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1958年7月19日两国正式建交。长期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与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时任柬埔寨政府首脑西哈努克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结识。周恩来、刘少奇曾多次率团访柬，西哈努克6次访华并曾两次在华长期居留。他领导柬埔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

　　2010年中柬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新时期。201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并连续三年成为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并在当地主流报纸《柬埔寨之光》发表署名文章，用“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情同手足的好邻居”形容中柬友谊。2019年4月，两国签署《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柬两国保持着友好密切的交往，柬埔寨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力度很大。与此同时，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1.大国在柬埔寨的博弈日趋激烈

　　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从未停止，表面看似平静的中南半岛实则暗流涌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希望藉助柬埔寨、越南加强在东南亚地区和南海的影响力。中国有意通过柬埔寨加强与东盟联系。越南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而中越关系因两国领土争端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短期内难以冰释前嫌。因此，柬埔寨成为中美等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博弈的关键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着“民主”旗号，横加指责中柬两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海外投资风险的系统分析和应对措施尚不健全，而部分投资者和从业者在海外的不当行为易为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国的抓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脸书（Facebook）等媒体，并借反对派势力抨击洪森政府，抹黑中国投资。

　　2.柬埔寨内部党派斗争危及政局稳定

　　柬埔寨内部党派斗争依旧激烈。2013年大选后，柬埔寨救国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对柬政府的冲击力度很大。在第六次大选前，以洪森为首的人民党和以沈良西（Sam Rainsy）为首的救国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2017年柬埔寨救国党主席沈良西辞去主席一职，继任主席根索卡以叛国罪和间谍罪被捕，随后该党被强令解散。这样做的后果是西方的制裁和施压加剧。在美国的支持下，救国党依旧活跃于政治舞台，并频频利用中国投资话题抨击洪森政权。沈良西通过自媒体不断渲染中国人在柬的不当行为，煽动柬埔寨底层民众反华情绪。

　　3.部分中国企业和公民行为导致柬埔寨社会厌华情绪上升

　　中国是柬埔寨第一大游客来源国，此外还有大量中国人以投资或移民途径进入柬埔寨。西港是柬埔寨中国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整个大西港圈有约30万中国人，其中约15-20万在西港。他们对双边经贸合作和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是，部分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柬埔寨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是闭环式的经济模式未明显直接惠及当地普通民众。部分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只做中国人的生意，与当地的民众几乎完全割裂。普通民众无法直观感受到自身受益，甚至觉得利益受损。二是推升当地房价和物价，挤压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打破原有社会生态平衡。三是少数人违法乱纪，从事黄赌毒行业。中国部分涉黑组织及人员进入西港，惹事生非、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四是中柬两国民心相通有待加强，有些误解和矛盾越来越深。这些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柬埔寨部分民众对华心态变化，这对中国投资形成严峻挑战。

　　柬埔寨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重镇，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投资在柬埔寨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与中柬关系的友好显得极不和谐，两国投资合作面临的挑战亟需深入细致分析。笔者以长期实地调研为支撑，通过前往柬埔寨访谈中柬双方官员、学者、媒体从业人员、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中柬民间投资合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最终形成了《大国博弈下的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研究》一书。

　　（二）研究的意义

　　一般逻辑上说，中国人和资本的到来能促进投资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经济文化交流并促进民心相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则是有些对华友好国家和地区，当地部分民众对中国资本运作模式表现出的不适应感越来越突出。而在国际整体层面，地缘政治斗争与投资目的地的政局因素叠加，常使中国投资脱离单一经济层面而被政治化。本文以柬埔寨为案例，研究中国人和中国资本“走出去”投资格局与动态，探究大国博弈背景下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的规避之道，其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促进中柬传统友好关系具有现实意义。中柬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近年来，在“一带一路”与“四角战略”对接以及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两国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战略互信不断增强。2016年和2018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先后访问柬埔寨。洪森首相也多次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经贸合作基于互补关系，在双方政府的引领下不断深化，成长为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投资合作是经贸合作中最活跃的部分，相关研究能为双边关系更深入发展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

　　第二，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海外利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柬埔寨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重地，这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国投资合作的行稳致远，需要对其中风险与挑战进行有学术依据和现实一手资料支撑的深入剖析。本研究希望能对现有在柬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起到风险提示作用，对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个人投资者发挥参考价值。

　　第三，对中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具有额度大、企业多、涉及领域广的典型特征，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缩影。将柬埔寨作为案例，观察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在互动中冲击中国投资，中国资本和企业应完善哪些方面“内功”，这对于中国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非洲、中东、南亚等地的海外投资无疑都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现有国内外学术成果大多从宏观上回顾和分析中柬总体关系，对双方投资合作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能在这方面作一些补充。笔者试图结合文献和调研所得，从更加客观中立的角度呈现中国在柬投资的全貌，厘清中国投资在柬埔寨产生动态影响的逻辑。为此笔者多次赴柬埔寨做田野调查，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与西方学者和柬埔寨当地学者相比，笔者与在柬埔寨的中国投资者有直接访谈渠道，能相对全面地获得关于中国投资的信息。笔者进行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使用观察/参与的人类学研究技巧，对各级政府官员、党派人士、社会组织负责人、学者、企业家、媒体从业人员、国际机构代表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本文可在一定程度弥补当前研究中的资料缺憾，这些资料也为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及当前中柬关系进行与时俱进的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中柬关系研究

