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张执一这个名字，笔者过去接触到的有关台湾社会主义革命老前辈的故事中基本未有被提及过，在台湾省工委发展前后相关记録的文章鲜少有提及关于张执一的故事，或者匆匆带过。但通过文献认识到，他多次赴台检查工作与被称为“密使一号”吴石有着深刻的关系，中共中央上海局对指导台湾相关工作的领导，都显得非常隐蔽却“因隐秘而伟大”。这也是笔者之所以特别注意的重点。

　　从上海局领导人的事迹中可以解开关于台湾共产党人的谜团。本文内容主要围遶张执一在华东局及上海局时期开展的工作进行梳理，探讨其与台湾省工委领导人的历史脉络，以及总结部分工作的经验与借鉴同时也不忘初心，在文末的部分将个人总结“解决台湾问题”未尽之事业进行探讨。从涉及两岸爱国主义力量整合的角度以及突发性“非和平手段”的角度，借由台湾省工委当年所处在的大历史背景环境下借鉴前人的经验与牙慧。

　　笔者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得到不少台胞革命前辈指点，对于台湾省工委的研究，或许从挖掘史料的角度未尽人意，但也感谢借此论文书获得的启发，尤其在现实的“解决台湾问题”工作上，鉴古知今让笔者如获至宝。期望关注这方面党史的专家学者能给予斧正。

　　一、张执一革命生平

　　张执一原名张谨唐、曾用名张忍，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镇袁岭村屠湾人。1911年出生至1983去世。在武昌求学时便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10月底因叛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化名张忍，其下定决心：“哪怕牺牲自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执一不二！”在国民党监狱中虽受尽折磨，却坚不吐实，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张执一文集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1945年8月受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扺沪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及行动委员会书记。之后中央调整战略部署停止起义，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参加指挥六二三运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五万群众举行反内战示威和平游行。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先后任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外县工委书记、策反工委书记，创办党的经济机构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

　　利用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社会关系开辟沟通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水陆交通线，领导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反美反蒋斗争，领导上海周边江浙地区党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并从国民党内部获取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策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长治号，空军20架飞机、备干部训练团团、伞兵团等起义。

　　张执一《回忆上海解放前我党的地下情报和策反工作》提到在上海的情报工作还有刘少文和潘汉年两个系统，有些工作也参与联系，多次送来重要军事情报，还策反过几架飞机起义。上海地下党和其他地方党组织也有打进上海的中统军统组织获得情报。

　　1948年7月后国共两党的内战出现的新的形势变化，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面对解放军不断的胜利，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政人员也在寻找出路，通过亲朋好友同学关系秘密与共产党“搭线”，准备弃暗投明。因此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担任书记。上海隐蔽战线工作艰巨，中央也将大半个中国地下工作交予上海局，许多关系也通过周恩来或其他部门转接上海局，在隐蔽精干下顾虑周全地传递情报组织起义工作。顾一琼：“‘解密’解放战争时期策反工作”，大公文汇，http://www.whb.cn/zhuzhan/jiaodian/20161124/76689.html，2021年8月8日。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起义人员筹备各项后勤等事宜，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在嘉兴起义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党与嘉兴起义将领的联络点分别是上海市宝山路小白楼与上海市陕西北路128号两处。李正文《我所知道的贾亦斌预干总队的起义》一文中说：“我和贾亦斌三天两天碰头的地方，是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一座小白楼上，这是段伯宇弟弟段仲宇的公馆，在此联系贾亦斌、王海峤、宋健人等的一个机关”。楼下有国民党士兵警卫。我们在楼上谈话，十分安全。

　　1949年元旦，段伯宇向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汇报了他入党、在重庆接受周恩来指示，以及失掉与党组织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把一套策反班底和盘托出。张执一听后认为这套策反班底可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此后，他们便三天两头在段仲宇的家中开会。

　　段伯宇所联系的人包括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原局长为蒋经国，蒋保贾继任）贾亦斌，预备干部训练团共有一万人。贾亦斌率部4000多人起义，随即遭到蒋军多方堵截而失败，但已起到了震撼京沪杭总后方的作用。在2019年笔者也曾参与过的民革中央在桐乡乌镇组织的活动“嘉兴起义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纪念嘉兴起义70周年学术研讨会撷英”，团结报，http://www.minge.gov.cn/n1/2019/0425/c415154-31049669.html，2021年8月10日。

