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中国在非洲、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行为越来越被上升为政治化问题。中国作为崛起国，其投资行为被政治化的背后除大国博弈因素外，还有投资目标国的国内政治斗争、非政府组织介入等因素的相互交织。解释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及原因不仅要借用国际地缘政治理论，对投资目标国国内因素这一变量的考察也必不可少。本章试图以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为基础，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跨层次分析框架，探讨中国投资卷入国际体系及目标国国内政治斗争这双层博弈中的原因、路径，以及双层博弈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第一节　国际体系压力及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一、跨层次分析理论框架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一是国际体系对中国海外投资影响的视角。例如，王玉主等认为中美不断加剧的结构性矛盾，以及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重重困境都增加了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适应性风险。黄河等认为目前在欧亚大陆上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推升了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孙南翔认为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美国滥用域外法引发的制裁风险等构成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挑战。仅把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话，就忽略了国家内部的一些重要变量，虽然这些变量不一定和国际体系结构具有同等的决定性意义。此外，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这些问题中具有利益，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其思想龢利益。二是投资目标国国内政治局势维度。范若兰等认为中国投资项目本属于经济领域问题，但被目标国的各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上升到政治、安全等领域，从而产生负面影响。赵洪和王昭晖认为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项目遭受挫折与马国内复杂的选举政治、政党利益及较为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有关。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政治体制、环境、人权龢民主等全球性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仅用一国的国内因素这一变量来解释中国投资也是不全面的。三是中国投资本身的维度。廖佳等认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贸易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投资潜力有待充分释放，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亟需提升。刘禄宁等认为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着贸易保护壁垒限制、投资产业分布不合理、国内过剩产能产业对外投资与出口不足、对外投资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从文献梳理情况看，国内学者对中国投资本身存在的问题鲜少涉及。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分别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局势及投资本身三个维度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但缺乏对这三个维度之间的跨层次互动进行研究。因此，要解释中国投资与大国博弈及目标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互动过程，需要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不仅要考虑参与者的多元化(国家、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还要解释国际体系与国家、投资目标国与中国投资的互动。如图1-1所示，本文试图以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为基础，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阐明国际体系的压力如何通过影响机制（西式民主和人权推广、援助或贸易优惠、非政府组织等）对中介变量——国家（国内政治）发挥作用。在所有的现实主义假定中，国际体系层次的压力促成了外交政策、大战略和国际政治，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内中介变量，将限制国家是否对体系层次压力作出应答，同样也会限制国家如何应答体系层次压力。在诺林·里普斯曼等人研究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中，将国家领导人的意象和认知、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安排这四种类型作为国内层次的中介变量。而本文则侧重考察执政党、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等因素如何交织互动并对一国的国内进程产生影响，进而分析国际体系压力如何通过中介变量（国家）将压力传导至因变量（中国投资），从而分析其如何影响中国投资的效用。简而言之，该理论框架是为了分析中国投资卷入国际体系及目标国国内政治斗争这一双层博弈中的原因、路径及影响，进而分析国家行为者、非国家行为者、国际组织等如何以动态方式相互作用、从而为分析双层博弈对中国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国际体系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起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对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身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很难判断安全是充足的还是短缺的，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去分析判断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现实，即系统压力必须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变量加以转化。如图1-1所示，在第一层次中，国际体系的系统压力是通过A（国际非政府组织）、B（援助/贸易优惠）及C（西式民主/人权）对目标国国内政治（第二层次）进行干预。目标国国内政治斗争又是通过a（执政党）、b（反对党）及c（非政府组织）传导，作用于第三层次的中国投资。下文将对各层次间的互动作详细阐述。

　　二、民主推广及西方跨国网络的生成

　　第一层次中，国际体系通过3个影响机制对目标国进行干预，即霸权国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援助和贸易优惠进行西式民主和人权推广。这也是霸权国为维护世界主导权的重要手段。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所谓“自由市场”和“民主”为核心原则，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机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1991年，一度强大的苏联解体，计划经济体制随之逐渐走向终点。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断，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将为全世界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命运扫清最后的障碍。美国基于新自由主义构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后的几十年中，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其势力范围。依靠强势影响力，美国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方案和对策，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推动实施，并把其倡导西式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在学界和政界成功塑造成一种新的全球趋势。