　　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直至1993年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前，共经历了5个不同的政体。1993年大选催生了柬埔寨双首相制的联合政府。1997年洪森在“七月事件”后掌权，柬埔寨进入相对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柬埔寨政府为平衡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始逐渐靠向中国，中柬关系随之迅速发展，双边合作不断深化。21世纪后，中柬两国无论是在政治、经贸合作等方面都保持了积极发展态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柬埔寨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重地。2020年，新冠疫情下，中国对柬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88.7亿美元，是柬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围遶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柬政治关系的研究

　　中柬早在2000多年前的扶南时期就开始了正式交往，中国使节康泰和朱应曾到访柬埔寨。元朝浙江温州人周达观着的《真腊风土记》是现存与真腊同时代者对该国唯一的文字记録，对现研究真腊及吴哥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将柬埔寨的历史文字记载往前推至十三世纪。中国学者赵和曼通过现存的历史记载，发现元代时期占城、交趾等国对元朝的进贡事实，推断与占城国土相连的真腊国为了和新兴的、强大的元朝友好，应当会派遣使臣入贡，但他认为还没有达到“奉表称臣”的地步。至于当代中柬政治关系，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寥寥，西方学者的关注亦不多。美国学者马克(Mark)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1955年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与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会议”上相识并建立了持久的个人友谊，这是柬埔寨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享有独特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柬埔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并帮助中国打破了在联合国被孤立的局势。西哈努克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友谊为现如今的中柬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外学者的主流看法。翟强运用了大量的中美国家档案重点分析了1954年至1965年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他认为这11年里，中柬两国建立和保持一个友好的双边关系，中国不仅为柬提供经济援助，还提供安全承诺；而柬坚守中立原则，没有像泰国和菲律宾一样参加美国在东南亚组织的遏制中国的条约体系，这为中柬关系的发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延续的，跳开任何一个时间节点的历史碎片都无法完整地拼凑出历史的原貌，也无法顺利地推演历史事件对当今柬埔寨经济社会的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柬关系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显少涉及，西方学者则大多持批评的意见。1997年以前，受越南扶持的洪森政府与中国保持“不冷不热”的非正式关系。1997年的“七月事件”是柬埔寨的历史转折点，马克(Marks)认为当年洪森将一直暗中支持奉辛比克党的台湾非官方联络处驱逐出金边，这一举动换取了中国次年首先承认洪森政府的选举结果。他还认为中国成功地运用四种国家政权手段来加强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确保建立区域国家安全战略来平衡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从而确保中国在东南亚的安全。随着中柬两国不断加强合作，中国成为柬埔寨援助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其中包括8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2010年12月，中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期间，两国领导人用“坚不可摧”(unchangeable)来形容中柬友谊。

　　对于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柬政治关系，一些西方学者主要从“依附论”的视角进行观察，得出一些有失公允的结论。特伦斯(Terence)认为柬埔寨选择依靠中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担心越南和泰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将威胁柬埔寨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地缘政治的威胁促使柬必须寻求一个域外大国的保护；二是与国际银行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相比，中国的投资和发展援助更能满足柬当前的经济发展需求；三是和泰国关于柏威夏寺的矛盾纠纷中，柬埔寨发现东盟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柬埔寨当权政府不断宣传越南是该国最大的外部威胁，大量宣传中国投资的好处，并允许当地媒体偶尔报导中国商人的不端行为，使反华情绪得以控制。亨·菲克迪（Heng Pheakdey）通过专家访谈、媒体分析和广泛的文献综述，通过仔细研究中国对柬埔寨投资和援助的争议，批判性地分析中国在柬埔寨的利益及其关系，并讨论现有的中柬关系是否是一场正和游戏。但他认为中国并不关心柬埔寨的普通公众，而只关心这个国家是谁做决策。韦弗(Verver）认为中国在柬重新崛起的商业主导地位与中柬民心不通的困境一样引人注目。柬埔寨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矛盾分歧也不断加大。虽然洪森的强权统治遍及柬埔寨，但人民党正在逐渐失去其选区，这在不久的将来会对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他强调与红色高棉一样，柬埔寨的反华情绪基本上不存在。

　　至于双方关系中的挑战因素，波拉·黎(Bora Ly)认为尽管中国对柬埔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柬双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柬埔寨试图保持与美国在反恐等次湄公河倡议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红色高棉等因素的影响，洪森“应该不会完全信任中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凯恩（Kheang Un）教授认为，1993年联合国对柬埔寨进行民主干预之后，柬埔寨人民党（CPP）的行政能力变得薄弱。人民党为保持选举威权主义的存在，不断提升其国内治理的强制能力。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公众的政治意识增强，社区组织中政治活动兴起，反对党更加团结地开展反抗运动。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柬埔寨主要依靠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来管理国家，这将“破坏柬埔寨刚刚发展起来的民主和人权”。此外，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越密切，将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柬埔寨的外国直接投资，因为柬埔寨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并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希望看到的。埃德加(Edgar)则认为“火车已经离开了火车站”，现在的问题不是柬埔寨是否应该继续与中国合作，而是柬埔寨政府根本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柬埔寨对中国在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等方面严重依赖的政治经济“后果”。波拉·黎(Bora Ly)警告说，为实现战略经济目标，柬埔寨必须寻求外交政策，这意味着要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合作，他认为柬埔寨如若不谨慎会陷入“超级大国竞争的陷阱”。

