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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台湾地区劳动力供给结构研究——基于少子化、老龄化的视角

  近年来,台湾面临严重的少子化冲击,新生儿人数连续三年创新低。岛内高职院校学生和职业技术人才大幅缩减,媒体警告,“未来没人修水电”恐将不是危言耸听。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也曾经表示,少子化是严重安全问题。前民进党民意代表沈富雄更是惊人预言,如果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不立刻有效处理少子化问题,30年后的台湾可以当兵的不到3万。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也将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带来诸多影响。劳动力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之一,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劳动力供给趋势无疑会对经济增长走势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研究台湾劳动力供给结构,并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PADIS-INT软件对台湾未来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分析。

  一、研究背景

  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选取不同,国内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并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第一,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和劳动参与下降。如Aaronson et al.(2006)认为人口老龄化是造成美国2000年以来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参与率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间存在差异。Katerina Lisiankova et al.(2010)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效应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数量被减少,使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劳动力数量被增加。周助平和刘海斌(2016)的研究认为年轻型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老年型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以及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呼倩(2019)基于我国198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加深均不利于增加潜在劳动力和实际劳动力供给。都阳和封永刚(2021)利用122个国家2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会显着抑制劳动力供给规模。张瑞红和朱俊生(2021)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二,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参与率具有积极作用。如David Bell等(2010)通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测算欧洲各国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情况,结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欧洲各国年龄在50-64岁之间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则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刘晓光和刘元春(2017)研究显示,在现行退休政策下,中老年群体仍拥有较大潜力,通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使老年人依旧留在劳动力市场来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增加。冯剑锋等(2018)从空间关联视角分析发现本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显着为负,但相邻地区则显着为正,就业市场的发展水平对劳动参与率状况具有显着的影响。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劳动参与率等。具体分析如下: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使得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地区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中少儿人口数量减少,导致少儿人口比重减少、相对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将发生变动。

  劳动力年龄结构。劳动力按照年龄15-24岁、25-44岁和45-64岁的划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化带来的老年劳动力增多,使老年劳动力比重增加,劳动力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形,也是劳动力供给的衡量指标之一。劳动力的参与率在不同年龄段存在差异。比如青年劳动力处于求学、找工作阶段,即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暂无家庭老人赡养负担,劳动参与率较低;中年劳动力正处于体力、知识和各方面能力都较强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抚养和赡养责任较重,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水平等原因,大多是享受闲暇,具有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但也有少部分老年劳动力,尽管达到退休年龄,为了缓解家庭负担,仍旧留在劳动力市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参与率也将发生变动。

  二、解构台湾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

  (一)台湾人口老龄化特征

  自台湾在1993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见图1):

  1.老年人口规模大。数据显示,在1993年台湾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首次超过7%,老年人口数为149万人,表示台湾自此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数已经超过15岁以下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2005年。不论是老年人口占比还是老年抚养比,人口老龄化指数攀升速度较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从1993的7.1%和10.48%上升到2021年16.85%和23.81%,分别增加了9.75%和13.33%,增加了不止一倍。此外,和1993年相比,2021年台湾老年人口数量将近394万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台湾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了1.5倍多。

  2.人口老化速度快。与世界上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国家-法国以及亚洲最早步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相比,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4.3%上升至1993年7.09%,仅用了13年时间基本完成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过渡过程,而法国的这一过程为90年,日本的这一过程为20年。从图1可看出,老龄人口比例翻一番即老年人口比重从7%爬升至14%,台湾地区仅用了25年时间,而法国经历了115年,瑞典85年,美国73年,德国40年。此外,从2011年开始,无论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还是老年抚养比,台湾人口老化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3.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符合。台湾在1993年台湾进入老年型社会时,其人均GDP为9821美元,大陆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1224美元,属于温饱型社会,说明台湾人口老龄化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是相符合的(刘琳,2006)。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台湾始终没有采取强制的生育政策来限制生育,更多强调对妇女的教育和经济上的调控。