　　民主具有工具价值属性。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絶对的世界话语权时，西方国家掌控世界的方法是对外输出价值观，即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人权标准。美国政府认为“美国要覆行世界领袖责任，首要的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观变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把价值观输出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西方国家认为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不会产生军事冲突，这有利于保护其自身安全从而维护世界主导权。从本质上说，美国输出价值观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植于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又巧妙地服务美国的霸权，是美当局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西方国家将其作为一种影响和掌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工具，并将自身真实目的完美地嵌入西式民主推广项目之中。冷战结束后，世界立即遵循了辩护主义（vindicationism）的理论，见证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从非洲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欧洲的西式民主推广进程。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民主推广龢民主援助放在其国际援助议程的首位。戈尔姆·奥尔森（Gorm Olsen）援引欧盟12个成员国在1991年通过的决议，写道：“模棱两可地表示民主和尊重人权将成为欧洲将来不断提供援助的条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进一步阐明瞭欧盟在对东欧和其他地方的援助中对推广民主和人权的条件，条约规定：“民主的发展与巩固，法治以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遵守……是欧洲联盟发展政策的最重要目标。”可以说，西方国家把西式民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推行与其对外援助挂钩，使受援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要接受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附加条件，美其名曰帮助受援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为在全世界进行西式民主和人权的推广，国家非政府组织（NNGO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在后冷战时代发展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在此期间，西方政府增加了对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建设的资金投入。“西方认为支持后苏联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主要举措之一是向当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使其活跃于国家中。”西方国家得到政府资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有“自由主义和改革主义章程”，例如人权、民主、工会和环境等议题。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组成了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ck）和凯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所说的“跨国活动家的跨国网络”。其中包括“在国际上就某个问题开展工作的相关参与者，这些参与者被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话语以及信息和服务的密集交换所连接在一起”。这些跨国网络的组成部分对使自由主义和改革主义章程“成为国际外交和话语议程上的一支生机勃勃的主要力量”方面具有影响力。

　　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使跨国网络的积极性和影响力得以实现。这种技术产生了一种称为“技术景观”(technoscapes)的新现象，其中包括一系列技术的革新，也包括“在各种先前不可渗透的边界之间高速运转的信息”。“技术景观”使跨国网络的成员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招募新成员更为便利，并在全球范围内打着传播人权、民主和人民主权等自由思想的旗号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通过这些跨国网络，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多种方式资助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非政府组织，进一步推动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推广。

　　三、“逥旋镖”模式的生成

　　跨国网络的生成，有利于第一层国际体系的系统压力向第二层的目标国国内政治进行传导，这种压力传导又进一步促进西式民主和人权的推广。跨国网络利用了目标国对外国发展援助的依赖，以及西方国家和具有经济和金融实力进行干预的机构对目标国贸易优惠的影响。通过利用这些更强大的实体，“弱小群体（发展中国家影响力较小的非政府组织）获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直接影响国家实践的能力。”这种影响力源于西方国家把人权或民主作为军事援助、财政援助和市场准入的附加条件。例如，柬埔寨的人权与民主方面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国家民主研究所（NDI）、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康拉德·阿登纳尔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合作，游说欧盟和美国政府，将市场准入与发展援助联系起来给柬埔寨政府施压，要求柬政府制定人权与民主政策。

　　目标国的反对党在与执政党竞争时，也选择与跨国网络合作。借外部力量支持，反对党在促进其议程和进行政治竞选中能进行更有效地运作。反对党可以游说捐助国、多边机构和公司向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执政党为民主竞选开放政治空间。当然，开放政治空间是藉口，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为竞选增加筹码。当反对势力的政治力量过于强大之时，执政党会设置障碍，压缩反对势力的政治活动空间，但这又反过来促进反对势力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因此形成“逥旋镖”模式。