　　2.关于中柬经济合作的研究

　　中国是柬埔寨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琼斯（Jones）指出，从1955年西哈努克将柬埔寨从法国联盟独立出来并开始实行中立政策起，中国和美、法一起给予柬经济援助。柬埔寨经济经历政治动荡波折后，于1991年后开始恢复增长。1997－1998年，中国在柬投资增长了两倍，成为柬埔寨第一大或第二大外国投资来源。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2009年中国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捐助国，认捐257百万美元，而欧盟为2.14亿美元,日本为1.13亿美元。马克等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柬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幷且柬埔寨政府继续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以寻求更大的投资，西哈努克省的经济特区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经济学家斯瑞·尚西（Srey Chanthy）从中柬港口合作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柬埔寨到中国的港口直航将是很好的，中国有可能成为柬埔寨出口的大市场，这对柬埔寨的经济增长有重大意义。但是，西哈努克港口必须继续改善其服务，升级改造成现代化的港口。2016年，中国将30%的投资和36％的双边援助投向柬埔寨，中柬双边贸易总额达48亿美元，而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却高达51亿美元。2018年，柬埔寨在西哈努克省建设“经济发展特区”，修建机场、深水港、高速公路等实现柬埔寨与周边地区的互连互通。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开始陆续进入柬埔寨投资，但大量中国资本流入柬埔寨始于2010年后。马克（Marks）注意到中国利用在柬的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等商会加强与柬的经济联系。福布斯（Forbes）认为柬埔寨的中国企业高度依赖中柬社区，这种共生关系提升了柬籍华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了额外的途径和渠道。中国在柬埔寨农业发展、制药、塑料制造、纺织和糖厂等领域的投资也是非常明显。亨·菲克迪（H.Pheakdey）认为中国的这类投资和柬埔寨“最受欢迎的国家”、“广义优惠制度”和“除武器之外一切免税”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服装工厂能够绕过美国和欧盟的配额和关税，并将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米歇尔·弗维尔（Michiel Verver）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投资、企业和经济移民涌入柬埔寨，中国和柬埔寨出现了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柬埔寨获得中国的援助和捐赠，改善了基础设施，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亨·菲克迪（Heng Pheakdey）认为中国对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等具有重大贡献。普拉丹（Pradhan）认为柬埔寨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政府提出的《2015-2025工业发展计划》为其科技水平发展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传统基建项目例如道路、水电站等建设不仅促进柬埔寨的经贸发展和科技创新，还助力柬埔寨直接跨越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于中国向柬埔寨这样一个“投资治理不善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原因，杰德（Jeldres)和马克（Marks）认为意在换取柬埔寨在政治上孤立台湾，同时希望削弱柬越关系，因为越南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西方国家在给予发展中国家援助时往往以人权、民主、善政等为条件，要求受援方进行改革。埃德加(Edgar)提及，中国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几乎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审查”和“附加条件”。洪森曾称柬埔寨已经把重点放在中国的财政援助上，这种援助摆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于民主、人权等方面的政治压力。旺纳里斯（Vannarith）认为西方国家对政客们设置附加条件与对民间设置条件并不相同，更加考虑公众的需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对柬援助的管理不善，指出与世界银行和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不同，中国和柬埔寨尚未建立明确的援助管理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援助是无计划的，而且往往是根据柬埔寨政府的要求提供的。如兰卡斯特（Lancaster）所说：中国似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管理外援，没有集中的系统，外援机构和任务，或者正式的援助计划。虽然现在中国的援助为柬埔寨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但许多柬埔寨人对地方官员与中国援助和投资项目之间的私下串通交易表示不满。此外，与其他捐助国相比，中国提供的贷款条件最不优惠，大多数中国贷款利率较高，摊销时间较短，宽限期较短。

　　3.关于中柬军事安全合作的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柬军事安全合作密切，主要形式是中方向柬提供军营、学校、医院、卡车和救护车等形式的军事援助，以及军队、警察预备训练和排雷等技术支持。1999年3月，柬埔寨国防部长狄班（Tea Banh）和西索瓦·西拉拉斯（Sisowath Sirirath）对华访问，是中柬两国军事合作史上的新起点。此后，两国军事关系不断深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柬不断深化的军事安全合作受到部分学者关注。雷克斯梅(Reaksmey）认为2008年11月中国军舰“郑和”号与400名船员停靠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对中柬军事合作关系有着里程碑式意义。普拉山斯（Prashanth）指出随着中柬军事关系不断加强与深化，中国已成柬埔寨最大的军事援助国家之一，双方合作从中国的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转化。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继续与柬埔寨建立军事关系，国际社会将变得更为不安，甚至将影响东南亚的稳定局势。有学者担心如果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或日本的关系恶化，一些国际投资者可能会迅速转向对抗中国及其盟国，而柬埔寨可能被视为中国的盟友。普拉山斯（Prashanth）认为柬埔寨经过多年的内战，虽然现在正在经历政治民主化进程，但中国在柬埔寨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会降低其他国家对柬埔寨的外交支持。对于柬埔寨来说牺牲与东南亚国家、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为代价，“完全跟着中国走”肯定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柬埔寨选择与中国合作的事实应该被视为柬外交行为的一种常见形式，不需要过分担忧。皮查亚（Pichayada)认为大选前柬埔寨各党派利用民族主义拉选票，在民众中重新引发根深蒂固的反越情绪。柬埔寨政府允许主流媒体偶尔报导中国工厂剥削柬埔寨工人的情况或中国商人对当地法规的蔑视等新闻。柬政府也许想通过这种方式公开展示其对中国的“中立”态度。当然学界还存在一些批评中国资本与柬埔寨军方关系过于密切的声音。特伦斯(Terence)认为由于柬军方可以接触到柬的政治精英和决策者，中国企业家发现绕过官僚程序而直接利用军方关系较为便捷。这也是中国商人在柬埔寨生存的方式之一，但中国商人不承认这样的指责。

