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在前文分析中国投资卷入大国博弈及柬埔寨国内政争的原因、路径及其对中国投资产生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从有利因素和挑战两方面解读中国与柬埔寨未来投资合作前景，对两国深化投资合作提出对策思考。

　　第一节　深化投资合作的有利因素

　　一、经济上互有所需

　　就中国而言，中国资本“走出去”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走出去”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背景下做出的重大选择。中国官方将“走出去”战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探索阶段（1949-1978年）；二是改革开放初期以贸易型为主的投资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三是入世以来各要素更合理配置为主的投资发展阶段（自2001年开始）。从总体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净额和年末投资存量的全球占比远低于中国GDP的全球比重，未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发方面的投资还将大幅增长。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欧美国家失业率上升，企业资金困难、业务收缩、资产价格暴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但是，大国博弈愈发激烈，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摩擦增多、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明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巨大风险。在这种局势下，加强与东南亚等经略周边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态势是中国当下紧迫的任务。

　　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国家，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资重镇。在区域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共建“一带一路”和澜湄合作框架下，中柬双方的战略对接全面推进，经贸合作日益拓展与深化。但是，柬埔寨政府现在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官员动力不足和制度建设滞后等困境，充分显现其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首先，柬埔寨国家和地方财政紧张，无法满足基建、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资金需求。其次，其国家治理体系步入正轨仅20余年，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各行各业精英紧缺。再次，柬埔寨政府部分官员缺乏勤政动力和压力，存在渎职和贪腐现象。最后，柬政府制度建设滞后。近期西港杂乱无章的城市建设、大楼倒塌事故以及金边工厂火灾等都说明柬的治理缺乏前瞻性，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建筑标准、消防法规制度等管理制度或不完善或得不到执行。政府难以做到“善治”的结果，是社会多种矛盾层层蓄积，并趋于复杂化。此外，柬埔寨的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从国家发展来看，要筑牢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2020年，柬埔寨政府选定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金边、西哈努克、巴域、波贝、拜林和西姆雷普这6个省（市）作为国家工业基地。中国投资在提升柬埔寨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的方面能发挥优势。再者，柬埔寨的劳动力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技能型转移，因此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也必将为中柬两国在上述领域深化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能为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加之，现柬埔寨面临新冠疫情蔓延和欧盟部分撤销“除武器外一切免税（EBA）”的双重打击。因此，从经济层面彼此需求来说，中柬两国具有密切合作的坚实基础。

　　二、地缘政治利益上彼此需要

　　柬埔寨面临一定安全困境。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安全首先指国家面临被外国入侵或丧失领土的威胁。柬埔寨受到域外国家攻击的安全风险显然很低，但在东盟内部却与邻国越南和泰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恩怨。过去二十年里,柬泰之间发生了三场冲突，均与领土主权有关。2003年1月《吴哥之光》刊登消息称泰国女星苏瓦南·康颖表示吴哥窟属于泰国，柬埔寨应该将其归还泰方。”这引发了两国从民间到官方的全面对峙，泰柬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边界一度关闭。2008年和2011年，两国围遶柏威夏寺问题紧张关系升级，甚至发生军事冲突。柬越之间存在边境划界点争议，在柬多达750000人的越南移民问题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反对党把越南移民和边界问题政治化，指责洪森和柬埔寨人民党为越南傀儡，称洪森“无意扺抗越南吞并柬埔寨的意图”。2013年后，人民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解决越南移民问题，包括对越南移民进行登记，以及对洞里萨湖越南移民进行易地安置。柬埔寨政府拒絶了越方关于承认这些移民柬埔寨国民身份的要求，只承诺给予他们三年且可延期的居留身份。与泰、越争端搅动柬埔寨国内政治，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政权安全。以救国党为代表的反对势力与西方跨国势力合作，试图颠覆政坛格局，更使柬埔寨执政党安全焦虑持续，这成为中柬全方位合作的深层次理由。中方卓有成效的投资，可望继续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并有利于人民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通过投资合作而形成的紧密关系，看来有利于柬埔寨抗衡外部安全压力。例如美国学者凯恩（Un Khaeng）认为除了反对党压力外，柬埔寨不再向越南示弱的背后与中柬关系的密切不无关系。

