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的，它传承发展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体现了海纳百川、天下大同的胸怀格局，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新方位，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为世界各国的政党建设提供了新的参照，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各类政党的自身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在重塑世界文明形态的总体格局。

　　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

　　自古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在构建强调差异、制造张力、催生冲突、导致人群分裂的政治及文化概念。这些概念标签会造成群体的对立、分裂，甚至转化为军事冲突与杀戮。从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明冲突到种种由认同和文化标签引发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与冲突以及分裂的动能是西方文明运行和演进的秩序和逻辑。这些分裂主义政治与文化概念——尽管只是思想和概念，但它们的作用力非常强——幷且在资本与科技驱动的当代社会下变得更强，它们对社会的撕裂效应，远远大于社会能够自然形成的聚合力及向心力。

　　当代西方文明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用来理解国家、社会及公权力与个体关系的哲学，崇尚个人的利益、取向、选择、权利，其落脚点是把个体推到最高的位置，国家主权以及所有公权力的权威、合法性归根结底都来自个体，是由个体将自己的天赋权利让渡出来才形成了公权力，国家、政府、公权力及各种组织只是个体的组合，其价值只体现于它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个人的利益、如何帮助实现个体的价值，他们的固有价值从而消解无踪。这类当代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将个体与公权力对立起来，把公权力看作是与个体相对立的巨大威胁，并形成了一对难以消除的结构性矛盾。基于这种思路，在某些国家，很多人会认为公权力是比covid-19更可怕的病毒，不能向政府让渡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大规模的传染和病死是保护社会政治建制、维护个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必要代价。这不仅仅是个别领导人个人特质和政党政策倾向的问题，这是西方文明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

　　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互联网社交媒体通过大数据算法的加持，精准投放信息，构建信息茧房，也是加剧群体撕裂的原因之一。人们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信息茧房里，形成了无数不同的子群体，强化了与同类群体的沟通，断絶了与不同群体的联系，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认知、取态及偏见。以这种认知分裂的基础，再辅以代议制民主及选举政治下的党派政治，导致社会认知龢利益取向更加分解和离散，难以构建共识。

　　基于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使得西方文明轻视其他文明，自认为代表人类的终极成功模式与普适价值。西方文明认为前述政治价值观中的对立和撕裂普适存在，以这样的认知框架去理解世界，将这种认知投射在国际关系中，也限定了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认知，使西方文明在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时，始终摆脱不了“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的心理阴影。

　　　中华文明的优势

　　不同于西方文明构建出的公权力与个人的结构性矛盾，中华文明观念是“家国一体”，认为公权力不应理解为是个体让渡给政府的，而是与个体权利共生的。中华文明中并不否定个体，但对个体发展的愿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论语·大学·中庸（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全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个体的发展从自我开始推及家庭、国家乃至“天下”，要承担个体在社会秩序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责任、义务、群体、和谐这些概念的位置是被置于自由、权利、个人、冲突之上的。以中华文明的视野观之，国家、社会就像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个体与公权力以及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个体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实体秩序中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而西方文明把国家、社会等宏大概念拆解为原子化的个体的组合，本质上仍然是相互分离的，强调与“他者”的差异，造就群体之间的对抗、冲突、矛盾、分裂。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和谐，重视公平平等。在这种价值观之下处理国际关系，显然不会认同“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的理念，而是会坚持互利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契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习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时的谈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23/c1001-27842777-2.html。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有着许多天然的契合相通之处，中华文明中也藴含着许多檏素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思想因素。它契合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及愿景，在中国是一种人人都能感知和认同的普适价值。百年前的救国青年们将二者相结合，开辟了救国之路的新篇章。为更多地获取进步青年龢民众的支持，孙中山先生也曾对“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进行过诠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非但不冲突，“幷且是一个好朋友”。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https://zhuanlan.zhihu.com/p/441392752。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扎根生长，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是唯物史观与强调万物滋生、不信鬼神、重视人事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二是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废私立公、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的思想与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不谋而合。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倾向相近。中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由其左翼政治光谱所带来的最醒目的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阶级低层的无产阶级的同情，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中华传统文化典故中，有许多惊天动地的上古故事，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它们无不指向一条原则，就是人与自然的拼搏奋斗。这些故事中的主角都是拼搏奋斗，宁死不屈的。它们都在歌颂人的意志与毅力，宣示人定胜天的精神理念。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高度契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主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是促使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的劳动实践、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种哲学和中国文化很容易相通。然后，这种精神和信仰再转化为革命浪漫主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思想传统、认知结构和情感倾向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并由此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同时，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絶大多数人的，为絶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等科学指引，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等思想的滋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效应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践行，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活力，既在于民本主义与“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的结合，又在于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实用理性思想之下体现出来的纠错能力和灵活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在于“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等贤能政治传统特色下的人才新鲜血液不断涌入所塑造出的高质量治理能力。

　　通过不断奋斗，中国已经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更加成熟的“中国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里的贡献有着这样的内涵：第一，它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与其他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它筑基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沃土。第二，它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道路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政治文化，成为了当代中国制度、中国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看似从西方舶来的概念，把实际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义礼智、兼爱、养心寡欲、忠孝伦理、士大夫精神、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许多传统价值相匹配和对应。“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些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关键词格外抢眼，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马克思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这些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实践迅速融合，派生、迭代产生出新的事物，并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特质，主张以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共存互融超越“文明冲突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兼容幷包，既在理念上掌握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手段、有对政治经济和阶级的充分意识，又继承了中华传统和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按照有机、和谐、共生的方式去构建社会，同时还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机制与要素，努力保证对个人的充分激励，努力保护个人的权利，诱发而非扼杀社会创新的活力。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实际上正在建构的、源于更高层次认知的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形态。这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既是中华文明“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超越了西方模式的文明形态，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性，为国情各异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将会促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变革，重塑世界文明的新格局，引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


　　作者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