　　（二）中柬“一带一路”合作研究

　　当前，中国把柬埔寨纳入到“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不断加大对柬的投资力度，从公路、铁路、桥梁和水电站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柬埔寨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2015年6月，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布建国指出，柬埔寨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战略支点国家，中国非常乐意将中柬经济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助力柬埔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国内外学者关于中柬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围遶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是双赢或者多赢的，是东盟国家的良好机遇。韦德(Wade）早在2010年就提出相比于东盟的海岛国家而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加强了中南半岛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旺纳里斯（Vannarith）认为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文莱、柬埔寨、印尼等11个东南亚国家都成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国家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与“一带一路”在中南半岛的布局息息相关。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可以把“一带一路”的优势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相联系，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实现国内稳定以及加强与邻国的互联互通等。西潘那(Siphana)认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这不仅有助于增加沿线国家的项目投资和就业机会，还加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学习。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国际合作方式，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特征，因为投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对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伟光等认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世界各地公开的、透明的、开放的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中国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基础设施开发与沿线国家共享，利用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范围，建立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框架。

　　一些学者就柬埔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看法。阿尔文认为对柬埔寨而言，加入“一带一路”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当前对柬埔寨的投资不断加大，而且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交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这与柬埔寨政府提出的“四角战略”（Rectangular Strategy）和“工业发展规划”（IDP，2015-2025）能形成互补的优势，将进一步促进柬埔寨经济社会的发展。金孔（Kimkong）也认为促进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实现互联互通，更有助于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这符合四个原则：开放与合作、和谐包容、市场操作和互利共赢，旨在增进沿线地区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加强交流与友谊。与世界贸易组织、G20等其他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相比，“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不排除任何利益攸关方。陈世伦以“三位一体”（投资、贸易、援助+外交）的逻辑为主轴梳理中柬关系，探究了“一带一路”前后中柬关系的范式转换。他认为中柬关系可能将逐步从“恩庇-侍从”的援助国-受援国的交往模式，逐步转变为互利共赢、相互依存的“发展命运共同体”。邵建平等认为“一带一路”为柬埔寨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使其有机会能够赶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由于它是对柬埔寨国家发展战略的补充，“一带一路”将帮助柬埔寨实现其到203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到205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愿景。金孔（Kimkong）指出，柬埔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和中国的援助。“一带一路”实现了贸易畅通和道路互联互通，柬埔寨从中国进口钢铁等原材料变得更加便利，这不仅有效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还解决了柬埔寨建设机场、公路、铁路等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困难。特里斯(Thearith)认为在国家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是柬埔寨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幷且是实现其成为该地区经济枢纽的政策目标，及为执政党争取国内支持的一种手段。

　　有一些学者从“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视角出发进行分析。斯万（Swaine）认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取决于北京是否愿意将这些收益与沿线国家分享。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沿线国家必须制定一个基于经济原则和互相理解的行动纲领。郭宪纲等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差异等因素会影响民心相通，因此需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鲁道夫(Rudolf）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出发，途经南中国海直至印度洋、太平洋，延伸至非洲、欧洲等地，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海、领土争端问题，这使一些沿线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保持戒备心理。东盟同样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作用，因此一些东盟国家对此保持犹豫的态度。莱尔森（Larison）创建了相互依存和结构力量的理论框架，将其作为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项目设计和最终结果的工具。他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具有基于相互依存和结构性力量体系中运作的能力，为中国创造结构性力量，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与这些目标相扺触，因此最终取得的结果将是不确定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缓解国内压力。鲁道夫(Rudolf）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依然是“一带一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对刺激中国国内经济，转移过剩产能，提升出口机会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马昀也赞同“刺激中国国内经济”的观点，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实行了以制造和出口廉价商品为重点的开放战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邻国转移幷聚集在一起。老式的开放战略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一项新策略来刺激低迷的经济。刘志彪认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的转变，要重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米尔（Miller）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地处中南半岛的湄公河经济区中的柬埔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最关注中国在东南亚动向的是日本，因为日本长期为该地区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

　　少部分学者担心柬埔寨会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因“倒向中国”而影响本国利益。李益波梳理美国在柬埔寨利益定位的基础上，分析奥巴马政府对柬政府调整的动因和手段、发展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卡普兰（Kaplan）推断“珍珠岛链”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中国试图在印度洋地区建立中国的军事和商业网络，并试图利用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实现从中国大陆至苏丹的互联互通，途经印度洋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直至波斯湾等地。他认为沿线国家都应该小心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达拉（Dara）等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之后,柬埔寨被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拥有强大的政府间关系，并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附庸国”或“永远忠诚的国家”。索文达（Sovinda）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外或之内的中国投资和发展援助往往以少数柬埔寨精英而非一般公众为目标，容易滋生腐败和裙带关系。特伦斯（Terence）认为支持北京在东盟的利益是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投资和贷款的条件之一。他还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柬埔寨进行投资、务工，中柬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不对称关系，洪森政府必须确保柬埔寨的反华情绪不会超出可控的范围。埃德加（Edgar)运用比较的方法，分别分析老挝和柬埔寨对中国的依赖，他认为老挝依赖中国的风险似乎相对较低，因为老挝能够用越南进行对冲缓解；柬埔寨由于政府对政治社会的严格控制，普通民众对执政党和中国投资客的不满情绪更容易被传播和放大。宝来（Bora）认为柬埔寨为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意味着要加强与域外国家的合作。但是，柬埔寨如若不谨慎，容易陷入超级大国竞争的陷阱。柬埔寨过多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将会引发来自东盟内部的质疑，因为人们认为柬埔寨代表中国行事。但是，塞耶（Thayer）教授认为，中国的支持将大大缓解洪森首相来自于柬埔寨内部民间团体的施压和美国对柬埔寨民主和人权问题抨击的压力。凯恩（Kheang Un）则认为柬埔寨当前的这种政治模式和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即使中国没有援助或支持，柬埔寨依然还是继续坚持现在的政治体制。