　　1949年2月，上海局决定恢复段伯宇的组织关系。高尚新:“蒋介石亲自挑选的‘兄弟高参’，却断送蒋氏东南半壁江山”，https://m.pinlue.com/icontent/077218041400.html，2021年8月10日。同年4月初，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人入党。策反委员会向预干总队、伞兵三团、工兵四团、江苏保安总队等部队，派遣了秘密联络员。刘农唆伞兵团起义后便是由段仲宇同志派运输船送伞兵团到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李立：“亲历台海风云｜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海峡之声，https://xw.qq.com/amphtml/20210718A09JXW00，2021年8月10日。

　　1945年8月受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扺沪，张执一还奉命负责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四次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开展工作。1948年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直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张执一同志一直领导着上海秘密工作，他领导的情报网络，向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提供假造的“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情报，扰乱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我军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时间。《张执一文集上》张执一同志年谱，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1949年3月，中央要求刘晓、钱瑛和张执一到北平，于是张执一便将上海未完成的工作移交沙文汉同志负责，于4月上旬到香港后转往北平。

　　1954年6月，张执一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住地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衕三十号，原是一座王爷府，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王南宁：“汪锋六十年代在甘肃”，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9-07-12/70059.html。在新中国成立后，张执一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统战部顾问等职务。

　　二、插进敌人的心脏隐蔽的指挥中心永乐邨21号

　　1945年8月至1949年3月张执一在上海工作期间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转角口旁的永乐邨21号，张执一在上海领导和创办了许多党的企业，其中有些糖业、渔业、运作业、保险业，还有些与其他上社会各层人士合股的公司，并以拓展业务为名在台湾香港设有分公司，以此名义开展联络和掩护任务。1946年6月，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方行和王辛南两人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的指示，以私人名义租下了永乐村21号，看中的是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独立小院，周围僻静隐蔽，屋后有门通到外便于紧急疏散。章慧敏：“上海永乐邨21号的‘潜伏’往事”，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274401，2021年8月2日。

　　永乐邨21号成了党中央派驻上海，管辖大半个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工作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成员有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等。根据中央指示，上海局采取少开全体会议、多作政策指导、委员分工负责、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党员转地不转关系等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严格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确保领导机关的机密性和对下属领导的持续性，在国统区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瞭解放军的正面战场。

　　三、联系点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2号

　　张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谈到何遂：“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

　　吴石、吴仲禧和何遂三位福建出身的爱国人士的惺惺相惜。抗战胜利后，吴石目睹“五子登科”式的“劫收”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潘汉年系统潜伏在国民党中的高级将官吴仲禧1947年时奉命策反参谋长吴石。内战爆发后，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谋院任中将参议，被军统蔡劲军控告贪污，吴石以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身份营救他出险。

　　通过何遂之子何康的回忆。1946年末他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何康担任经济机构瑞明公司总经理，其实资产是共产党的。当时住家是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其安全僻静是上海局高层长期秘密聚会的地点。瑞明公司一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紧缺药品有数百箱，因内战爆发滞留上海。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先将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存四行仓库。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秘密运往解放区。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由何遂和何康作陪，宴请吴石，这是吴石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石跟何康与张执一形成单线联系，吴石经常亲自送来情报，或托聂曦送来。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张执一先后四次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配合台湾省工委开展工作。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1947年、19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何世平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何康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何嘉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

　　1948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何遂都到了香港（协调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另有任务。1949年4月下旬，吴石与何遂、何嘉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短暂停留后即赶赴福州任职。吴石在临行前将重要情报留给何遂，“何遂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吴石在福州又通过谢筱乃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还冒着风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絶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中还包括所谓末次资料。

　　1949年8月后吴石被授予中将军衔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上海局与吴石的联系，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传递情报，此时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吴石需要将军事情报送给组织。由于解放台湾的情报需要上海局也急需与吴石取得联系。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联络站负责人、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万景光选择了让朱枫到台湾传递情报。