　　东南亚是中美在亚洲角力的重点地区，美国将继续挑起周边国家与华矛盾，加大策动对华友好国家颜色革命力度，撬动中国政治安全和在东南亚的海外利益根基。柬埔寨是中国经略周边的重要支点国家、“铁杆朋友”。但柬埔寨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博弈之下，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上需要柬埔寨的支持。在平等互利原则下，中国向柬埔寨开展大规模投资，有利于中柬两国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投资带动的外交关系，有助于柬埔寨支持“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合法立场”。其一，柬埔寨承认“一个中国”。柬埔寨政府支持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称之"对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极其必要”。其二，柬埔寨反对其他国家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柬埔寨曾与其他36个国家一起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支持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显着成就”。其三，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柬埔寨反驳某些东南亚国家和美国所谓的中国试图控制中国南海的说法。柬埔寨作为东盟成员国还致力于将协调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和平解决南海冲突，防止地区问题国际化。中方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说：“当中国采取行动维护其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关争端时，柬埔寨毫不犹豫地大声疾呼，维护正义。”

　　近期，当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表现表示担忧和怀疑时，柬埔寨继续坚定地和中国站在一起。疫情初期，有的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并计划撤侨，柬埔寨则依然对中国开放领空。为了表示声援，洪森首相于2020年2月在疫情蔓延初期访问了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洪森首相时表示，“患难见真情，在这个特殊时刻，柬埔寨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体现了牢不可破的中柬友谊和互信，诠释了患难与共这一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良好的双边投资关系是中柬两国继续深化友好合作的重要支柱。

　　三、双方着手联合打击“非正式经济”领域违法行为

　　中柬两国关系越走越近，互利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柬埔寨已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样板，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也是我国经略周边特别是深耕东南亚的重要伙伴。相应地，中国在柬埔寨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当突出。部分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非正式经济领域的投资破坏中国形象。中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致力于合作打击违法行为，规范投资主体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西港是中国人在柬埔寨非正式经济领域投资造成严峻问题的一个缩影。除了中国资本推动柬埔寨物价、房价升高之外，社会治安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中国人在西港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投资和从事网络博彩及电信诈骗，并滋生色情业及毒品泛滥，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影响极其恶劣。中柬两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致力于合作打击在柬埔寨的涉华违法行为。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彻底清理非法网络赌博组织，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涉黑涉恶等跨国犯罪。中柬双方合作打击涉华违法犯罪活动从2018年开始更为频繁和密切。中方支持柬埔寨政府执法部门依法处置涉华违法者。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说：“中柬双方在此问题上有高度共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柬埔寨国土从事任何危害中国利益、损害中国人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我们将同柬方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中柬各领域良好合作环境，维护中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活跃的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政治上损害西港和经济特区的声誉，对中柬友好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引起中柬双方高层的重视。首先，习近平主席与洪森首相共同将2019年确定为是中柬执法合作年。2019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苏庆在华共同出席中柬执法合作年启动仪式并致辞，双方还签署了中柬执法合作年行动计划。中柬双方对执法合作年活动高度重视，中方由公安部经侦、治安、刑侦、网安、国合等多个部门、国家移民管理局以及江苏等地方公安机关共同参与，柬方由内政部、国家警察总署、移民总局、西哈努克省警察局等共同参与，两国执法部门高层亲自指挥。其次，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全面取缔网络博彩，洪森首相作出三项指示：一是司法警察和各基层执法人员要严厉打击没有政府部门颁发执照的网络赌博；二是针对已取得执照的单位可以允许经营到期满为止，但必须全面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期满后不可续办网赌执照；三是全面禁止批准和颁发各种形式的网络博彩执照。中柬执法合作年的实施以及柬埔寨政府颁布的“禁网赌令”有效抑制了在柬埔寨的涉华违法行为。