　　文莱大学的布鲁诺（Bruno）从“一带一路”与东盟总体连接计划（AMPC）的协同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AMPC可以缓解陆上东盟与海上东盟的现有鸿沟。由于东盟需要大量设施投资来实施其总体连接计划，而“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亚非欧之间最大的互联互通项目，对东盟而言是利好消息。柬埔寨学者索卡（Sok Kha）认为柬方必须考虑柬埔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必须得到妥善管理，确保柬埔寨普通百姓也能共享到“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和成果。他也认为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会对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构成一定的限制。陈世伦通过回顾1993年后中柬贸易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和援助金额的变化，界定了中国在不同时期对柬埔寨的援助模式。基于援助模式的变化，再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多边经济框架在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作用。张协奎和苏彩虹主要是研究中国企业投资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从大量投资案例中分析中国在柬埔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外学者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更加关注中柬历史关系，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柬埔寨的正向作用，对红色高棉这一段较为敏感的历史鲜少涉及。反观西方学者，他们对红色高棉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研究较多，同时对中柬关系的批判性研究也较多。中国对柬埔寨投资这一课题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关注得都较少。国内学者方面，现有关中国对柬投资研究文章少，研究成果侧重中柬政治经济合作的宏观考察。专就中柬经贸合作的研究成果仅数篇，大部分文章肯定“中柬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两国经贸合作成果。其中，朱陆民的《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化解路径》一文，首次提到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可能存在政治风险并提出相关建议。中国学者较多地看到了中国对柬埔寨投资的正向作用，却鲜少对中国投资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与营商环境相关的柬政治制度、国家能力等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对西方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对柬埔寨经济社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更少。

　　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多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他们的分析基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即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旨在通过预先谋划的零和计算来促进中国的对外关系和经济利益。因此，基于这种先入之见，西方学者和柬埔寨学者对中柬两国关系做出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主要的负面观点如下：第一，有学者认为柬埔寨与实施一党制政权的中国交往破坏了柬埔寨的民主和人权，甚至认为中国的援助、投资和贸易有助于巩固洪森首相的威权统治。第二，一些学者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在柬埔寨的投资主要是为瞭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柬埔寨建的水电大坝，为了促进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不考虑对东道国的后果。许多研究者认为，柬埔寨的水坝建设项目的运作没有透明度，也没有遵循适当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从而导致环境恶化，当地社区生计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第三，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对柬埔寨的发展援助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样，旨在诱使柬埔寨陷入债务陷阱。第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利用这一债务陷阱将柬埔寨变成中国的附庸国，这将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服务，例如支持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主张。

　　此外，许多现有关于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研究都是基于智库报告和有限的田野调查。西方学者和柬埔寨学者由于缺乏进入中国社区采访的渠道，他们的资料来源通常取自社会组织成员以及一些柬埔寨政府官员的采访，因此只提供了经验上的浅层分析，甚至可以说存在片面性和偏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通过笔者长期在柬埔寨田野调查，试图站在更加客观、中立的角度分析大国在柬埔寨的博弈，及其对柬埔寨的政治斗争的交织互动，从而分析双重博弈下中国投资对柬埔寨的作用及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和当代中柬关系。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大国博弈之下的中国在柬投资和中柬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定性研究并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试图提供具有水平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定性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的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定性方法没有明确的因果模型，它基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提供论据。更具体地说，定性方法可以被称为推论方法。例如，定性方法并不在乎因素I是否导致L结果。它也不是要证明I是造成L的原因。相反，定性方法强调I和L之间的相关性。

　　定性方法可以使本研究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多个因素和参与者探讨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以及中柬关系。换句话说，分析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不能只依靠单一的因素。因此，本文依赖于多个来源的经验证据，以及主要结合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几种定性方法论。使用这些研究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收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以追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动态因素。乔治（George）和本尼特（Bennett）将过程跟踪定义为一种方法：“研究人员检验历史、档案文件、访谈记録和其他来源，以验证一个案例中理论假设的或者暗示的因果过程实际上在该案例中的干预变量的顺序和价值中很明显。”定性方法适用于接受文学写作形式培训，幷且使用观察/参与式、开放式访谈技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研究人员。

　　数据和资料的第一个来源是对关键访谈对象的采访。这些访谈对象包括精英和非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外交官和商业领袖。这些人要么在柬埔寨的国内和国外关系上进行了密切合作，要么是他们瞭解柬埔寨的国内外关系。非精英人士包括农民、小企业主（店主、餐馆老板）和工人。本文的访谈大部分是在柬埔寨境内完成，但也有一些采访在中国进行，个别人物的访谈是通过网络远程完成。在2018年至2021年间，笔者在柬埔寨进行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时间越长、越细致，越能夯实研究基础。正如克雷斯威尔（Creswell）和谢丽尔（Cheryl）所说，研究人员在该领域花费的时间越长，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的信息越准确，分析就越准确——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或规则。不巧的是，笔者在柬埔寨的田野调查因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的蔓延而于2020年3月被迫中止。由于柬埔寨的疫情严重，原本预约好的官员和学者的访谈不得不取消，笔者不得已返回中国。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尤其是WhatsApp，Telegram和WeChat等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的流行及便利，笔者通过网络的方式与在中国、柬埔寨、美国、菲律宾的访谈对象进行了远程交流。柬埔寨疫情进入相对可控的阶段后，本人于2020年10月再次赴柬埔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过程虽然艰辛，但亲身经历了疫情下柬埔寨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疫情下中国投资者的艰难处境及去留选择的纠结。为完成本书写作，笔者总共访谈约130位受访者，其中78人是正式访谈，52人是非正式访谈。

