史存在着各种不合理性，而系统演化的路径依赖和遗传变异会使系统积累各种不良因素。当局介入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意义在于这些方面，而不是像传统的创新体系那样，纠缠于“官产学研”体系的制度设计上，最终却不能实质性的促进创新。

　　地区（国家）创新体系除实体方面的层次外，在运行上也有结构差异。一方面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关注各实体层面的创新体系发展如何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在当局介入时，各层面如何操作的问题。如，为了鼓励企业家精神，激励对利润的追求，则有可能需要牺牲公平和环保的目标。而何时应当以当局引导为主，何时应当以市场自发演进为主也需要把握相应时机，并斟酌当局介入所引起的短期和长期效果。

　　三、台湾地区创新体系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地区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企业家精神激励体系、资源投入配置体系、创新环境调节体系和战略引导体系等四个相互关联作用于各个层面创新的有机系统。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正是在当局层面把握整体战略积极引导，在民间层面广大中小企业发挥企业家精神辛勤创业，同时普及初等教育、提倡储蓄，提供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资源，并在80年代以后明显介入创新环境调节，努力培育创新环境。藉助这一创新体系培育的动能，台湾经济迅速赶超，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动，这一创新体系本身创新动能逐步枯竭并在发展这一创新体系过程中积累了结构失调问题，台湾经济的发展因此变得步履维艰。

　　（一）企业家精神弱化

　　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对企业家精神有许多复杂的阐述。然而关系到激励创新，企业家精神应当指向人性中“经济人”这一特性的挖掘。由于“经济人”有逐利的本性，因此适当的制度创新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人们承担风险、延迟满足为未来的收益付出努力。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家精神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是企业家这一群体，而是有意向投入生产获得收益的所有人群。同时，其所带来的创新并非是絶对的科技创新，而是之前部分所论述的经济收益的增加。描述这一特征的典型事例如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制度本身在世界范围而言并不新颖，其所带来的收益，也和任何科学技术提升无关。但是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当地的人们的生产意愿，并带来了远超过之前的回报率。这里的“增加的回报率”，即是我们要探讨的创新，“生产意愿”即是我们要探讨的企业家精神，而类似的制度和制度变革则是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容。

　　就台湾而言，如本章第一节中所述，其企业家精神在21世纪以后出现明显衰退现象，台湾年轻人进取心也大幅衰落。实际上有更多相关调查同样显示出类似结果。台湾《天下》杂志2012年关于台湾青年竞争力的调查显示，台湾90后年轻人自认为其竞争力在中国大陆、日本、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地中位居最末，而认为大陆年轻人竞争力最强。台湾《中时电子报》“2014年年轻工作人十大领导潜质力”调查指出，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近9成(88.7%)希望成为“职场大咖”，但其中仅1成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显示台湾年轻人信心不足，而其无信心的领域则主要体现在“挫折忍受”、“问题解决”、“组织发展”、“冲突管理”等领域，这些则基本上都是企业家精神所强调的部分。这充分显示了21世纪以后台湾企业家精神的普遍衰落。

　　台湾这种企业家精神衰退的背后是其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对当代经济发展的严重不适应，即企业家精神这一层面的创新体系出现了瓶颈。而这种瓶颈的来源既与近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台湾历史上创新体系的演化有关。近年台湾社会经济变化中对企业家精神激励的降低主要体现在台湾政治民主化以来当局角色转变中，这一问题前面已详述，不再赘述。而历史上创新体系的演化，一方面涉及台湾在出口代工生产模式中培养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涉及台湾当局对经济引导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首先，台湾传统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低成本快速获利的代工式创业。这种创业的目标为短期利润。在低成本时代由于具备絶对优势，这种方式可以快速而较为便利的获取利润，同时也较好地支撑了台湾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创业模式也给台湾的生产者培育了根深蒂固的商业基因，即围遶短期利润的短视特征。这种特征在低成本时代由于虽然低却显而易见的利润的存在，不会对企业造成影响。但是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短期利益不再明显，而且加上早期引导经济发展，给予企业辅助的“强政府”由于民主化和创新动能改变而成为了无力引导经济的“弱政府”，台湾的创业精神就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年轻人看不到利润的方向，则不愿去冒险，而是转而追求生活中的“小确幸”，年长者虽然以自己过去时代的经验大谈创新却由于自身商业基因的缘故也无法真正实现有意义的创新。而早期成长起来的代工大企业则进一步通过自己的“短视”基因蚕食现有经济商业的根基。台湾经济学者彭明辉在谈及台湾企业家精神时指出，这类企业的生长逻辑“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到全球各大品牌公司去招揽明年的订单。因为价格远低于成本，其他厂商无法竞争，所以他拿到的订单从原本只占市场总量的25%瞬间成长为市场总量的50%，成长率高达100%。然后他去找上游生产设备与零组件供货商谈判，要求他们自己降价。如果对方降价来合作，就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共享全球50%的市场；如果不肯降价，就只好在剩下的50%市场里面对产能过剩的血拼场面。”这充分显示了台湾企业即使发展到今天仍然带有的短期逐利特征。

