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派”“审查古史”，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学勤先生倡言“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人们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研究日渐深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的观念重新被确立起来。参见姚小鸥：“孔子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光明日报2020年6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立项和进行，使中华文明的源流追溯和传承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重要文化事象。参见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国家领导人不久前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转引自陈星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人民日报2022年8月18日。在政策鼓励下，中国历史研究的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一、简帛文献与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特点与优长

　　考古学专家指出：“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众多都邑性遗址的调查和发掘，逐步掀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陈星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人民日报2022年8月18日。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探源所做的工作，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世界历史研究的通例，通过考古成果来对历史年代进行判定，无不与文献结合。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埃及考古专题古三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而中国历史文献之丰富及传承不絶，有目共睹。

　　有关中国历史文献的特点与优长，著名书籍与文献专家、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在其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録》中有精要论述，他说：“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録的流传，是以保存至今。中国人对于思想与活动的记载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钱先生指出：

　　中国文字记録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连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李学勤先生在给该书所作的《序》中，援引上文后评论说：“我相信，凡是读过《书于竹帛》的人，都会被这一意义重大的论断所感动。”钱存训：《书于竹帛》，《李学勤序》第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就本文所论而言，李先生所说的“意义重大的论断”，包括其在阐明中华文明源流方面的重要意义。

　　《书于竹帛》对中国书籍的源流，从甲骨刻辞、金文、碑碣到竹简与帛书有全面的叙述。总其要者，从文献传承的角度来说，简牍与帛书，特别是记载书籍的简牍文献，特别具有论述的价值。

　　简牍文献的载体是简牍，它是用竹、木所制成的各种书写材料，包括简、牍、觚、楬等。因简为大宗，所以往往将上述书写材料统称为“简”。以简编连而成的册，是古代书籍最常见的形式。王国维原着，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080年版。

　　简册书写文献的使用很早。《尚书·多士》：“猷！告尔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上引《多士》篇话语出自周公之口，诰教对象为商王朝遗民。由此可知，商代简册文献的存在状况及其内容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其可信性不容置疑。甲骨文中，亦多有“册”及用“册”的记载。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0-1135页。学术界对殷商时期已经使用简册的事实有肯定性的研究结论。参见蒋红毅等：“试论殷代简册的使用”，《殷都学刊》1992年第2期；苏文英：“再论甲金文中的‘典’‘册’及简牍出现的年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据此可知，现存《尚书》中的《商书·盘庚》等篇，以及《诗经》中《商颂》的来源有着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根基。

　　简册材料的物质属性，决定其难以在通常条件下保存，这就使得壁中、地下等场所埋藏，而被后人重新发现的古代简册尤为显得宝贵。这些古代文献在历史上曾发生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意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中国文献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断。汉代拨乱反正，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汉书·惠帝纪》：“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0页。各种先秦典籍纷纷出现。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壁中及其他地方，有先秦古书的出土。当时还有人献出所藏先秦旧书。汉代发现的先秦古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孔子壁中书。《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7页。《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6页。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关于孔壁藏书，前代传说甚多，本文仅举其要者。此外尚有王充《论衡.正说篇》等记载，不备举。

　　（二）汉代其他出土文献书籍，包括《礼》、《尚书》、《孝经》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颜师古注》：“苏林曰：‘里名也’”）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刘向《别録》：“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孔氏又引《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按：宣帝无泰和年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径改“泰和”为“本始”。按河内女子献书事，汉人记载很多，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文选李善注》引刘歆《七略》等。后代学者以为时间当在武帝早年。参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刘起釪《尚书学史》等。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页。

　　（三）张苍所献《左传》，以及河间献王得所古书等。许慎《说文解字·前叙》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文字与孔子壁中书和出土的鼎彝铭文“皆自相似。”《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2页。《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典籍，都是经过汉代学者整理传承下来的。汉代出现的各种先秦古书，对于汉代学统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汉代以后，墓葬中发现古代简册书籍的著名事件是“汲冢竹书”的发现。《晋书·束晢传》载：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2-1433页。有关汲冢竹书的发现时间，《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与此有异。