　　尽管本研究未采用随机抽样，但已经努力避免被访者和研究地点的选择出现任何系统性偏见。本文主要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受访者进行了联系。滚雪球抽样法包括要求受访者帮忙确定或介绍其他潜在的受访者。访谈结束时，受访者被要求提供可能感兴趣并愿意参加采访的熟人姓名。首先，笔者先与柬埔寨的福建总商会、上海总商会、福建会馆、柬中记者协会和纺织协会等商业或行业协会取得联系，作为进入柬埔寨的中国商业圈和柬埔寨政府官员圈的第一步。此外，笔者还积极参加柬埔寨举办的学术会议，与研究柬埔寨的中国、柬埔寨和西方学者取得联系，进而通过他们的引荐与其他的柬埔寨学者、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建立关系网络。

　　本文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技巧——一种基于开放式问题的采访方式。正如拉尔夫·休伊特（Ralph Huitt）和罗伯特·皮博迪（Robert Peabody）所解释的那样，半结构化访谈“为调查提供了更多机会，并赋予了被访谈者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针对特定问题进行扩展回答。”为避免给受访者形成压力，笔者的访谈均不録音，通常是在访谈结束后立即找个安静的地方凭记忆和简单笔记整理访谈内容。中文的访谈较容易回忆和记録；英文的访谈对于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是一大障碍。这就要求在访谈前做充足的准备，访谈时认真倾听并记録下关键词。本文所涉采访以英语、中文或高棉语进行。中文和英文的访谈无需通过翻译转述，在和受访者建立了较好的信任感之后，访谈往往进行得较为顺利和愉快。高棉语的访谈需要藉助翻译进行，有时受访者会顾及中间人的存在而不愿意更多地分享信息和感受。即便受访者没有这层顾虑，对于半结构化的访谈而言，无法直接交流也会影响访谈的效率和深度。

　　笔者还与商店老板，卷入土地冲突的农民和工人等数十位普通民众进行了交谈。这些普通民众大部分是柬埔寨人，当然也有部分中国人。这种研究的形式是对话多过于访谈，民族志研究者广泛采用这种研究形式。这种半结构化访谈的目的是从本地信息提供者那里收集相关的详细信息和资料，再进行适当的编织叙述试图还回事件本身，从而分析各类突发事件，以便进行过程跟踪。

　　另外一种用于这项研究的方法是观察/参与。由于社会科学处理人类行为和活动方式的问题，因此通常存在潜在信息。观察/参与的方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获得潜在信息。故意参与和偶然相遇的这种结合一直是基于实地考察的政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因为有时档案或其他研究资料无法令研究人员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如果研究人员成为研究主题社区的一部分，则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诸如腐败和土地掠夺等敏感问题。因此，笔者在柬埔寨的田野调查中，运用了非参与者观察和参与者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笔者长期扎根柬埔寨做田野调查，与在柬埔寨的中国商业协会或行业协会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容易获得正式访谈的机会，还可以进行直接观察和非正式对话。笔者的亲朋好友也在柬埔寨投资，这为本人融入柬埔寨的中国投资者商业圈创造了先天条件。笔者尽量融入当地各种圈子，参与式观察商人、官员与工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到访过金边、西哈努克省、茶胶省、甘丹省、暹粒省、马德旺省和磅湛省等地的建筑工地、工厂、农村及学校。此外，笔者近距离地考察了巴域、柴通、波贝、白马、贡布和西港等边境地区的赌场，甚至进入到一些网络博彩公司内部一探究竟，从而瞭解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最真实一手资料。另外，在柬期间，笔者也尽量参加各大商会或行业协会举办的商务活动、公司聚会、私人聚会甚至柬埔寨婚礼，积极拓展人脉资源。在柬埔寨近一年的时间中，笔者尽可能多的参加会议和商务活动，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结识结交了各行各业的朋友，还有机会与商业领袖们畅谈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笔者通过中国投资者及当地学者的引荐，结识了柬埔寨的政府、军队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及外交官等，与他们探讨中国投资的利弊和中柬关系。这种深入参与当地社区生活的研究方式能在短时间内瞭解文献和书籍以外的真实的柬埔寨，也能获得最真实的研究资料。总而言之，这种参与式与半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使笔者能够与受访人建立融洽的关系，这反过来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在柬埔寨的田野调查收获了丰富的一手信息，幷且据瞭解，目前似乎还没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还建立在对学术出版物和其他二手资料的系统研读基础之上。其中主要包括柬埔寨对外关系方面的论文、中国与柬埔寨经贸合作研究文献、柬埔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文献、以及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新闻报导和年度报告等。