　　其次，台湾当局对经济引导的负面作用，主要源自于其对上述企业“短视”基因的进一步培育。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当局也要求看得见的政绩，产业政策、租税优惠与金融资源，偏向鼓励求生存式的企业（上述“短视”型企业）发展模式。”这就使得从官方到民间都普遍认同了这一生产方式，进而使得这一不良商业特征更加深入台湾经济发展的基因。在内外环境巨变的今天，一方面失去了当局的引导，另一方面失去了短期利润的吸引，台湾年轻人“迷茫”，找不到方向也就可以想像的了。

　　（二）资源投入不足

　　1. 实物资本投入的变化

　　资源投入主要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物资本方面，主要是调节资本流向，形成最终社会资本结构的调节机制。因为这一结构决定了资本和其他投入的不同组合，相同成本下较高效率的组合带来较高的产出，是一种类型的熊彼特式创新，因此调节这一结构的机制即为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容之一。

　　从宏观角度而言，资本流向无非利润引导和当局引导两种方式。然而进一步微观化，则可以发现，在利润率相差并不明显的不同领域的投资，投资者偏好对资金方向的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当局引导本身就体现了当局的预期和偏好。同时，无论是民间投资者还是制定政策进行引导的当局又都有着本身不同的风险偏好，这些也对资金流向有着显着影响。利润影响和当局政策引导影响的最终结果即是当前台湾明显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中小企业众多的业态结构，这在前面各部分已详述，不再赘述。而台湾风险偏好的最明显结果即表现在创业投资行业的相对不发达，基础性研发的相对缺乏等方面。

　　台湾的风险投资制度大约起步于1982年，其后，因应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创投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然而2001年全球互联网泡沫之后，台湾创投业即遭重创。据台湾创投公会统计，2001-2007年新增创投公司家数仅为1995-2000年的48%，平均新增资本额减少至1995-2000年平均值的80%左右。而2008年之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湾创投业又再次衰退。 台湾创业投资联合会（Taiw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报告指出，2000年，台湾创业投资规模达77.6亿美元，而2014年台湾创业投资规模仅约47.8亿美元，整体的投资规模与新创公司获得的支援越来越少。 这显示出台湾的创业投资行业更多是行业发展的依附，而非引领行业创新，同时对半导体单一行业有严重依赖性。而从创投资金投入的阶段看，台湾的创投资金更愿意投资处于最后阶段，能够为项目提供盈利证明的企业,截至 2002 年底岛内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扩张期及成熟期公司的比例高达 68.05%,种子期投入仅占 4.26%。 这与瑞典等创新型国家大部分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于初创阶段的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以基础性研发而论，2010年台湾的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10%，为其科技主管部门设为对照组的30个国家及地区中除中国大陆以外最低者。⑤这一投入状况也与台湾科技领域的产出状况相适应。2012年台湾新增专利56610项，其中最具创新意义的“发明”虽然占总量的45.1%最多，然而其中半数以上都是由外国人完成，由台湾人完成的发明数量只占当年新增专利的21.5%。而占当年新增专利总数第二多的“实用新型”絶大多数由台湾人完成，占比达到了43.5%。这反映出台湾的科研经费投入大部分进入了实用性强，获利周期短的项目。2016年，台湾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8.2%，而应用研究及技术发展则分别占22.9%及68.9%。

　　如上所述，除追逐利润的基本动机以外，资金流向的微观基础在于投资者的选择偏好和风险偏好。根据选择性偏好显示原理，结合目前台湾的行业结构和业态特征，台湾的资金显然更偏好转移而非升级、更偏好短期利润而非长期目标的达成，更偏向稳健性发展而非创造性破坏。而如前所述，这种偏好的来源系扎根于台湾经济起飞以来的创新体系所培育的商业基因中。这种短期利益驱动的特征不但使进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台湾经济无所适从，同时也使21世纪政治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当局施政目标混乱。而目标混乱的当局又反过来给经济投射更多的不利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的路径依赖。

　　2. 人力资本投入的变化

　　由于人力资本本身的提升就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本身是一种类型的熊彼特创新。但如熊彼特所述，创新必须能通过商业环境形成产出才最终体现为创新。因此作为驱动人力资本创新的创新体系除考虑人力资本本身的提升外，还必须关注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市场契合度问题。若单以教育年限而论，台湾的人力资本自21世纪以来仍然持续提高，从2000年第一季度的10.95年，上升到2013年第3季度的13.09年，年均增长率1.4%，但较上世纪1978年-2000年间的年均1.7%的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而同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21世纪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⑤这反映出数量关系无法充分体现的人力资本低度运用、人才外流严重、高等教育品质下降以及劳工政策僵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前台湾明显的结构性失业、传统基层人力和高科技人才短缺现状的深层原因。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品质的下降是21世纪以来台湾人力资本投资未产生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台湾自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经历了许多重大改变，其中1996年广设大学的政策形式上实现了“人人念大学”的目标，但许多大学是由原来的专科、学院通过改制、升等或合并而成的，校内师资能力与素养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质的变化，从而造成大学生整体素质的降低。同时，大学生、硕博士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与台湾产业结构发展并不匹配，产业需要的基础性技术人才逐年减少，供需矛盾突出。