  4.人口老龄化在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台湾2000年各县市人口的年龄分布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岛内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62%,东部最高为11.5%,北部最低为7.8%,其余中部、南部、金马地区分别为9%、9.1%和8.3%。截止到2020年,台湾岛内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6.07%,南部的嘉义县最高为20.44%,北部的桃源县最低为12.87%。主要原因是台北市、高雄市、台北县等人口高密度地区,由于工商业发展快,吸纳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而导致老龄化比重低于全省水平;而发展滞后的台湾东部县份及海岛县,因青壮年出走,老年留守,因而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偏高(郑启五,1999)。

  (二)台湾劳动力供给特征

  从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劳动参与率三个方面对台湾地区劳动力供给特征进行分析。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现出减少趋势。从表1可知,台湾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从1991年1383.3万人增加到2015年1936.6万人;在2015年以后,台湾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呈现减少趋势,截止到2021年末,台湾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降低至1654.6万人。此外,由表2台湾1991-202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数据可知,随着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加深(如1993年人口老龄化系数为7.1%,2013年为11.15%,2021年为16.85%,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不止一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最初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但在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呈现出微弱的减少趋势,说明如若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在未来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保持减少趋势也是未可知的。

  2.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从表3台湾1991-2021年各年龄段劳动人口比重数据可以看出:台湾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具体的表现为:青年劳动力人口比重持续减少,从1991年的26.83%减少到2021年的15.25%;中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由1991年的47.7%上升至1994的50.4%,1994年以后开始下降,截止到2021年末下降至41.98%;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1991年23.47%增加至2021年42.77%,增加了19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从青年、中年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数据变化也可直观看出台湾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结构老化趋势日益严重。

  3.劳动参与率存在年龄差异。从表4可知,台湾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变化趋势。在1991年劳动参与率为59.11%,在2001年下降至57.23%,在2002年以后开始上升,在2008年增加至58.28%,2009年略微下降,为57.9%,2010年以后开始上升,在2019年增加至59.17%。从图2台湾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图可直观看出:劳动参与率在不同年龄段间的差异以及在人一生的生命周期中劳动者就业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与年龄段呈倒“U”型关系,同时25-44岁中年劳动力基本保持75%以上的劳动参与率。从1990-2020年,15-19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是不断减少的,主要是由于15-19岁劳动力未进入劳动力市场,处于学龄阶段,因此劳动参与率在该年龄组大幅下降,在1990年15-19岁劳动力的参与率为24.68%,在2020年为9.36%,下降了将近15%,这也是劳动参与率和年龄组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原因之一。年龄在25-29岁劳动力的参与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年龄在25-29岁的劳动力,不论是体力、知识还是专业技能方面均保持较好的状态,达到劳动参与率的峰值,并一直保持到40-44岁。到了45岁以后,劳动力的参与率开始下降,处于45-6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一方面由于身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处于逐渐衰退状态,另一方面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参与率减少,这也是劳动参与率与年龄组呈倒“U”型曲线的原因之一。

  此外,通过比较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的劳动参与率发现25-49岁年龄段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不断增加,而50-64岁年龄段劳动力的参与率均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这可能与目前的退休政策和现有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完善有关,导致在退休后部分老年人仍需参与劳动,特别是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开支,80%以上55-64岁老年劳动力仍会继续劳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年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没有出现显着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现象。

  由以上分析可知,随着台湾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不仅人口结构日趋老化,而且劳动力年龄结构逐渐老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加之台湾老龄化速度还处于不断加快当中,那么台湾未来劳动力供给趋势是如何的?因此,接下来本文主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PADIS-INT软件对台湾地区未来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分析。

