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11期《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文章中指出，十九大提出的关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020年7月22—24日，他在吉林考察时又一再强调“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因此要着力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政策创新的能力、产业兴粮的能力和科技强粮的能力等。只有立足于国粮安全自给为主，把中国人的饭碗紧紧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特别在应对可能的战争、天灾、疾病等突发事件时，我们才有主动权，才不会受制于人。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的重要精神，不禁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粮食学先驱之一、我的外父陆精治先生及其大着《中国民食论（又名粮食学）》。

　　这部大著于1931年10月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发行，时年35岁的作者陆精治也自然成为人们渐识的农学专家。正是这位年轻的农学专家，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三农”研究领域中一个全新的“粮食学”概念，继而首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粮食学”学科体系构架，为国人奉献出探索以粮食为名的专门学科——“民以食为天”的专门学科。这在当年确属一项令人称叹的学术理论方面的重大创举。

　　陆精治先生（1896—1986）是广东南海人。虽然生在极为富裕的家庭，但作为康有为家乡的学子之一，从幼年、少年到青年时代，却逐步养成了深知民间疾苦、要为天下最受生活所困的广大农民尽力的志向，并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回国后旋即从事农业工作的社会实践和研究“三农”问题的学术理论。其初，25岁在广东中山县任职时，先已写成了《改进广东全省农业计划》一书，试图为改善全国“三农”领域存在的极端落后状态提供广东的试行方案，该书稿曾得到作者的留日好友、海陆丰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首肯。

　　而于1931年10月出版的这部《中国民食论（又名粮食学）》大着，则是以前述《改进广东全省农业计划》为铺垫，并从全新学科“粮食学”的高度上，专为中国“三农”领域中“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作出综合性、立体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理论探索。该书由“序一”“序二”“自序”和当年一批社会名流如王宠惠、于右任、李济深等的题词外，分设6大编、23章、135节和一个“跋”，同时还有附表187份、附图31张形成宏伟的架构。其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中国历来的农业立国及当年“三农”问题的严重困惑为依据，尤以“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的严重困惑为出发点，并与国外相关的信息作比较，同时率先批判流行世界已130多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极赋现实针对性地提出和论证何以要设立“粮食学”“粮食学”体系构架所强调的一系列问题何以成为中国当年的严重问题和怎样才能逐步克服这些严重问题，等等，作者均作了逐一的论证，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书甫一出版，便得到社会上的认可与广泛流传，反响相当强烈，足见其与当年社会现实的急需是同步问世的名作。这正是：“浊中尚有一片清，励精图治寄重情。忧国忧民创粮说，经天经地留史青。农学先驱虽远去，粮说后承应长兴。有道观今宜鉴古，民食为天最正经。”

　　陆精治先生的大着《中国民食论（又名粮食学）》所论的内容相当广博，但均从他所定义的粮食学出发，即重点研究有关粮食增产的政策、粮食的统计、粮食的营养、粮食的管理、新粮食的研究等系列主要主面，以解决中国本土与世界人类的“粮食与生存之重大问题”。但他强调指出，从粮食本身来孤独研究粮食，断难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重大问题，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必须综合研究，舍此则无大望。因此，他明确提出了在研究粮食问题本身的同时，必须“一并研究与粮食有关的之多种学科，此种学科因其性质之轻重，而分为主学科与副学科之二种。”其中的主学科约为15门：1.粮食增产政策、2.粮食统计论、3.粮食管理学、4.粮食营养学、5.新粮食研究论、6.人口问题、7.农业政策、8.农产制造学、9.营养化学、10.水之营养论、11.空气论、12.电学、13.贫穷问题、14.农业经济、15.农艺化学等。副学科约为18门：1.栽培学，2.作物改良学、3.食物化学、4.社会学、5.社会改造论、6.移民垦殖论、7.卫生概论、8.人种改良学、9.经济学、10.农业机械学、11.农业水利学、12.畜产学、13.水产学、14.园艺学、15.植物学、16.住宅改良学、17.造园学、18.生育学等。他认为，“粮食学”之范围广博深邃，“但在今日仍甚幼稚，希望有志者以上述主副学科目録为参照，以促成这一伟大而深邃之学说，促成民食问题之解决，促成粮食丰足之目的。”

　　陆精治先生《中国民食论（又名粮食学）》这一大着出版至今正好100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已走过71年，旧时中国民食问题的历代艰辛已经过去，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善，有关“粮食学”的学科建构更是今非昔比。但上述大着的许多观点与思路于我们今天强调乡村振兴、“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粮安天下”的美梦均有一定的启迪，也无疑是部不可多得的民食史文献。

　　可以说，从1949年至1983年，中国基本解决了“如何吃饱”的问题，1984年至今是朝向“如何吃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从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由供求全面短缺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综合生产能力在稳步提升，不仅保证了14亿人能吃饱饭，而且正走在解决如何吃得好的路子上。据《人民网》2020年4月20日的《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一文信息称：从1949年至2018年的粮食产量已从2263.6亿斤提升到13157.8亿斤，增加数1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增加了4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增加到470多公斤。仅就2019年中国粮食的产量，已达到13277亿斤，实现了创纪録的“十六连丰”，连续5年站稳了1.3万亿斤台阶。

　　与此同时，国家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特别2006年在预估中国未来人口增长及科技发展水平、并经严密计算的基础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所应坚持的耕地面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国粮絶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粮食生产政策措施，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定上升，实现了国粮安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从2008年起，又先后成立了国家及各省份、城市和县三级粮食储备局，从体制及政策上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应急供应。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它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有此重大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政策稳定的能力、产业兴粮的能力、科技强粮的能力，再加上增强海外谋粮的能力，我国旧时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尤其是中国粮食学先驱之一陆精治先生早年的“民以食为天”的困惑必将完满化解。这更是14亿中国人民百年以来孜孜追求的美梦。

　　（作者范英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