　　中柬双方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解决涉华人员违法行为：

　　在柬埔寨成立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柬埔寨王国内政部关于成立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的谅解备忘録》，中国警方在柬埔寨成立“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中国公安部将派出警务专家和技术人员赴柬，与柬埔寨警方联合办公，全天候开展合作，实时对接案件线索，这意味着双方已进入全天候密切合作阶段，有利于提升两国执法合作效率和提高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水平。

　　实施“净网2019”专项行动和“断卡2020”专项行动。“净网2019”专项行动的重点是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打掉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加大对网上违法有害信息清理整治，全面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这项行动从国内代理端和客户端对柬埔寨的网络博彩业进行打击，有效减少中国公民前往柬埔寨等国家投资或从事网络博彩业。“断卡2020”行动旨在打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该项行动实施以来，中国公安机关集中抓获一批非法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团伙，整治一大批“两卡”违法犯罪猖獗的重点地区，惩戒一大批“两卡”违法失信人员，有效铲除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土壤。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信息，该项行动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嫌疑人14.5万名；累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21万个，拦截诈骗电话5100万余次，诈骗短信6.3亿余条，成功止付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亿元。

　　及时出台打击跨境赌博的法律法规。2020年10月16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将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招揽中国公民赴境外赌博，以及利用信息网络、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招揽中国公民参与赌博活动认定为跨境赌博犯罪；对明知他人实施开设赌场犯罪，为其提供场地、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等服务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使用专门工具、设备或其他手段诱使他人参赌、人为控制赌局输赢，为赌博犯罪提供资金、信用卡、资金结算等服务认定为跨境赌博关联犯罪。该意见的实施为当下打击跨境网络博彩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法律依据，对预防和震慑犯罪起到良好的作用。此外，2021年2月5日，《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颁布，于2021年3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还首次将跨境赌博作为刑事犯罪写进刑法，这意味着中国对跨境赌博的打击法律更完善，力度将更大。

　　紧控相关人员的护照。2020年2月初，部分从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回国过春节的中国人试图再次出国时，发现其护照已被注销。这些人员有集中在18-40岁年龄段，户籍所在地大部分为农村地区，学历不高等特点，具体人数不详。这是中国政府防范跨国赌博行为的一项行政举措。相关人员重新申请护照时需提供在柬埔寨的合法就业或者经商证明，公安机关还会对重点对象进行谈话、调查核实，对重点地区加大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和网络博彩知识，摸底调查青年外出务工情况，做好防止被高薪诱骗至东南亚国家从事非法工作的预警工作。

　　经过中柬两国的共同努力，西哈努克省、柴桢省、金边市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窝点被大批捣毁。在柬埔寨的网络博彩公司纷纷往菲律宾、缅甸、帕劳、尼泊尔等国家撤离。上文提到的2019年末，柬埔寨移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18禁网赌令”颁布后有447676名中国人离开柬埔寨，其中包括游客。一些媒体人士认为禁网赌令后两到三个月之内就有8-10万人离开西港，撤出柬埔寨的中国人达20万。

　　四、中国治国理念对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

　　中国的外交政策基于“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与通过军事力量投射出的“硬实力”相反，“软实力”取决于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这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或购买获得您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中国治国理念对柬埔寨的吸引力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优先的理念。