　　凯克（Keck）和锡金克（Sikkink）将“逥旋镖”效应解释为：当国家与其国内国家行为者之间的渠道被封锁时，跨国网络影响力特征的“逥旋镖”模式就会出现——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绕过他们的国家，直接寻找国际盟友，试图从外部对他们的国家施加压力。图1-2详细阐述了“逥旋镖”模式生成的原因及路径。

　　“逥旋镖”模式生成的路径如下：

　　1.西方大国（步骤A）利用其建立起来的完善跨国网络，直接或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步骤B）对目标国（国家X）进行援助或提供贸易优惠政策。这些援助或贸易优惠通常带有推广西式民主和人权的附加条件。当目标国认为西式民主并不适合国情而拒絶时，西方国家会转向支持目标国的反对党。

　　2.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其支持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向目标国的反对党和国内组织提供政治、资金和技术支持（步骤C），帮助反对党在目标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和资源，甚至是赢得选举。反对党和其他国内组织则能为西方国家提供信息、服务等（步骤D）。

　　3.目标国执政党为维护政权稳定而设置障碍，压缩民间组织和反对党的政治空间（步骤E）。后两者利用西方大国或国际机构通过减少援助或暂停贸易优惠政策向目标国的执政党施加压力。施压的目的是为提升反对势力在国内的政治待遇。

　　从“逥旋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看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中6个影响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体系层面，霸权国为维持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权，利用援助/贸易优惠、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西式民主/人权作为影响机制，对目标国产生压力。在国家层面，由于受到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这一单元内的执政党、反对党、国家非政府组织等三组影响机制与国际体系层面的三组影响机制产生互动。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个跨层次理论模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那里获得的资金向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输送。其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向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基层动员、抗议和游说方面的培训。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将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跨国机构和公司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使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反过来又使这些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影响其政府。这种跨越国界连接的意义在于：对于实力较弱的第三世界行动者来说，跨国网络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杠杆力量、信息和金钱；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在与发展中国家作斗争中苦苦挣扎，而且也在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因此，可以说“逥旋镖”模式是国际体系与国家跨层次互动的结果。

　　第二节　双层博弈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一、中国投资卷入双层博弈的原因及路径

　　国际体系层面来看，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较量常常悄无声息又无处不在。摩根索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争夺权力的世界里，生存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低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核心，每个国家都被迫“保护自己自然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身份，使之不受其他国家的侵犯”。只要世界是由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构成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苏联解体后形成了美国独一无二霸权国的国际格局。在这种絶对优势下，霸权国全球性地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试图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掌控世界，从而维护其霸权地位。崛起国的国家利益是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多“交朋友”，主要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几乎不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美国世界主导权的冲击力度越来越大。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采取扼制措施，包括针锋相对地进行经济对抗，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就是例子。美国还通过打压中国的海外投资和援助等手段，企图减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中国投资卷入大国博弈的主要原因。

　　此外，国际体系层面的博弈将通过影响机制传导至目标国的国家层面，从而对目标国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国际体系与国家单元层次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逥旋镖”效应。美国为在目标国进行西式民主和人权推广，包括要求为反对党开放更多政治空间。当这些要求可能危及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时，执政党将采取扺制的态度。这种扺制将使目标国失去美国及以其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贸易优惠政策。因此，目标国倾向于通过接纳更多的中国投资和援助来扺抗压力。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投资和援助不仅帮助目标国扺抗了来自西方的压力，还对目标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执政党提供了绩效合法性。当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时，也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给反对党设置障碍的能力。反对党则通过抨击和污名化中国投资进行反击。此外，由于“逥旋镖”模式的生成，反对党将藉助西方跨国网络的力量，削弱中国在目标国的影响力。这是中国投资卷入国际体系及国家双层博弈的原因。

