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学会同仁极为尊敬之范英先生，本着其对范氏先祖、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范仲淹的崇敬，以流传之“范仲淹家风百字铭”为依托，一笔一画另作《范仲淹家风百首謡》加以褒美和传扬。今通读其书多遍，深感其传承、推广先祖优良家风之正意诚心分外浓烈，而其以组诗方式进行的家风文化再创作、再提炼、再升华，也足见其数十年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与社团组织之余，思想深邃、浪漫多才、国学功力浑厚，值得同仁后辈学习。

　　范英先王此书之“博爱”专章，有诗五首，应是取源于原铭之“博爱惜生灵”一句。范仲淹一生行迹，即在于厉己勤学、忠君爱国之外，还时时高举 “博爱”大旗，并成为旧时代的“典范”之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博爱”天下，仁心立范

　　自古以来，但凡可称为圣贤的伟大人物，除了大多有“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功业外，还都具有一颗“博爱之心”，如儒家之“泛爱众”、道家之“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佛家之“普度众生”、墨家之“兼爱非攻”等。贤达之人拥有了这样的胸怀，能让自己的生命质量不断提升，成人达己，最终成圣成贤。故《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范仲淹的一生，处处显现这样的追求和胸怀，此为仁心立范，这也是范仲淹为学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出发点。

　　王夫之就曾评价说：“（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

　　范仲淹有一次在山西临汾谒尧庙时，曾留下《谒帝尧庙》诗一首（一说为皇佑三年（1051年）游崂山太清宫时《题下宫三官殿》）：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洚水，舜亦致熏风。江海生灵外，干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箫鼓谢年丰。（洚：大水泛滥，洪水。） 盛赞唐尧虞舜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帝王权力为轻、造福后代的“禅让”伟举。

　　庆历六年（1044年），范仲淹在所作《岳阳楼记》中向所有“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的志士仁人发问：“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又自答以“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借景抒情，以情显意，意境高迈，千古成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千古流传的表达，其实也是范公自己一生奉行的济世情怀的集中体现。“天下”即普天之下，泛指一切人类苍生。“先忧后乐”是以天下人忧乐为己任，以天下人之事为责任，完全超越了个人利益、亲族利益，也超越了国家的利益，是一种不求回馈的自我担当。可以用“胸怀天下、情系天下、博爱天下、奉献天下”来概括。体现了范仲淹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而着想的价值意识，不计回报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一家一室甚至一个姓氏的范畴，值得全天下人引以为鉴。

　　此外，范仲淹在其留下的诗词代表作中，也通过《四民诗》（四首诗，分别涉及士、农、工、商四类主体民众）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如在《四民诗其一·士》中，他指出“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将“仁义”列于“忠孝”之前，对当时官场的时弊进行了针砭，呼吁“大道复兴”。在《四民诗其二·农》中，对官场“骄奢日相袭”、赋敛过重过频的现象表示谴责，对“田桑人”的艰难处境表示同情和悲伤。在《四民诗其三·工》中，他感叹“先王教百工，作为天下器。”本为解民瘼、济民生，而后世崇尚奢侈，竭民力以奉公室，耗费民力，实为古帝王之耻。在《四民诗其四·商》中，他提出自古商者“转货”实有均天下有无之功，“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而现实是“商者为罪，君子耻邻”，由此货物不通、千载为弊，不利于民生，呼吁明君贤臣改变此一现象。字里行间充满对士、农、工、商“同怀视之”的平等意识及对不同职业社会分工价值的尊重、对社会百业健康均衡发展的期待。这在封建社会治国理政和家族教育实践中是不多见的开明博爱思想。范英先生将其作为“家风”文化财富加以肯定和弘扬，足见其高明所在。 

　　二、广施善举，仁术弘范

　　自古有远大志向的人才很多，有博爱情怀的人才也很多，难的是很多人不能一以贯之地“践行”，或期望他人多做，而自己不做或少做。范仲淹不仅始终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而且毕生都在践行之。

　　持家泛爱乐善。《宋史·范仲淹传》：“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以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为将爱卒慎杀。《宋史·范仲淹传》：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未行，复除参知政事。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

　　作师养启英才。范仲淹在睢阳担任学官的时候，有个孙秀才在路上拜见他，范仲淹送给他一千钱。第二年，孙秀才又在睢阳路边拜见他，范仲淹又送给他一千钱，并问他：“为什么一直在路边讨要钱财呢？”孙秀才脸色戚然地说：无法供养老母亲，如果每天讨得一百钱，就能够供养她了。范仲淹说：“我看你的言谈举止，不象一个乞讨的人。这样过了二年，你能讨得多少钱，却荒废了许多学业。我今天收録你在学校任职，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钱来供养母亲，你能安心做学问吗？”孙秀才高兴得赶紧行礼。范仲淹于是传授他《春秋》，而孙秀才勤奋学习，日以继夜，行为也端正谨慎，范仲淹很喜欢他。第二年，范仲淹离开睢阳，孙秀才也告辞回家了。后来过了十年，范仲淹听说泰山下有个叫孙明复的先生给学生讲授《春秋》，他道德高尚，朝廷把他召到太学，原来是从前向范仲淹讨钱的孙秀才。范仲淹叹息说：“贫穷对人的拖累太大了，倘若天天讨米一直到老，就算是像孙明复一样好的人才，也将会被湮没而不会被世人知道了”。