　　1947年万景光在香港建立了上海局联络点，1949朱枫以看望女儿幷联系生意上的事为由赴台，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干。自1949年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从他手中接过絶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周日再送给蔡孝干，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几份絶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在台湾期间，吴石与华东局派遣的朱谌之秘密会晤达六七次之多，提供重要军事情报。

　　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蒋介石集团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在不到一周内，蔡孝干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被押赴马场町刑场遭血腥镇压。而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干后，蔡孝干供出了吴石提供重要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来的朱谌之。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原第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中将是经吴仲禧介绍随吴石去台湾协助工作。1950年6月10日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台湾当局将吴石、朱谌、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人等6人执行死刑，这“密使一号”大案，又称吴石案。

　　吴石最终被追认为烈士是在1973年，何遂过世于1968年。在追认烈士前吴石留在大陆的子女并不好过，幷且受到波及，后来吴石的儿子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何家的后代尤其是何康一直为吴石将军的烈士正名而努力。罗青长在吴石烈士纪念册上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余文：“揭秘朱枫、吴石、聂曦在台牺牲的经过”，延安精神研究会，https://www.1921.org.cn/post.html?id=5c9762d830011459e72de93e，2021年8月9日。

　　四、上海局领导下的台湾工作

　　抗战胜利后，李伟光在中共上海局刘晓、张执一等的领导下，担任了台湾旅沪同乡会的理事长。旧址为现上海虹口区武进路514号。在特定时期，“台湾旅沪同乡会”会址也曾是两岸爱国志士追求理想、追求抱负的见证。1949年7月台盟华东总支部迁入会馆所在地。

　　1946年秋至1948年底张执一受党组织委托，负责联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四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开展工作。《张执一文集上》张执一同志年谱，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3页。1948年7月张执一赴香港出席协调中共台湾党组织工作的会议。期间，张执一认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干对党组织不诚实，有贪图享受的迹象，建议刘晓将其强行留下，送往解放区域，但该项意见未被采纳。《张执一文集上》张执一同志年谱，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页。

　　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发生对社会影响深远的228事件，在岛内发起了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取民主自治的“台湾二二八起义”，中部谢雪红拉起了一支二七部队、台湾省工委的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在嘉义也组织起一支“嘉南纵队”。蔡孝干是彰化人，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同志，在陕北担任过抗日联盟主席、八路军敌工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台湾省工委书记，从延安出发扺达上海通过上海局挑选了一批赴台骨干，1946年蔡孝干秘密回到台湾主持台湾省工委，重新个别吸收谢雪红主导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员。

　　1947年张执一到台湾是以开办分公司的名义，来指导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听取了张志忠汇报的武装起义情况后，要求和谢雪红谈话被拒絶。当时谢雪红听说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消息，开始在各地隐蔽。张执一认为他这样的状态十分危险，便通过张志忠转告他不要盲目躲藏，到群众中去，才是保障安全最好的选择。谢雪红接受建议，进入二七部队一起办公。当时台湾上层社会组成了处理委员会，协商解决流血事件。张执一认为要运用好这个公开合法的渠道，减少市民的流血牺牲。另一方面，要尽快改变台湾省内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成立统一的全岛武装斗争委员会。但由于台湾的党组织刚刚建立，台籍干部在民众中尚未立足，本地的民众领袖又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因而失去最有利的时机。国民党的增援部队21军和宪兵团一上岸，就展开血腥镇压，翻脸不承认处理委员会，逮捕杀害代表的社会人士，白色恐怖弥漫整个台湾岛，台湾人民的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张执一当时考虑到这样的特殊局势，蒋介石国民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岛内台面人士上，外省人员风险小些，便派来台配合工作的同志，深入到工厂、邮局夜校、检察院、贸易公司等开展秘密工作，还安排了秘密交通护送谢雪红等人前往解放区。在计梅真、钱静芝领导的“台湾邮电总支部案”除了当事人外，还有在该系统的其他赴台干部回到上海与张执一汇报此工运形势。