　　从图1-3可见中国的投资/援助卷入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重博弈的路径。与图1-2的对比可见，这是“逥旋镖”路径的延伸。由于上文已对步骤A-E进行详细解释，此处重点解释步骤F和G。

　　当目标国面对来自西方国家及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过大时，会利用崛起国的力量来扺制西方的压力（步骤F）。与霸权国关注在发展中国家植入西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则通过投资与援助等政治经济合作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同于西方国家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和投资，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不带任何民主制度方面的强加条件。亟需资金发展经济的国家乐于接受这类投资和援助。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越来越多，这也越来越吸引目标国向崛起国靠近。此时，霸权国就会利用其跨国网络联合目标国的反对势力对中国的投资或援助进行抨击或污名化（步骤G）。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和抨击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中国模式输出论、债务陷阱论、掠夺资源论、助长腐败论及破坏环境论等。西方国家创建的跨国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跨国网络不仅污名化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还利用投资或援助造成的负面影响攻击执政党。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支持的当地非政府组织龢民间团体成为西方国家最好的抓手和宣传工具。其主要目的是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和国际社会中污名化中国的投资和援助，甚至煽动雠视、敌对的心理。

　　二、目标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的政策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范围和雄心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尤其取决于国家的相对物质实力”。一国的权力来自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而它的威望则来自“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实力以及该国运用其权力的能力和意愿的认识”。从图1-2的步骤F可知，在国际上，依靠西方强国提供财政援助并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被要求采纳和维护西式的自由民主。西方民主网络的压力也来自跨国网络，其中包括国际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当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渠道被该国政府封锁时，他们需要努力游说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党也采取这种“逥旋镖”策略。被西方强制实施西式民主和选举的国家认为自由民主与他们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避免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变革压力。国家行为者可以使用的三个选项是：制衡策略（Balancing Strategy）、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及追随策略(Bandwagoning Strategy)。

　　制衡策略从理论上的定义是，采用一种局面或状态、一种国家行为的普遍倾向或规律、一种国家领导人的行动指南、一种包含不同类型国际体系的来达到自我维持的方式。亨利·基辛格认为保持平衡状态可以制约国家主导他国能力，限制冲突的范围。制衡的目标不是追求和平，而是在国家间进行适度调节，从而实现稳定。当崛起国权力上升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些国家就不必采取制衡崛起国策略。但是，如果崛起国权力上升到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或其他威胁时，这些国家将采取制衡策略，利用现有的霸权国来制衡崛起国权力上升带来的威胁。相反，当霸权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时，这些国家将利用崛起国的力量来制衡霸权国的压力。

　　对冲（hedging）长期以来被用作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指的是一种介于制衡策略与追随策略这样极端选择之间的外交政策选择。吴萃玲（Evelyn Goh）将“对冲”定义为：“一组旨在避免或为之制定应急计划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无法采取平衡、追随或中立等更直接的替代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可以阻止或避免不得不选择一方，而明显牺牲另一方。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押注多个替代选项。”国家采取对冲策略是因为它不确定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力量对比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对冲策略可以最大程度地与多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合作。更具体地说，在对冲状态中，“培养一个中间立场，以防止或避免不得不选择一方而明显牺牲另一方。”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冲策略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对其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需要进行的计算，以帮助他们维持在国内和国际上政权的合法性并巩固其统治地位。根据经验，一些国家一开始不会采用制衡或直接追随的策略。相反，当面对不断崛起的力量时，他们会采取对冲策略。安·玛丽·墨菲（Ann Marie Murphy）认为，尽管东南亚国家愈加面临中美竞争局面加剧的态势，但是近几十年来，东南亚国家采取对冲战略，从不同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力求保持其战略自主权。