　　事实上，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知识经济时代各国及地区普遍面对的难题，但在台湾还有其本身产业特性的原因。台湾经济以中小企业居多，这些企业对研发和制度化管理的需求很弱，因此对于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弱。而同时由于其短期逐利和资金流动周期短的原因，其对将无工作经验或较少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作为储备来培育成为核心研发人才及管理人才的动力远不及其将“干中学”的老员工（家族企业则更倾向于择亲而非择贤）培养成其核心研发和管理人才的动力。所以较优学历的大学以上学生的选择则只能更多的集中在外企，然而由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封闭，其目前远无法实现所谓的“亚太运营中心”的角色，外企在台的规模和数量都无法支撑台湾的高学历人才就业。在这种两相逼仄的背景之下，台湾高学历人才失业几乎不可避免。因此，教育和“干中学”等传统归入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对人力资源造成影响的因素之外，台湾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和政治原因形成的特殊业态结构本身成为了逼仄人力资本进入市场的瓶颈。这种自发而非人为演化的机制，同教育、政策、“干中学”等机制一起构成人力资本维度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对台湾经济现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环境支持与当局引导无力

　　对照上述新构建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内涵，进入21世纪后台湾创新体系运行中，不仅底层的企业家精神、中层的资源投入明显出现了问题，位于上层的环境支持及当局引导更是陷于严重困境，致使台湾经济的发展疲弱不振。事实上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在支持创新推动经济转型方面并非没作努力，客观上没能对创新产生环境支持与政策引导的作用，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

　　1.明显受制于传统创新体系的思维

　　环境支持和当局引导是传统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核心内容。从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对于环境支持与战略引导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来看，明显是依照传统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思维进行经济干预与规划，因此无法支撑整个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

　　如上述理论构建所指出，当局对创新体系的人为参与和构建必须充分考量当局需要做什么以及做了之后会对系统造成何种冲击的问题，从而达到维持整个系统合理有序运行的状态。然而遍观台湾当局对环境支持和战略引导的做法，其根据主流经济学和传统地区（国家）创新体系得出的结论，如自主创新不足，代工生产模式为主，主导产业单一等问题，并不区分何为创新、何为创新体系、何为投入产出问题，何为结构问题，何为系统问题等等，而将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多都堆积成了投入产出式的方法。如自主创新问题，就追加各种研发项目经费；代工模式盈利能力不足，就追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主导产业单一，则想在政策上引导各种类型的产业平衡发展。然而由于经济的投入产出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能因为目前欠缺的行业或产业，通过补足经费就可以得以补充。也因此，如前所述，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推行的各种政策最终结果大多流于形式而已。再加上，台湾当局角色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冲击之下已经明显发生转变，当局的目标混乱，效率降低以及能力衰弱，使其丧失了有效引导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政策引导和环境支持对经济本身更是无能为力。

　　2. 创新体系上层介入的困境

　　事实上，正是因为台湾当局一方面没有理清创新与创新体系的关系，将构建良性的自生长的企业家精神和资源投入为核心，再根据这两者的不足进行环境支持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又明显存在所谓“政府失灵”现象，致使台湾创新体系上层介入存在种种困境：

　　首先，无法避免台湾政治生态与选举制度的弊端，使岛内各项经济议题均被“泛政治化”，台湾社会因此缺乏经济理性思考的整体制度环境。

　　其次，从官方到民间无法扭转依赖官方及“短期”利润引导的思维模式；缺乏长期投资和基础性研发，难以扭转台湾商界的“短视”基因。

　　第三，台湾当局没有致力于扶持中小企业成长，使其集群化或壮大化，只想靠投入资金来引导企业进入当局认为合理的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不断壮大的中小企业，一方面可能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而非短期利润角度参与经济，从而主动地投入基础研发和自主创新，并凭藉敏鋭的商业嗅觉带领行业进入真正有竞争力的领域；另一方面，能够不断成长壮大、参与世界竞争的企业，本身也给本地企业和生产参与者更多的示范作用，从而使得战略型企业思维和考虑长期目标的企业家精神更加兴盛。

　　第四，阻碍全面开放和自由化的进程。出于意识形态，台湾当局坚守限制的对大陆经贸政策，使台湾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而这正是台湾中小企业能够壮大的基本要素。这种封闭的发展渠道和发展思维，自絶于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等行为，会继续维持台湾“短视”、混乱的商业思维，有害于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小结