　　居官致力民生。天禧五年(1021年)，时年33岁的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做盐仓监官（此处为笔者家乡邻县）。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泰州是靠海地区，唐代修筑的捍海堰已多年失修，坍圮不堪，危害甚大，民不聊生。虽然范公的本职工作并不包括修筑捍海堰，但他从大处着眼，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重修捍海堰。天圣二年（公元1025年），张纶奏请朝廷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兴化（今江苏泰州兴化市）知县，主持修复捍海堰。次年工程再度开始时，范仲淹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由张纶负责完成海堰的修筑，最终冲破重重阻碍，筑堰成功。范仲淹在此处发起“治水”虽不到一年，工程也非在他手中完工，但当地人民都铭记范仲淹的功德，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当时兴化县还有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趣的是，《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期间刚好任泰州从事，二人曾一起在兴化治水；在范仲淹显达后，滕子京多次得到范仲淹的提携。范仲淹为滕写有《酬滕子京同年》《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

　　三、课子有方，仁行垂范

　　范仲淹不仅自己秉持博爱仁心，亲自践行博爱理念，而且注重将这一家风传承给后人。范仲淹对四个儿子的教育都很重视，从小亲自指导并为其延请明师，四个儿子长大后都非常出色，尤其二子范纯仁更是范仲淹“博爱”衣钵的杰出继承人。

　　范纯仁生于天圣五年，皇佑元年中进士，皇佑四年出任襄邑县知县。本来他中进士后朝廷就授任武进知县，他因为想在父母面前尽孝，所以拒絶了。一直等到范仲淹去世，范纯仁才出来做官。他从入仕开始，一直到做到宰相的位置始终清廉如一，所以世人赞誉他为“布衣宰相”。

　　“民以食为天”，古人对粮食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然而范仲淹在面对整船粮食“损失”的时候，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家教态度。

　　有一年，范仲淹安排范纯仁到苏州去，将一船麦子运回睢阳。彼时范纯仁还是年轻人，不敢多作逗留，按照父亲的嘱托，押着麦船便返程速归。麦船路过丹阳时，范纯仁上岸买一些补给，碰巧遇上了诗人石延年。石延年是范仲淹的好朋友，范纯仁忙上前施礼问安，没想到石延年穷困潦倒，连家人去世也无钱安葬，为此一筹莫展。范纯仁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他思忖片刻说道：“我这有一船麦子，供您解燃眉之急吧。”石延年接到馈赠，感谢万分。范纯仁只得空手而还，他因为没有完成父亲交办的任务，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回到家后，范纯仁拜见父亲，束手而立，不知如何开口，这时范仲淹问道：“此行可遇到故旧吗？”范纯仁答道：“其他人安好，惟石延年叔叔落难，无人救济。”范仲淹一听责怪道：“咱们不是有一船麦子吗？怎么不送给他呢？”范纯仁顿时放下心来，轻松笑道：“已送给他了。”

　　范纯仁当官时爱民如子，在出任庆州知州之时，治下遭遇大饥荒。当时很多百姓都没有吃的，范纯仁不忍百姓受苦，见到灾民情况后即下令开仓赈灾。

　　有官员阻止他，说必须要先请示朝廷，得到中央允许之后才能放粮赈灾。范纯仁直接对那位官员说：“奏报朝廷已经来不及了，先开仓赈灾，出了什么事我来负责。”

　　范纯仁此举活民无数，百姓对其爱戴有加。后来朝廷有人弹劾他，说范纯仁救灾民的物资数目不对，于是宋神宗派使者前来调查。

　　当时正逢秋季丰收，得知此事后，百姓们主动昼夜不停将自家的粮食背到粮仓补数。等到使者来到的时候，仓库粮食已无亏欠。范纯仁爱民如子，百姓们知恩图报，官民和谐。

　　皇佑四年，范纯仁刚刚出任襄邑县知县，就展示出了自己清廉刚正的态度。襄邑县有一处牧场，有皇家卫士在那儿牧马，但这些马常常不受管教，踩踏百姓的粮食。

　　因为是皇帝亲卫，所以以往官员们都不敢随意处置，使得他们更加放肆。范纯仁到任之后，发现这种不正常情况，当即捉拿了一名卫士处以杖责之刑。

　　有官员说：“他们是皇帝的卫士，你只是小小的知县，怎么敢处置他们呢？”

　　范纯仁回：“这些卫士虽然是陛下的卫士，但是供养他们的俸禄却是从百姓这儿获得的赋税。既然如此，那怎么能让百姓受此灾害呢？”

　　此事后来被禀报到皇帝那儿去，皇帝不仅没有斥责范纯仁，反而大大的嘉奬了他。

　　元佑元年，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后拜相。范纯仁经常为朝廷举荐人才，但是却从没有透露是自己提拔他们。

　　有人知道此事，就问他：“担任宰相，收取人才到自己的门庭是很正常的事情，您为何不让他们知道是您提拔了他们呢？”

　　范纯仁毫不在意的说：“我举荐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报效国家，既然如此他们知不知道我推荐了他们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如此般清廉为民的好官，如此般博爱之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自有天佑。

　　（作者房恒贵，深圳市承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资深企业培训谘询师、中国风歌曲词作者，发表在《文明与社会》2019年7月28日总第4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