　　作为一个社会人，学者在研究时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的经历、知识的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偏见。但是在本文研究中，笔者尽一切努力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分析大国博弈之下的中国在柬投资和中柬关系。首先，在本研究的时间范围内，笔者试图通过依托所收集的数据或资料来分析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和中柬关系。其次，笔者试图基于严格的方法论来构建分析框架，以确保内部有效性。这种内部有效性意味着该发现对本研究是正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还留心从受访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可靠性。换句话说，笔者要如何确保收集的信息是准确的？在某些情况下，受访人在与研究人员共享敏感信息时，会担心给其自身带来政治、社会或经济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可能不会告诉研究人员事情的真相。当然，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受访者也可能会告诉研究人员想知道的事实。此外，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可能为提高他们的政治利益和党派利益而讲自身的故事。为了确保访谈资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笔者采用三角剖分技术（triangulation）,从访谈、观察和文档分析等多个来源收集的数据或资料在同一主题下分析内在逻辑的自恰性。三角剖分技术还包括把访谈获取的资料与从印刷资料、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外交官或新闻工作者以及现有文献等消息来源进行交叉检查或相互印证，以确保田野调查所收集资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本文还利用新闻媒体的内容分析来衡量政府的许多外交政策目标和策略。内容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可以用作难以衡量因素的代理度量。笔者不仅利用柬埔寨政府官方媒体报导，还注意当地英语报纸和国外广播媒体，包括亚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的高棉栏目。这些媒体主要是反对柬埔寨政府及其政策的声音，但有助于笔者瞭解西方国家和媒体“为什么反对”和“反对什么”。这些节目定期接受柬埔寨反对党领导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成员的采访。通过这些节目对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的访谈，可以更直接瞭解到柬埔寨反对党的诉求。当反对党和柬埔寨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受挫时，他们通常通过这些节目呼吁西方政府和多边机构代表介入和干预柬埔寨政治。此外，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的采访，也使笔者能够辨别他们的代表在游说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对柬埔寨政治变化的看法。这些媒体机构的采访和新闻报导还揭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在动员当地民众抗议柬埔寨执政党时所起的幕后作用。此外，这些访谈和报导还揭示了跨国网络的特征和工作性质。

　　笔者还分析了《金边邮报》、《高棉时报》和《即时新闻》等柬埔寨英文报纸的新闻报导内容。随着长期的跟踪，通过这些报纸可以分析中柬关系、柬埔寨与西方关系有关的变化和连续性模式。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看出柬埔寨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如何演变；柬埔寨政府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和欧盟的看法及其演变过程和成因。

　　本文选择了柬埔寨东南部的沿海城市西港作为评估柬埔寨与中国之间商业关系性质的深入案例研究。这个沿海城市是柬埔寨唯一的深海港口所在地，大部分柬埔寨的进出口贸易都在此进行。西港也是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枢纽。2017年伊始，关于中国在西港投资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或报导是矛盾的。中柬两国政府认为西港是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样板，体现了柬埔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柬埔寨对于西港未来发展方向的打造模式基于中国深圳的经验。中柬两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西港的投资符合柬埔寨的《国家战略计划》。因此，中国在西港的投资将为柬埔寨的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相反的是，外国媒体对西港的报导持负面态度，并称西港已成为“中国城”，并大量报导西港的中国公民的违法行为。大部分的报导认为中国在西港的投资只让中国人受益。针对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笔者深入西港实地考察，争取客观公正地分析中国在西港的投资情况及其影响。

　　总而言之，本文使用了一系列定性研究方法。例如采访，对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报纸和广播的媒体内容进行分析，并用观察/参与的方式来构造分析性解释和详细叙述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因此，本文有时会使用详细的叙述来构建基于经验的因果机制，从而分析中国投资被动卷入大国博弈及柬埔寨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及路径，进而分析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及柬埔寨在大国博弈下的外交战略选择。

　　四、文章结构

　　大国博弈、柬埔寨国内政治斗争与中国投资的关系可以三个依次内嵌的圆圈表示。由图0-1可见，最小的圈为“中国投资”。中国投资为柬埔寨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同时也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被柬埔寨反对党作为政治斗争抓手，成为第2个小圈的一部分。柬埔寨党派斗争的背后，有第3个小圈所示的“大国博弈”因素。柬埔寨救国党的支持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柬埔寨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基于国家利益及历史因素，与中国的关系更紧密。如果说冷战时期在柬埔寨的博弈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主角，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近年在中南半岛的博弈愈加激烈。泰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越南由于与中国存在历史矛盾以及现在的南海之争，显然更倾向于美国。因此，拥有出海口的柬埔寨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关键，这种博弈明显地体现在柬埔寨的党派斗争之中。

　　本文尝试回答“为什么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贡献几乎被其负面影响所覆盖？”“为何中国投资被动卷入柬埔寨的党派斗争之中”“为什么中国资本引发柬埔寨部分民众的厌华情绪”等问题。这一研究目标又可以拆分为数个子目标：第一，深入分析并总结中国在柬埔寨“正式经济领域”（formal economic sector）和“非正式领域”（informal economic sector）的投资现状及其利弊。第二，探究柬埔寨国内政治层面、国际体系层面等因素的互动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柬投资，以及将造成哪些问题和挑战。第三，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和挑战将反过来对中柬关系的未来产生哪些影响。本文的大致行文思路是先深入分析柬埔寨的对外关系和大国在柬埔寨的博弈，接着分析国际环境影响下的柬埔寨政局演变过程；再分析中国在柬埔寨正式经济领域和非正式经济领域的投资情况及影响；最后分析大国博弈、柬埔寨政治斗争对中国投资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用跨层次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海外投资政治化作出理论解释。首先，从跨层次分析理论框架，民主推广及西方跨国网络的生成及“逥旋镖”模式的生成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其次，分析双层博弈对崛起国投资的影响，先分析崛起国卷入双层博弈的原因及路径，接着分析目标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中国投资的影响，从而对中国投资被政治化作出理论解释。