　　为了阐释以往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创新体系何以在21世纪却成为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的障碍的问题，首先需要将传统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熊彼特式创新所应有的层面，探索重构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创新并非仅指技术革新，其概念的范围应该更广泛地包含参与经济整体创造利润进而实现增长的全部过程，而创新体系则应是以一地区（国家）为背景的作用于创新的制度或机制，其构成可分为底层的企业家精神激励体系、中层的资源投入配置体系、上层的创新环境调节体系及战略引导体系等四个相互关联作用于各个层面创新的有机系统。

　　对照上述新构建的创新体系内涵可见，进入21世纪后，台湾创新体系本身创新动能逐步枯竭并在发展这一创新体系过程中积累了结构失调问题，导致台湾经济的发展变得步履维艰。其一，由于岛内政经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历史上创新体系的演化，台湾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机制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21世纪以后台湾企业家精神明显衰退，年轻人进取心也大幅衰落。其二，资源投入配置不当降低创新效率。实物资本方面，在利润驱动与当局政策引导下，台湾产业结构不合理，并依旧保持着中小企业众多的业态结构，而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缓慢与基础性研发投入的不足，明显弱化了创新动能。人力资本方面，则存在人力资本低度运用、人才外流严重、高等教育品质下降以及劳工政策僵化等问题。其三，创新环境支持及战略引导陷于困境。由于台湾当局基本上是依照传统地区（国家）创新体系思维进行经济干预与规划，因此无法支撑整个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特别是，台湾经济发展中明显存在所谓“政府失灵”现象，致使台湾创新体系上层介入陷于种种困境。

　　第三节　游离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台湾海岛型经济的先天弱点是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可谓其经济命脉。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正是抓住了国际分工的有利时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外贸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80年代后又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对外经贸重心转向亚洲市场，并在东亚产业技术“雁行”传递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但是，进入21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快速发展的潮流，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台湾对外经贸关系却呈现转折性变化，在多数国家及地区积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并从中分享更多利益之际，台湾整体上却游离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大潮流之外。台湾经济因此面临日益严峻的边缘化危机，经济转型发展更失去了有力的引擎。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21世纪以来由于WTO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多边贸易谈判所遭遇的挫折，更刺激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使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新浪潮。据WTO统计，截止2013年7月，全球共签订575个区域贸易协议，其中379个已生效。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自由贸易，对外保护贸易”的根本特征，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给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机会的同时，也给孤悬其外的国家及地区带来不利的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J·Viner,1950)提出关税同盟理论，通过对关税同盟中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利益及成本分析奠定了基础。而现实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贸易、投资、市场等各个层面，通过这些渠道一体化的经济体相互作用，对彼此经济发展产生出远超过贸易利益的深远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效应

　　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最初分析针对关税同盟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形式，然而其理论内核同样可以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在该理论中贸易创造是指由于加入一体化经济区使得贸易成本降低，从而创造出原来和该区域内经济体之间不存在的贸易。贸易转移则是指由于加入某一体化经济区使得区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贸易成本相对提高，从而将贸易由区外经济体转入区域经济体的现象。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基础上，投资领域也出现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Kindleberger，1966)。投资创造是对贸易转移的竞争性反应,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一体化区域外部厂商的贸易转移到区域内，外部企业竞争优势丧失。为了取得失去区域的市场，投资者会转向在区域内生产，从而使得外部国家及地区对区域内FDI流入增加。投资转移是对贸易创造的反应，当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贸易创造时,实质上是改变了贸易创造国家及地区的生产结构，为了应对这种生产结构变化，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将会发生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同时也引发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从而产生投资转移。投资的这种转移和创造进一步增加了一体化区域内的经济优势，而对区域外经济体经济福利造成累加的损失。由此，处于周边的国家及地区纷纷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地缘环境下的经济体，加入这些一体化组织是其改进经济福利的最优选择。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创新

　　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享有开放经济所带来的创新优势。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都指出，对外贸易对本国（地区）经济有着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而贸易和投资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扩散”和“干中学”两种创新模式的基本驱动机制。贸易和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的基本原理可以使用扩展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解释。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经济体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同，使用技术的层次和结构不尽相同，从而技术成本也不同。因此各经济体最优化的生产方式即是选择本地区成本最小的技术层次和结构投入生产，而将其他技术层次和技术结构的生产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差异化生产，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即直接购买其他经济体的成品和中间产品，或将本地区的成品和中间产品出售到其他经济体。由于产品本身包含了技术投入，这样国际贸易实质上是将技术水平在国际间传递。第二种方式即将包含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的生产环节直接转入其他经济体生产，也即国际直接投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技术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化分配，从而构成以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