  三、模型与参数设定说明

  人口预测是对影响人口发展因素进行假设的基础上,利用人口现状及其发展规律,预测未来人口变化趋势。人口理论认为,一区域的人口总保持着不断变化的出生、死亡和迁移,但是人口处于较大规模时,不同性别、年龄组人口具有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李新运等,2014)。队列要素法即根据这种特性,总结过去人口变化率的规律来预测未来人口的变化率,通过不断迭代基期数据,对未来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进行计算和预测。本文将利用队列要素法,通过PADIS-INT软件,对台湾地区未来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分析。

  (一)队列要素法

  队列要素法进行人口预测的基本思路是将人口按照年龄和性别分别分组,分别预测生育、死亡和迁移情况,进而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人口数。

  队列要素法基本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 为t年x岁的男性人口数, 为t年x岁的女性人口数, (100以上人口归为100岁组), 为t年期间的出生人口数,w为出生人口性别比, 为t年的男婴数, 为t年的女婴数。 为t年x岁男性人口到t+1年x+1岁男性人口的生存概率, 为t年x岁女性人口到t+1年x+1岁女性人口的生存概率,相应的, 和 为t年期间出生的婴儿成为0岁人口数的生存概率, 和 为t年100岁人口到t+1年成为100岁以上的年龄组人口的生存概率, 为t年间x岁女性人口的生育率。

  因此,根据队列要素法的基本模型,通过t年的人口可计算得到t+1年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

  (二)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基于队列要素法可通过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对台湾未来人口进行预测。但使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时,需提前对以下参数进行设定:

  1.基年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本文以2016年为基年,根据台湾地区主计处2017年统计年鉴中提供的2016年台湾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据,预测台湾2021-2060年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

  2.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模式。1951年台湾总和生育率高达7,因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台当局主动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之后生育率下降明显,198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2.1),之后继续下跌,1991年降为1.7,2003年又下降至1.23,进入“超级低生育”阶段,而2010年一度跌至0.9,在2011年后有所回升,到2015年也仅至1.17,2016年后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2020年仅为0.99,远低于更替水平。

  生育政策发生改变,生育水平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还未能确定。短期内生育政策改变会使生育水平发生变化,但长期而言,生育水平不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翟振武等,2014)。在卫计委的专家研讨会上,翟振武表示我国大陆总和生育率由于单独二孩政策会呈现显着的回升,最高可能达到1.8(但不会大于2.1),但在释放累计效应后,生育率会在1.6-1.7之间波动。陆旸和蔡昉(2013)认为通过调整政策有望把生育率提高与更替水平接近(如1.77至1.94),该设想被视为是乐观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6)提出如果人口总量的峰值被控制维持在15亿人左右,在未来30年大陆也需维持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总和生育率不能过高或过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设定两个方案的总和生育率:方案一假设台湾总和生育率在2017-2060年为1,不考虑生育政策,作为参照方案;方案二假设台湾总和生育率从2020年开始上升,2017年到2020年保持1,从从2020年上升到2040年为1.8,随后稳定于该水平,作为假设方案。

  此外,生育模式被表示为15-49岁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比值,是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数量分布的反映。假设在预测期内,方案一和方案二的生育模式相同,沿用2016年的生育模式。

  3.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模式。台湾平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为81.3岁,其中男性为78.1岁,女性为84.7岁,比2010年分别提高了2.12岁、1.97岁和2.15岁。中国大陆统计局人口司有关负责人分析点明,在中国大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女性提高速度被视为快于男性,两者差距被进一步扩大,这也符合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规律。因此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统计年鉴资料中的2010年至2020年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之差进行线性趋势外推,得到男性和女性在2021-206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之差,计算得到男性和女性在2060年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85.98和93.3岁。平均预期寿命方案一和方案二设置相同。

  由于寇尔德曼西方模型生命表是在主要来自非洲和亚洲的130个实际生命表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的,涵盖以色列、日本、中国的台湾省和南非等,他们的死亡数据并未出现明显的系统偏差,和其它几组相比,被视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也被视为标准的模型生命表。因此,本文方案一和方案二均采用寇尔德曼西方模型生命表。