　　“二二八”起义爆发，李伟光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第一时间声援岛内民众的抗争运动，组织代表团赴台瞭解情况，并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1947年8月中旬李伟光和掩护撤退到上海的“二·二八”起义领导人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李乔松、蔡子民以及地下党员程浩（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连（原名林緑竹，曾任中共福建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等人，营救参加学生运动遭到追捕的台籍学生郑晶莹、江浓等人；旅沪台湾同乡会还参与将中原突围出来的李先念部队的一大批干部妥善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其中有王树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人。《张执一文集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旅沪台湾同乡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执一与王曦夫妇和与李伟光医生交往深刻。从台湾返回上海的张执一去了旅护台湾同乡会见了李伟光。瞭解到谢雪红来到上海，说在路上被交通员甩掉了，只好自己到上海找组织，李伟光认为肯定是谢雪红不愿意去解放区中途溜掉，问张执一该怎么办？张执一回复：“谢雪红在上海也是有危险的，国民党正在通缉她。不过她也需要想清楚，是选择恢复党籍还是要做民主人士。不能因为和蔡孝干之间有矛盾，影响到自己的政治信仰。”墨涎：《隐蔽战线》，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256页。张执一嘱咐李伟光稳定她的情绪照顾她的生活，并安排将她转移到了香港。

　　根据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意见，李伟光支持谢雪红、杨克煌等在香港筹备创建台盟组织工作，联系台籍革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前进社”，重点研讨台湾革命的策略以及成立台盟等问题，相关文章寄往香港，在《新台湾丛刊》上发表，面向台湾民众进行宣传。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1949年7月，台盟华东总支部在上海成立，李伟光当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1949年9月21日，作为台盟第一届总部5位理事之一，李伟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胜利闭幕后，李伟光与全体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0月1日和首都30万军民共同参加了开国大典。

　　五、以史为鉴对培养台湾骨干的心得感想

　　总结从笔者认识到上海局和张执一对台湾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影响意义，从意识到至付诸文稿今将近3个多月。从相关文献材料上获得的信息仍然相当有限，其中笔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张执一在上海局工作后曾4次赴台湾检查、组织和布置工人运动的细节。但笔者挖掘到的信息只瞭解到1947、1948、1949年各去一次，以及去过台南与高雄，这些赴台过程其中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去的台湾，还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及布置检查了哪些工作等等。这些事情包括其自述和回忆録都未提及，从吴石长久的平反问题和这些“隐蔽”的故事，或许直到他离开人世，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都必须保守这些秘密。

　　在张执一留下的诗中或许我们还能遐想，他指导台湾工作不只去过台南及高雄。或许台北、台中、基隆、阿里山、澎湖以及许多地下交通线、台湾沿海的渔港都有所可能，这些猜测只能等待未来有更多史料来验证。但是可以看到的材料，显示了上海、香港、台湾等曾经定位的路径。张执一分别联系指导了李伟光、台湾省工委、蔡孝干、谢雪红与吴石等人，涉及了全面的关于台湾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从策反工作到隐蔽战线、台湾的地下党，以及重要的各条情报网路等等。这一巨大又细致的网络关系交集于张执一一身。

　　从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的工作借鉴，不是只有正面的军事力量的解放，而是通过上海局做了非常大量的敌后工作和地下情报工作，以及策反工作，乃至于在武力解放的推进过程中争取敌对势力在溃败的过程中起义。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巨细靡遗，在龙潭虎穴的工作如同踩着钢丝跳舞。从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来看，在敌后组织与联系爱国人士，组织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工人、大学教授、工商人士、台胞，幷且培养社会关系网络，乃至于更深层次的瓦解敌对军事力量的工作。

　　街头斗争与选举路线的结合。当年上海局既发动社会上反国民党的抗争，也支持何遂参与立法委员的选举，在当下培养台湾骨干，也需要考虑有所分工有所理解，跳脱统派自身狭隘的工作概念，每一条工作路线都值得尊重，都可以发挥更好的工作效益，谈团结的层次是团结在党领导的工作需求上，而不只是团结在某人某组织为中心的事务上，如此才能化解分歧矛盾。统派之间相互合作联系，不是相互争取发展对象，不同分工有不同分工可以发展的优势，也需要认真考虑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在组织活动和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发现现在许多人员群体生活适应力不足。有理想与满腔热血但是只能是独行侠式的情况，不具备集体主义的概念，这样的事情也在当前的许多工作中经常出现。也需要领导者克服或者细心的排除一批在实践工作中不能胜任配合大局的人员。培养骨干除了难得的人才，总体素质也要考虑到分工与集体短板效应，理论培养、理论宣传、组织工作、面对社会组织群众以及隐蔽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分工和投入心血去钻研，最重要的还是要强化领导作用有组织地开展工作。