　　然而由于技术比较优势具有和资源比较优势不同的可塑性，最优化的技术水平和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经济体，一方面主动投入研发寻求新的技术结构和更高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受到较不发达经济体模仿学习的竞争以及来自全球市场需求的驱动，获得不断创新的压力；此外，发达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还享有利用较不发达经济体广大市场以及将相对落后的技术环节不断剥离到较不发达经济体从而能够从事专业化创新的优势。而对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不发达经济体，则可通过贸易和投资，模仿和改进自身技术水平，不断实现赶超。同时由于其技术水平和本地收入的提高，也通过贸易和投资将技术上的竞争压力和本地区市场的新需求反馈给发达经济体，从而促使发达经济体进行不断自主创新。由此，这种创新——赶超循环的全球化生产方式，实质上是全球资源联动进行创新。其所能调动的资源、人才和市场规模是单独经济体无法比拟的，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也是一种最优化生产方式。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无法完全实现的条件下，求诸次优选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实现创新，促进发展也有着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台湾

　　1.台湾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

　　对台湾而言，其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除具有普遍性重要意义外，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是台湾为海岛型经济，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比率）约为70%，外部需求长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通畅的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是其经济命脉。台湾当局经济部门官员曾归纳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1）排除贸易障碍，扩大出口，外销全球；（2）强化台湾产品在国际市场之竞争优势；（3）促进台湾经贸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4）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提升国际地位；(5)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台投资;(6)促进产业在台深耕，创造就业机会。尽管如此，实现中台湾推动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却面临重重障碍。

　　2. 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格问题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内涵来看，是同一地区的两个以上国家逐步让渡部分甚至全部经济主权，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并形成排他性的经济集团的过程。这里凸显出主权国家的谈判功能。而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的一个经济体，要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就面临了有无资格参与问题或者参与的身份问题。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基本原则之下，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因此，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在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而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基于这一政治现实，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应是经由海峡两岸协商解决，或是将两岸经济一体化作为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便捷通道。

　　3.台湾当局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矛盾立场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台湾当局是无法忽视的，历届执政当局均大力宣扬要积极推动，但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对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动机十分复杂，在经济方面，台湾希望通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避免经济边缘化危机与经济的衰落；而在政治方面，台湾则希望通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与有关国家签署FTA等，达到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目标。当其强化政治动机时，就必然冲撞“一个中国”原则，使其因失去参与资格及身份而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之外。特别是在主张“台独”分离路线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当局自身更成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障碍。一方面，因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立场必然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无法通过海峡两岸协商解决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出于谋求“台独”政治目标的需要，台湾当局惧怕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两岸统一的实现，因而尽量采取限制两岸经贸关系的政策，台湾也因此失去了经由两岸经济一体化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便捷通道。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作为小型海岛经济体的台湾面对规模大、发展快的大陆经济体，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对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大陆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影响力，因此台湾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和台湾与同体量经济体整合相比，获得的利益明显更大，而游离其外，受到的损失也更大。

　　其次，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存在，台湾与大陆经济整合后必将改变台湾的产业结构，从而产生投资创造效应，为台湾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吸纳投资从而促进有效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由前面分析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产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为负值，因此这种结构面的效应对台湾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如果台湾游离于这种整合之外，不但享受不到贸易创造和投资创造的优势，还会同时遭受由于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将本来参与台湾经济的贸易和投资转入大陆的双重影响，对台湾经济造成更大打击。

　　第三，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层次明显的地区经济差异。这一特点使得台湾和大陆的经济整合将远超出于贸易和投资层面。台湾的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市场不足，长期得不到充分的成长，只能以大量中小企业的形式存在于台湾本土或以迁移的方式追逐廉价劳动力游走于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若能与大陆有效整合，便能以较低的成本给台湾的企业提供充足的市场为其培养规模。当企业成长到足够规模时，转型升级而非简单的转移就成为其唯一可选择的道路，从而迫使台湾企业主动升级而非停留在简单的代工层面，同样具有规模之后的企业也才能具备足够的能力投入研发实现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台湾经济转型所必须的。

　　二、台湾游离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开始大幅加速。尽管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台湾经济有着种种益处和必要性，但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障碍，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两岸经济一体化进展却十分缓慢，呈现出游离于大潮流之外的状态。

　　（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可以上溯至战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发展时期，彼时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市场驱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加快发展及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日益活跃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各国加快寻求经济合作的步伐。1989年11月，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标志着APEC正式成立。历过多年的努力，APEC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对推动亚太地区多边贸易谈判起到重要作用。但与其他区域经济整合不同的是，APEC是一个论坛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运作机制是以磋商代替谈判，以论坛承诺代替法律协定，具有高度开放性、非强制性、经济合作的灵活性的特点，制度性约束不足，无法满足各经济体更紧密的制度一体化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加上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示范效应，亚太地区经济体转而求诸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其他战略目标，并得到APEC的支持。