　　王国维对包括“汲冢竹书”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有精辟的论断，他说：

　　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着。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现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国维：《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竹书纪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与《史记·周本纪》所言“召公、公周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不相符合，但得到清华简《系年》的支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总之，汉代以降简帛文献的出土和发现对中华文体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影响深远。

　　三、20世纪以来的简帛文献的发现及研究

　　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在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进展中，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证明瞭《史记》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确，并由此可推断“夏后氏世系之确实”。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9、437页。这一论断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简帛文献众多发现与研究极大推进的时期。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从载体上来说，除简帛外，包括甲骨文（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但其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初）、金文及碑铭文献。简牍类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文书类，二是书籍类。文书类包括常见的墓葬遣册，也包括古代的档案、公文、律令、簿记，还有岁记、历日、日书、医杂方等。这些类型的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第一手的资料，自然是宝贵的。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传世典籍和与传世典籍相类的书籍，具有更大的意义。《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一辑，共出版十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2010年出版第一辑，已出版十一辑）、《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2019年出版第一辑，已出版两辑）等，多人含有经籍和经籍类文献，如郭店简中的《老子》三种及《缁衣》等，上博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及多种儒家文献，清华简中的《诗经》类、《尚书》类文献，安大简中的《诗经·国风》及《论语》类文献。除此以外，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海昏侯墓西汉简等，也都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关于经典类的简册文献的历史意义，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所谓“轴枢时代”思想家的研究，包括其思想渊源、统绪形成及其后世的传递。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探索，包括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古史的断代及历史定位。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因郭店简的发表而首先作出了突破。1999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第3版《郭店楚墓竹简如何改写中国思想史》为题，发表了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庞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教授郭沂撰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郭店简对孔子到孟子之间思想的传承。杜维明说：“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建立起先秦儒家传承的谱系和线索。”（杜维明：《楚简中的新知》）而简本《老子》则有另一方面的意义。整理者指出：“简本《老子》甲、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今本《老子》传钞本。它的絶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广州：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这对于肯定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老子其人其书是有力的证据。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老子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地位，老子与孔子关系的研究，由此而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缁衣》、《五行》（后者曾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暗示当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流传甚广”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广州：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2页。《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等儒家文献类对于中国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些，显示战国时期，甚至前推若干时段，楚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是极好的说明。

　　从中国古代的朝代系列而言，如前所述，夏代的存在受到“古史辨派”的质疑，而王国维据殷墟所出甲骨卜辞，推断“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詹子庆教授所着《走进夏代文明》、勾稽《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乃至先秦诸子、《山海经》、《楚辞》、《夏小正》等先秦文献及《古本竹书纪年》，并利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容成氏》等。缕述夏史本末。关于《史记·夏本纪》，詹教授则剖析了其材料与方法“盖取之谱谍、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他还指出：“夏本纪为我们保存了夏灭亡后姒姓族邦的支系资料。”詹子庆：《走进夏代文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论述对于今天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重新评估夏代历史，有很大的启发性。特别是《容成氏》中有关桀失败的过程，可与传世文献对读。《国语·鲁语》记贤大夫里革之言：“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国语》中的这段记载提到舛的下落，即“桀奔南巢”。《容成氏》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録：“桀乃逃之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桑梧之野。”两相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有关夏桀结局的主要内容一致。《容成氏》不仅有更为详细的记述，而用提到桀最后的归宿之地为“苍梧之野”。这是耐人寻味的。历史上“苍梧之野”与舜相关。而这一带相邻地区，出土青铜器有被断为“早商时期”的，十分精美，其文化来源值得研究。

　　在《走进夏代文明》出版之后，又有一批出土文献与夏代相关。这包括清华简《厚父》、《参不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凡此，皆为夏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结语

　　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的内涵及传承方式都有着自身的特点。从文明的传承来说，经孔子总结三代文化遗产（《大戴礼记》中的《宰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和《礼记·礼运》篇为代表），传之后世，绵绵不絶。文献中记録历史的文字的形式，虽代有变迁，要之皆有所本，而未曾中断。赖此，历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得以为中华文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更值得我们努力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聊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