  4.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波动于103-107之间。出生性别比在不同国家龢民族间被认为存在差别,我国的正常值在107左右。若与该范围严重偏离则被视为会导致社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台湾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16年为107.8,略微高于联合国所认定的正常范围。

  假定方案一和方案二出生性别比设定相同,以2016年107.8为基础,经过15年时间下降到正常水平,即在2030年下降至107,此后维持稳定水平。

  5.迁移水平和迁移模式。台湾在2010年人口净迁移率为0.09%,在2015年下降至0.036%,在2016年又上升至0.051%,随后在2018年下降至0.038%,在2019年又上升至0.054%,在2020年下降至-0.14%。总体而言,人口净迁移率变化趋势不大,以2010年至2020人口净迁移人数的平均值作为2021-2060年每年的净迁移人口,同时假设迁移不存在男女偏好,方案一和方案二设置相同。

  四、模型预测结果分析

  (一)模型预测效果

  表5给出了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计算得出的方案一和方案二下台湾2017-2021年总人口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由表5可知,不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和现有实际人口数据相比,模型预测结果相对误差较小,说明采用队列要素法进行人口预测效果较好。

  (二)台湾未来总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分析

  表6给出了台湾2021-2060年总人口预测数据。由表6可知: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下,2021-2060年的总人口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在方案一中,台湾总人口数量由2021年的2356万人下降至2060年的1855万人,减少了501万人;在方案二中,台湾总人口数量则由2021年2357万人下降至2060年的2130万人,减少了227万人。总的来说,方案二的总人口数量要大于方案一的总人口数量。

  从图3台湾2021-2060年总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图也可以直观看出:不论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的台湾地区总人口数量在2021-2060年间不断减少,同时方案二的减少速度较为缓慢以及方案二的总人口数量一直都大于方案一的总人口数量。此外,由图4台湾2021-206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不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台湾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且速度较快,但是如果采取积极的生育政策如方案二,在政策实施的20-30年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和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

  (三)台湾未来劳动力供给变动趋势分析

  表7给出了台湾2021-206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预测数据。由表7可知,在2035年之前,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基本相同,说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并未对2035年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产生影响,可从侧面说明生育政策的实施只能对15-20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产生影响,这与一般的研究相符。通常情况下,一个生育政策的实施需要至少在15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政策效果。具体的,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21-2035年呈现下降趋势,在2030年下降至1440万人。在2035年以后,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然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不同,方案一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60年下降至914.5万人,与2030年相比降幅为36.5%,而方案二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60年下降至1080万人,和2030年相比降幅为25%。从图5台湾2021-206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图可更为直观体现。由图6台湾2021-206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21-2060年基本保持一致,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各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表8给出了台湾地区各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预测数据。在2035年之前台湾地区各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数量并未受到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影响,不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劳动力数量,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中的变动趋势基本都是相同的,这与前面2035年之前台湾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是相一致的。

  下面具体分析青年、中年和老年劳动力人口在两种方案下的变动情况(见表8)。

  第一,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下,台湾未来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不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均在2031年分别下降至18.5万人和19.4万人。在2031以后开始上升,在方案一下,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49年达到峰值,为168.7万人,随后开始下降,在2060年下降至102.8万人;在方案二下,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52年达到峰值,为246.2万人,随后开始下降,在2060年下降至179.8万人。

  在2026年之前,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下台湾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均不断减少,说明在2026年之前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受到当前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较小。具体表现为:在两种方案下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26年分别下降至642.9万人和645.9万人。2026年以后台湾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后再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在方案一下,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为788.7万人,随后开始下降,在2051年下降至最低值180.5万人,随后又开始上升,在2060年增加至325.3万人;在方案二下,中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为792.8万人,随后开始下降,在2050年下降至最低值为195.1万人,随后开始上升,在2060年增加至408.8万人。达到最低值的时间不同也可说明未来中年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滞后25年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有关。