　　截止2013年1月，APEC成员共成立39个自由贸易区。如果将东盟所有成员以及包括印度、中国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计算在内，则亚太地区（包括APEC成员和东亚经济体）共成立了51个自由贸易区。其中，双边自由贸易区43个，多边自由贸易区8个。而双边自由贸易又以东亚成员为主，共23个；东亚成员和其他地区成员组成的共15个，由其他成员相互组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则只有5个，反映出东亚地区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活力。除自由贸易区外，截止2013年1月，APEC成员作为独立关税体共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232个，经济一体化协定（EIA）152个。而RTA中140个是东亚与APEC成员内部签订的，占总数的60%。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近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整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下，亚太地区内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典型的如东盟六国在2007年底即已实现了《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总项目清单（IL）中60%商品的零关税，而超过99%的商品关税则已降到5%以下，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而四个新成员国则有81%的IL商品实现关税5%以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有计划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还对取消投资保障，跨境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做出更深入的合作方面的规定。

　　除两个制度化的一体化组织外，各类双边和多边协定近年来也在亚太地区展现重要作用。东亚地区三个“10+1”经济合作，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合作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致力于关税减免方面。根据相关协议，2010年双方取消90%产品关税，到2015年实现全面零关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一系列协议逐步推动中国和东盟10国之间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并不断推动经济技术合作。而日本除和东盟整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外还与东盟各成员国如新加坡、菲律宾、马拉西亚、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等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分别实行不同的更进一步的自由化。中日韩三国以及“10+3”合作由于各国之间政治、经济体制多样性，文化宗教差异大以及相关历史问题导致各国互信度相对较低，从而进展较为缓慢。然而在近年来仍然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有所突破，反映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除此之外，在亚太地区内，其他类型的FTA/RTA，如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墨西哥经济伙伴协定以及韩国-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都为相关参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而针对区外，韩国和欧盟、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中国、日本和东盟则在积极谋求与欧盟达成类似协定。

　　在亚太地区整体上，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2017年初美国宣布退出后，当年11月在日本运作下除美国外的TPP的11国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CPTPP）。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启航，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进入实质运行阶段。

　　总之，在WTO全球化谈判受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渐活跃的全球经济背景之下，亚太地区已经全面进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期。

　　（二）台湾在亚太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

　　随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台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成效远远落后于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

　　1.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

　　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致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APEC。1991年10月，中国同APEC就大陆、台湾和香港三方加入APEC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録，明确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后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台湾只能派出与APEC有关的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出席部长会议。由于台湾所能参与的层级较低，而APEC本身又是个高度开放、较松散型的机制，台湾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大，对台湾的影响也有限。

　　2000年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为了消减大陆对台湾产业及资金日益增大的“磁吸”作用，大力推进所谓“全球布局战略”，并重点拓展有所谓“邦交”关系的中南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2003年8月，与巴拿马签订了台湾首个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后又与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分别签署FTA。2007年5月再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共同签署一个FTA，合计与中美洲5国签署了4个FTA。台湾与这些国家签署FTA，主要是出于政治上需要，并非基于经济利益考量。这些国家人口少、经济规模小，其占台湾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达0.187%，对台湾的经济意义微乎其微。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由于两岸有了“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发展态势，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快发展。在实现两岸全面“三通”之后，2010年6月台湾与大陆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双方经过2年多的协商后，于2013年6月正式签署。2013年7月和11月台湾又分别与新西兰、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此外，2012年台湾还与日本签订双边投资协议和机电产品以及电子商务的互相承认协议。这一时期，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确实有实质性进展。然而，台湾不仅仍远远落后于区域经济整合大潮流，随后甚至还出现倒退趋势。在民进党大肆操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阻力仍然较大，对大陆仍保持高度的保护主义心态，2014年3月台湾爆发“反服贸”学生运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因此搁置在台湾立法机构而无法实施，其他包括“两岸货物贸易协议”等在内的ECFA后续协商也因此停止。2016年5月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更是障碍重重。

　　2. 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的落后

　　如上所述，21世纪以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参与经济整合进程的步履维艰。据WTO资料，截止2013年底，除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台湾所谓“邦交国”与台湾签署的4个政治性为主的一体化协议外，台湾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与中国大陆（ECFA）、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了3个自由贸易协议。而与台湾经济发展相似的韩国，则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遍布其贸易伙伴的16个FTA，取消了大部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截止2013年1月，亚太地区21个成员国和地区FTA总数为232个，平均每个成员国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FTA达到10个以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6月止，台湾FTA出口覆盖率仅为9.68%，而同期其主要竞争对手韩国FTA出口覆盖率为37.95%，新加坡则为70.69%，日本也达18.21%。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确实大大落后。更严重的是，由于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问题，2014年之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基本停滞了下来。台湾经济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所产生的割离越来越严重，而这种割离必然会对台湾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

　　三、游离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台湾的冲击

　　由以上分析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当今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流对外经济关系的形式，而台湾总体上却越来越远离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大潮流。因此，在多数国家及地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与福利之际，台湾所遭受的损失日益增大，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更加突显。