　　张执一在上海局对上海解放的经验用来借鉴解决台湾问题，及在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时选派骨干到台湾的工作经验，通过张执一支持的李伟光领导的旅沪台湾同乡会，以及上海局联系指导台湾有关工作；但从种种迹象表明，组织在大陆的台胞参与支持台湾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工作途径是毋庸置疑的。同样，现在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也需要鼓励在大陆的爱国台胞和大陆的涉台组织进一步培养合作共事的能力，支持围遶解决台湾问题的各项工作。

　　六、借鉴这段历史经验给予当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启发

　　(1)解决台湾问题是一盘棋从战略上的顶层设计，到战术上的群众工作，这些都需要认真对待分工明确，全面考虑大局和长期耕耘基层，由下而上的政策需匹配由下而上的协作力量。

　　(2)储备台湾骨干的增量需要更大的力度，分工需要更加明确，从地方到中央要有机制化的增量方案，细致地编织和设定各样的工作，更加严格的管理工作进程。

　　(3)广阔的联系范围与复杂的组织关系需要定期梳理，处理好不同成分和立场的关系，不同思想程度的台湾同胞需要协调，不同党派立场也需要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也需要协调。

　　(4)从最难的最坏的方向去认识问题和工作，设定培养人才骨干为目标，从传统的工农社会议题性街头斗争到新兴的互联网空间领域的斗争，再到涉及各行各业的重要情报还有军事工作。

　　(5)入岛工作需要以战养战，发展群为主要目标，历史经验中发动群众的工作并非以选举为目的，现代新兴职业科技产业、服务业、互联网相关行业的经营端都可作为发展影响力的平台。

　　(6)既然蓝緑都在当前的对立面，那么随之调整的就是合作的关系，利益链要服务于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争取不来自己创造，打造红色经济链能争取到更加灵活的社会活动空间。

　　(7)观念意识的统一，需要重新认真塑造台胞的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包括工具学习，如：汉语拼音与简体字的掌握与书写，汉语拼音输入法的掌握，普法教育等夯实生活和政治基础。

　　(8)解决台湾问题需要耐心和信心。要做好细致的工作，要建构一大批的热心人和熟人圈。帮助台胞正确理解的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使得许多台胞参与到全社会推动党史理论学习氛围。

　　(9)尽快提高爱国台胞整体素质，加强牺牲奉献的精神，使其发挥正能量公益性的社会作用。进一步加强培养锻炼来形成机制，还要强化分工、考核、管理以及形成良性竞争的机制。

　　(10)不能因为没有抓手和资源就将所有能调度的人员都推上，涉台工作要形成有核心目标，老一代新一代爱国台胞更加细致化管理，资源的匹配人才的管理，把握好垂直与横向的分寸。

　　笔者认为爱国台胞要彼此抱持的观念是相互尊重与互相支持，也一定要加强岛内、海外、大陆爱国台湾同胞的交流和形成背靠背的组织机制，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爱国的台湾青年，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来联动“反独促统”的工作。

　　该出头发挥社会影响的尽力出头，该隐蔽的踏实隐蔽，两者混为一块的结果，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上海局在解放前的工作经验与台湾省工委有前车之鉴。真正助益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方式也絶不仅仅是台面上选举、宣传、街头斗争，隐蔽战线各种手段在配合解决台湾问题上也必须投入心血，形成组合拳，在需要时候能给予台湾的“割据政权”致命一击。

　　通过有限的材料包括自述、文集、同事与后人的文章梳理这些上海局和张执一与解决台湾问题有关的革命经验，这些信息的分量足以打开一扇新的窗，认真回忆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经验，以及未来中国共产党台湾党史能够切入的一个视角。以史为鉴能够更清楚我们当下爱国青年台胞该怎么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吸取前人的工作的实践经验，我们这一代人要解决台湾问题也必须要面对有牺牲有付出的勇气，读史明志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一同走上这条理想与信念丰满精彩的道路。


　　作者系华侨大学台籍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