　　第二章大国博弈下柬埔寨对外关系与内政演进。首先，以1993年柬埔寨实行大选为分水岭，分析中国-柬埔寨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柬关系。其次，分析美日欧盟与柬埔寨的关系发展，并从地缘政治利益、价值观的诉求两个方面探讨西方国家制衡中国在柬埔寨影响力的利益考量。最后，分析国际环境影响下的柬埔寨政局演进，先分析1993年大选及之后的权力架构及柬埔寨的民主转型，进而重点分析1993年至2012年混合民主制下的权力博弈，再分析2013年大选之后的形势发展。

　　第三章分析中国在柬埔寨正式经济领域的投资。首先，分析中资进入柬埔寨的动力，主要从政治与文化、投资政策法规、产业前景与投资回报率等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从投资领域与投资总额，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以及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等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概况与进展。最后，分析中国投资对柬埔寨的贡献和不足，主要从中国投资对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贡献以及存在或衍生的问题等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四章以博彩业为例，分析中国人对柬埔寨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参与。首先，分析柬埔寨博彩业的发展历史及现行管理政策。其次，主要从柬埔寨博彩业管理规制及运营成本因素，以及国际博彩资本向柬埔寨迁移的大势推动等两方面分析中国资本进入柬埔寨博彩业的原因。再次，从赌场和网络博彩公司两方面对柬埔寨中资博彩公司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分析博彩业带来的影响，主要从税收、就业及产业带动方面分析博彩业带来的积极影响；从物价及社会治安方面分析其负面影响。

　　第五章分析大国博弈、柬埔寨政治斗争对中国投资的相互影响。首先，分析西方跨国网络在柬埔寨的建立，以及以2013年“颜色革命”为例，分析“逥旋镖”模式在柬埔寨的体现。其次，分析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污名化，主要从污名化的手段和载体，以及污名化的内容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分析柬埔寨内部政治斗争对中国投资的冲击，主要从中国投资成为柬反对势力政治斗争工具，以及负面宣传强化了民众对华投资负面观感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六章分析中国与柬埔寨投资合作前景。首先，主要从经济上互有所需，地缘政治利益上彼此需要，双方着手联合打击“非正式经济”的违法行为，以及中国治国理念对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中柬深化投资合作的有利因素。其次，从美国加强对华遏制，以及柬埔寨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分析投资合作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五、研究的局限性

　　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投资、贸易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定性研究，深入的实地考察和文本分析，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镜头来捕捉中柬关系的复杂性。尽管本文从经验和理论上为理解中柬关系做出了贡献，但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个限制与笔者无法说或读高棉语有关。尽管在柬埔寨的大多数采访都是以英语或中文进行的，必要时使用翻译，但如果作者会说高棉语，能与受访者进行直接而深入的交流，某些对话的范围将会更大，探讨的问题将会更深刻。尽管这些受访者的英语和中文流利程度很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翻译中失去了某些含义”。比如，笔者有些访谈对象擅长俄语而非英语，因此访谈时藉助了翻译。虽然有些访谈进行几个小时，探讨的面也广，但总觉得交流得不够直接和深入。

　　柬埔寨有不少服务于外籍人士或中产阶级的英语和中文报纸，笔者在文中尽可能利用了这些资源，但是笔者不会高棉语，这限制了从当地语言报纸以及“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获取可贵的一手资料的能力。实地研究表明，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特别是青年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包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讨论中国人参与柬埔寨活动的影响。这些讨论在2019年底柬埔寨政府禁止网络博彩时尤其活跃。若能将社交媒体帖子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必将丰富本文内容。

　　笔者为期三年的实地调研表明，柬埔寨人对中国人在柬埔寨的投资与就业持不同的看法。尽管许多中国投资者表示柬埔寨人对中国人友好，但也有报导称柬埔寨人对中国人持消极看法。有鉴于此，迫切需要进行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以便全面评估柬埔寨人对中国投资的看法。这样的问卷调查对学术辩论和政策制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作者计划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进行此项问卷调查和深入分析。

　　本文认为，中柬关系密切是柬埔寨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面临西方大国的压力，是柬政府对中国采取有限追随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西方立场直接或间接地激励主要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挑战人民党的统治。事实上，就算柬埔寨完全按照西方要求落实所谓的民主模式，反对派也不会停止对人民党的生存威胁。如2013年选举结果和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表明：维持民主选举模式，并不会让西方停止对柬埔寨反对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限制主要反对党的政治空间来巩固政权，并最终解散救国党。随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人民党实施贸易和政治制裁。为应对西方的压力，人民党转向中国寻求贸易、援助和投资。现有信息表明，中柬密切关系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基于中国治国理政思想观念对柬埔寨的吸引力。本文讨论了中国对柬埔寨观念上的吸引力，但这种讨论还不够全面深入。本文利用有限的文献资料，辅以访谈官员、专家所得一手资料，提出了初步主张，即中柬关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柬埔寨领导人对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的认可和借鉴。柬埔寨政府在洪森领导下，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柬埔寨的长期发展目标相符。他们认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认为非西方风格的治理体系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并保持民众合法性。就人权而言，中国强调以发展促进人权，增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强调实现基本生活水准权，例如食物、衣服、住房、住所和医疗服务。中国还强调世界各国之间在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因此，它否认了西方民主和人权普遍适用的主张。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柬埔寨政府认为中国的政策产生了“双赢”的结果，中国可以帮助柬埔寨实现经济增长，且不会干预其国内政治事务。关于中国对柬埔寨的观念吸引力的研究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对柬埔寨执政精英的研究，特别是洪森首相的相关话语分析，如其传记、演讲和访谈内容等。话语分析还应包括采访熟悉洪森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人员。其次，研究中国发展政策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第三，瞭解参与制定对柬埔寨经济合作政策的中国政府官员的看法。本文对以上问题探讨得不够深入，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以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