　　（一）市场空间缩小导致经济边缘化

　　台湾游离于经济一体化浪潮之外受到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区域经济整合效应带来的对其市场空间的冲击上，一方面一体化区域经由贸易转移造成对台湾贸易挤出；另一方面由于台湾未能参加到相应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从而不能享受其贸易创造所带来的市场扩张的好处，二者的后果便是台湾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空间日益缩小，经济边缘化危机加剧。

　　在贸易挤出效应方面，由于游离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潮流之外，台湾受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及地区冲击最为明显，这其中韩国是典型的代表。韩国与台湾的进出口结构以及贸易伙伴多有相似性，根据台湾和韩国两地的统计资料显示，按照2013年至2014年3月15个月的平均值，韩国和台湾位列前5的出口地均为中国大陆、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而位列前4的进口地则均为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大陆则分别是两地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地区，反映了韩、台两地在国际贸易伙伴中极大的相似性。而在贸易商品结构方面，二者出口商品的前五位有60%重合，最大宗都是机电产品，从对大陆出口主要商品的构成看，二者出口大陆商品的前10位重合度高达90%，机电产品仍是最大宗。可以说韩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是台湾最直接的主要竞争对手。21世纪以来，韩国相继与新加坡、东盟、美国以及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签订FTA，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其与相关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如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在2010年已经免除了双方90%产品的关税；而2012年签订的韩美贸易协定则规定在生效后3年内逐步取消95%产品的关税，2011年签订的韩国-欧盟自由贸易协议也规定在协议生效的5年内逐步免除98.7%的货物贸易的关税。2015年韩国与中国也正式签订了FTA。而相对应面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台湾则面临着2%-25%不等的关税水平。相较韩国而言，台湾在国际贸易领域明显必须多承担更多的成本费用，从而对其外贸带来相当数量的额外负担。

　　在上述背景下，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落后导致市场空间缩小从所谓“隐忧”明显转变为现实的冲击。据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评估，美韩FTA生效后，台湾对美出口有3244项非零税产品，约118.39亿元对美贸易额将受到冲击，占台湾对美国出口比重达34.1%。从实际状态来看，2012年与2013年，台湾对美出口分别下降了6.15%与2.38%，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相应下降至1.71%与1.67%；而同期韩国对美出口则分别增长3.94%与5.66%，韩国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相应上升至2.59%与2.75%。2015年之后，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持续在2%以下徘徊，而韩国则持续超越3%（参见表12-1）。

　　类似的贸易排挤效应在东盟市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表12-1所示，2008年时，台湾与韩国产品在东盟的市场占有率大致相当，均为4%多，而2017年，台湾的市占率仅略升为5.17%，韩国则大幅升到7.92%。

　　表12-1   台湾与韩国产品在主要市场占有率的消长情况

　　单位：%

　　年份 大陆 美国 日本 东盟五国 欧盟

　　 台湾 韩国 台湾 韩国 台湾 韩国 台湾 韩国 台湾 韩国

　　2008 9.13 9.91 1.73 2.29 2.86 3.87 4.39 4.99 1.54 2.53

　　2009 8.54 10.17 1.82 2.51 3.32 3.98 4.40 5.12 1.49 2.67

　　2010 8.30 9.90 1.87 2.55 3.33 4.13 4.67 5.48 1.58 2.58

　　2011 7.17 9.28 1.88 2.57 2.72 4.65 4.56 5.49 1.41 2.10

　　2012 7.27 9.17 1.71 2.59 2.72 4.57 4.75 5.48 1.26 2.10

　　2013 8.03 9.38 1.67 2.75 2.85 4.31 5.20 5.51 1.31 2.13

　　2014 7.76 9.69 1.73 2.96 2.99 4.11 5.64 6.57 1.37 2.29

　　2015 9.02 10.88 1.82 3.19 3.59 4.14 5.81 7.01 1.18 2.44

　　2016 9.17 10.41 1.79 3.20 3.78 4.12 5.78 7.40 1.51 2.42

　　2017 8.17 9.51 1.81 3.05 3.78 4.18 5.71 7.92 1.59 2.68

　　资料来源：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国际贸易局经贸资讯网，据“各国贸易统计”整理，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376&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txt_Keyword=&Pageid=0。

　　在主要贸易伙伴市场占有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台湾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相应明显落后。1993年台湾和韩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都为2.3%左右，然而，2017年台湾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降至1.8%，全球排名第18位；而韩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升至3.2%，排名为第6位。

　　台湾游离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外，不仅遭受上述贸易挤出效应的冲击，同时也丧失了享受区内贸易创造效应所带来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机会。仍以韩国参与FTA为参照。2006年3月1日韩国与新加坡FTA生效以来，韩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增加了2.8倍，而台湾的这一增加额则只有1.3倍；2011年7月1日，韩美FTA生效以来，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0.3倍，而台湾则下降0.14倍；而同期韩国-欧盟FTA生效以来，韩国对欧盟出口增长0.05%，而台湾则减少了0.08%，几乎所有韩国签订FTA的国家其出口额都保持增长，而台湾则不仅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贸易的负增长。这一方面包含了韩国FTA对台湾贸易的转移效应，另一面也体现出台湾由于没有参与FTA协定所造成的损失。