  台湾劳动力人口数量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下的变动趋势是相同,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波动变化趋势。不论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老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分别为740.9万人和739.8万人。随后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2046年,分别降至633.5万人和636.1万人。在2046以后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在2050年达到另一个峰值,分别为779.9万人和783.7万人。在2050后又开始下降,在2060年分别下降至486.4万人和491.4万人。此外,从数据整体来看,在2021-2050年间,方案一下台湾老年劳动力人口数量要略大于方案二下台湾老年劳动力人口数量,说明实施鼓励的生育率政策,有利于缓解部分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改善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现象。

  总体而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和青年或中年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的的上升或下降幅度均相对较小,整体上变动较为平稳,但不可忽视的老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据很大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幷且在两种方案下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幷且比重较大,甚至于超过或和中年劳动力比重持平,而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较低,该现象说明台湾未来劳动里人口的平均年龄将增加,劳动力年龄结构已存在老化现象,幷且还会不断加剧。

  五、结论与启示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论是技术进步、资本还是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若无有效供给,将会阻碍未来经济的稳步发展,因此有必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台湾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分析。本文基于2016年台湾分性别分年龄数据,采用队列要素法对台湾人口结构进行预测。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劳动力供给规模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幷且下降速度较快。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2021-2031年劳动力供给下降但幅度较大,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平均每年减少35.9万人;在2031-2041年仍然呈下降趋势但速度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以平均每年19.49万人的速度减少;2041年以后,方案二下的劳动力供给下降速度要慢于方案一,方案一和方案二下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以平均每年21.17万人和13.52万人的速度减少。其中特别是青年和中年劳动力数量下降显着,青年和中年劳动力分别以每年7.1万人和7.7万人的速度减少,未来劳动力供给储备不足,老年劳动力数量基数大。(2)台湾有效劳动力数量(15-64岁)处于下降趋势。在方案一中,有效劳动力数量从2021年的1870.7万人下降到2060年的914.5万人,减少了不止一半。幷且由于适龄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人口(中年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而45-64岁人口(老年或高龄劳动力)比重逐渐升高,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即使少部分老年劳动力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旧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但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处于衰退状态,劳动参与率提升空间有限,因此最终使得总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力总供给量逐渐减少。但由方案二可发现, 实施鼓励生育政策或可缓解部分台湾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减缓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速度。(3)在2035年以后,45-64岁老年劳动力比重超过25-44岁中年劳动力比重,未来劳动力供给呈现老年化趋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由于老年劳动力在身体素质、学习创新等方面不如中青年劳动力,那么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势必将会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来看,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当前台湾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台湾劳动力供给也已不再充足,劳动力短缺将逐渐成为常态。第一,基于经济层面,提高经济增长或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出发点来看,当适龄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重视人口素质教育,在劳动力供给上侧重于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弥补劳动能力数量不足或是台当局保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选项。劳动力质量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上,增加对劳动力在教育、健康和科技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增强劳动力身体素质、鼓励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水平。第二,基于社会层面,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出发点来看,当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带来的老年人口增加,使适龄劳动力的赡养负担加重,为减轻财政养老负担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应不足压力,采取延迟退休和鼓励老年人弹性就业政策或是台当局考虑的重点方向。增加60-64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和鼓励老年劳动力在退休后重返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特别是一些对劳动力的体力耐力等身体素质条件并未十分看重的智力型行业,比如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等,具有较长的工作经历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掌握熟练的技术,仍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充分有效地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发挥老年劳动力优势。第三,基于政策层面,为改善台湾人口老龄化现象,缓解或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减缓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速度,究其根本,切实解决年轻人或女性对婚姻或生育的担忧与困扰问题或是台当局往后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和采取配套措施来促进政策实施效果所需考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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