　　由于崛起国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有些国家将外交政策从对冲崛起国的策略转变为追随策略。在联盟形成的新现实主义模型中，当某些国家没有能力制衡新兴大国崛起时，大多会选择追随策略。这种情况要么是没有意愿合作要么是没有可用的强大国家来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会屈服于大国的意愿，目的是将其自身利益与大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以此获得安全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追随有两种形式：完全追随（Pure Bandwagoing,PB）和有限追随（Limited Bandwagoning,LB）。应该注意的是，完全追随并不一定意味着较小的国家服从于崛起大国的意愿和力量。各国在采用制衡、对冲或追随策略时会先计算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国家从对冲策略转向追随策略，是因为它可以从崛起国获得许多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好处，并避免因霸权国给予的压力而造成的损害。追随策略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受霸权国惩罚的有效策略。采取追随策略的国家肯定期望其行动能获得高额回报。这种回报不仅包括大国对目标国观念上的吸引力（ideational appeal），还包括物质和安全承诺等。

　　选择的策略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其他强大国家的可用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处于西方压力下的最好的替代行动是对冲策略。这是一种与霸权国和崛起国保持不太接近和不太远的关系，以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但是，对冲策略不是独立国家的永久策略。因为只要这种策略会危害独立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时，他们就会采取其他的策略进行防御。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领导者将选择一种新的策略——追随崛起国策略。采取追随策略的国家根据对崛起国的战略目标、意识形态和对促进共同发展的承诺的评估来做出战略选择。当一个国家与崛起国之间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时，这个国家就会采取追随策略。2013年，颜色革命爆发之前，柬埔寨可以对冲的国家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但是，颜色革命后，洪森政府深刻意识到西方国家通过支持反对党推翻人民党执政地位的意图和决心。此时，洪森政府不得不采取追随中国的策略，目的是将其自身利益与崛起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以此获得安全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

　　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当目标国对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从制衡策略到对冲策略，再到追随策略时，目标国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由于大国博弈和目标国国内政治斗争愈加激烈，这导致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受到的关注和争议也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利用其跨国网络联合目标国的反对势力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和抨击力度也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与目标国通过经济合作产生密切的双边关系，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来维护自身的世界主导地位。反对党抨击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崛起国的投资帮助执政党提升绩效合法性，巩固了执政党政权，压缩了反对党的政治生存空间。因此，这两者联合起来对崛起国投资的批评愈加激烈。以柬埔寨为例，1979-1997年，柬埔寨政府利用美国制衡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这一阶段的中国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投资和援助几乎没有，因此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和抨击也不存在。1997-2013年，受“七月事件”影响，柬埔寨政府对华采取对冲策略，利用中国的力量扺御西方的制裁压力。这一时期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逐渐增多，对中国投资和援助的批评声音也开始出现，但极少，批评主要集中在援助项目的质量问题上。2013年至今，受2013年“颜色革命”影响，柬埔寨政府意识到美国支持救国党推翻其政权的决心，因此对华采取追随策略（有限追随）。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也大幅增涨。这一阶段的中国投资和援助所面临的抨击空前严峻，特别是西港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国际体系和国家层面的压力同时对中国投资起作用时，中国投资将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国际体系激烈的博弈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充满担忧，再加上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得中国投资的贡献被西方国家及其支持的目标国的反对党无视。他们还故意夸大中国投资的负面影响，甚至污名化中国投资来抨击执政党，故意煽动民众对执政党和中国的不满及雠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投资形象被破坏，这将阻碍投资项目的进程和效益，甚至破坏中国与投资国的关系。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无政府性质导致各国追求自助战略，并由此引发各国最大化其能力来达到自助的目的。冷战后，霸权国为维护其世界主导权，将西式民主和人权作为援助和贸易优惠的附加条件在全世界进行推广。这是因为西方坚定认为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不会产生军事冲突，可确保其安全。民主推广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建立起完善跨国网络。跨国网络的建立也为“逥旋镖”模式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当西方国家通过跨国网络支持目标国的反对党，从而给执政党施压。当这种压力过大时，目标国将借用中国的力量制衡西方压力。当前，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合作，主要以投资、贸易和援助为主。当目标国与中国的关系从制衡转向对冲或追随时，西方霸权国及其支持的反对党对中国投资的抨击将越来越激烈，从而影响中国投资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