　　显然，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落后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明显冲击台湾产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出口增长，进而拖累整体经济增长，使台湾经济整体的边缘化危机日益加剧。台湾相关机构的研究也证实了台湾由于无法加入FTA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据台湾经济研究院估计，台湾仅是被排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外，经济就将衰退0.15%，GDP下滑0.36%。而中华经济研究院模拟分析也得出台湾的GDP将会下降0.2%的类似结果。

　　（二）生产和创新边缘化

　　如前所述，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开放性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全球创新专业化、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广大的市场三种渠道给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并激励其不断创新。台湾早期的“经济奇迹”正是通过融入当时功能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贸易和投资中不断学习模仿的方式推动经济不断增长从而进入较发达经济体行列。随着东亚功能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雁行模式”逐渐瓦解，以及台湾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保护主义理念的盛行，台湾在全球化经济的参与中逐渐丧失活力，并同时丧失了创新的活力，在全球生产和创新中不断边缘化。

　　台湾生产和创新边缘化最典型的事例，即是台湾半导体产业进入21世纪后的相对没落。事实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并在上世纪90年代占据众多市场领先地位的发端正是台湾当时积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机会，承接美国和日本技术发展从而成功把握全球互联网经济机会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和全球经济的紧密联动使得2001年“互联网泡沫”发生后，台湾经济增长率一度跌为负值。然而在此次泡沫之后，互联网整体行业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入研发周期，并在2010年前后再次引发互联网经济热潮，其后在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互联网模式下催生了诸如移动和可穿戴智能设备、社交网络、大数据运算以及互联网金融等一批新的产品和思想。这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为全球经济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财富。然而，台湾则从新世纪起进入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地区保护主义思维主导的时期，在整个10年之间远离世界市场的整合，因循过去发展计算硬件的旧思路，从而在新一代互联网经济在全球兴起之后几乎毫无作为，而台湾的整体经济也随着唯一的支柱产业半导体产业的无作为而逐渐陷入衰退的深渊。台湾创投业经理人针对台湾这10多年来在半导体行业的落后不无痛心的指出，“过去我们组装生产一台个人计算机，整个产业链可以获得100美金左右的利润，但今天的智慧手机与平板，只能贡献不到10美金的产业收益。当全球智慧手机年出货量已经超过桌机加上笔电，当平板已经超越个人计算机成为主要上网工具，台湾过去随着个人计算机产业的高经济成长率，自然被迫停滞。”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中国大陆等开放发展的经济体则积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新机会，在移动终端、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众多领域不断形成新的世界品牌，也带动了整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世界整体发展潮流相比，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生产模式和创新领域严重边缘化了。而以这些产业为主导的台湾经济也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除了当前已经落后于互联网行业之外，台湾创新边缘化的问题也存在于其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判断上。随着云计算、电子识别及大数据技术的成熟，物联网技术越来越成为未来世界技术创新的又一方向。台湾媒体指出在台湾“PC荣景已不再，智慧型手机的霸主也不是台湾，面对（物联网）这一大事件台湾必须马上动起来”。同时台湾媒体也指出，“由于蓝牙芯片、电子卷标、ASIC特殊芯片、基频芯片等技术的强项以及台积电各式晶圆代工、鸿海集团服务器代工等优势，台湾在物联网发展方面具备先天优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台湾所具备的硬件代工技术，究其本质只不过是物联网发展的最基础条件，而成功的能够商业化的物联网服务的核心能力在于对通过这些硬件识别并传导的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并给出相关服务，而所有这些核心能力都是软件和运营的结果。而即使最基本的硬件方面，台湾也只是代工方，并不是最终的设计方。在这样的格局和发展思路下，可以预见，台湾在下一轮技术角逐中，又将沦为各大技术巨头的代工基地。因此无论为了当前利益考量还是为了摆脱代工进入自主品牌未来战略考量，台湾必须选择开放和合作的区域整合道路。而距离台湾最近，既能提供给台湾市场、又能提供台湾梯度化技术和资源的中国大陆将是台湾区域整合的最优选择。

　　四、小结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对内自由贸易，对外保护贸易”的根本特征，它在给区内经济体带来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机会的同时，也会造成区外经济体严重的不利影响。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而台湾地区则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造成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种种障碍,台湾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中逐渐陷入边缘化境地。这种边缘化一方面表现在其贸易投资上，使得其经济遭受直接的损失；另一方面，这种边缘化也延伸到台湾经济的生产和创新方面，使台湾经济无法把握全球市场的周期和方向，进而从根本上逐渐削弱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也是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发展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