　　关于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柬埔寨执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高度评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高棉语版的译者谢莫尼勒认为：“与柬埔寨人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较老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领导中国向前发展，并在管理拥有独特传统和地域的人口大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突出强调的关键主题，对柬埔寨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柬埔寨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可以确保地方政府始终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笔者调研所见，柬埔寨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高棉语分发给各级官员；中国反腐文件被译成高棉语，成为柬埔寨相关部门反腐参考，“红红脸”、“出出汗”等词被各级官员所熟知。洪森首相认为柬埔寨要取得像中国一样快速而持续的发展，一个强大而纪律严明的政党必不可少。其次，是与西方民主制度不同的制度模式。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模式在中国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执政党得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家经济建设龢民生的改善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成效显着，政治改革和反腐措施令柬埔寨执政精英印象深刻。2021年7月1日，洪森首相向习近平主席致贺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反观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因党派对峙而使政治陷入僵局的情形时常发生。早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之前，洪森就对民主制度下反对党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他曾表示说：“如果反对派能平心静气地商讨政治解决，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政府不会不承认他们是合法党派。”固然有批评家认为洪森有“对一党制痴迷，集权和威权主义倾向。但洪森首相确实意识到借鉴中国的制度可以确保国家发展政策所需的果决性和政策持续性。

　　关于治理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果是吸引柬埔寨的原因之一。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功和政治稳定证明，治理国家社会和经济的方法不止一种。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治理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从经济上讲，中国模式是基于市场原则和政府指导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从选人用人机制上说，中国使用极富特色的“选拔加选举”遴选模式，与西方的选举不一样。中国的历任最高领导者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历，在进入最高决策层以前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经验。张维为教授称这个模式为国家、个人、社会之间的积极的互动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民主往往会造成政治僵局，甚至造成不稳定从而破坏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表明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种“以不同方式发展”的模式。中国基于自身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现在的对外援助模式，不仅有助于减少曾经在西方援助项目中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而且还有助于促进投资并减少贫困。

　　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两点特别引起柬埔寨的关注。一是关于人权的观念。对人权的理解与各国文化价值观念有关，人权的落实还要与各国的发展程度结合起来，片面强调个人权利而无视东方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社会、政治稳定的需求，显然并不现实。洪森本人就认为人权概念包含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这个背景下某些个人权利应适当让位于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需求。2017年，中国政府为“希望保持独立性又能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新的选择……它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方法。”而西方多强调人权的絶对性，罔顾亚洲的价值观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给予援助时常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就人权、民主、环境问题提出条件。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依·西潘（Phay Siphan）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西方援助时要求我们在人权方面有好作为。但柬埔寨曾经历了一场内战，我们明白如果肚子里没有食物，人权就无从谈起。”对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看来柬埔寨执政者也有充分认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起示威和镇压，洪森首相评论说：“柬埔寨驱散示威时他们说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抗议权。但当同样事件发生在民主国家，当他们遏制相同类型的示威游行甚至引发流血冲突时，他们表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二是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柬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双方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追求平等互利。“中国一向尊重柬埔寨的主权和独立，并坚定地支持柬埔寨走适合其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体现在对外援助方面，中方从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柬埔寨认可“中国说的少，做得多。”洪森不只一次对西方的干涉行为进行反击，他说：“中国领导人非常尊敬我，平等对待我。西方除了咒骂和惩戒我，威胁要对我实施制裁之外，你还给了我什么？”“他们（欧盟）威胁我们，要求我们这样做并这样做……但我们回应说，我们不能用主权来交换他们的礼物或博取他们的同情。”对于那些先前曾因人权记録不佳而受到西方国家批评，但又亟需发展援助的国家，“无条件”发展承诺是一个特别诱人的提议。在对中国采取追随策略的国家看来，中国可以保护他们免受西方以期改变其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的入侵。因此，中国关于尊重他国独立和主权的立场，以及对外开放和实现多元化世界的承诺是中国实现国际体系目标的两个支柱。这与美国和欧盟侧重推广西式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外交政策取向大相径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与柬埔寨优先考虑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高达年均9％，2018年GDP达136080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外国投资热土和国际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及正确的扶贫政策使8.5亿人摆脱了絶对贫困。柬埔寨领导人和政府关注贫困人口境遇，洪森1970年加入红色高棉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帮助贫穷的柬埔寨人。在担任首相期间洪森重点扶持农村发展，大力改善乡村道路和灌溉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减贫。中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柬埔寨的援助有效促进柬埔寨的减贫工作。此外，崛起的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国家展示了良性角色定位。中国的外交政策旨在“经济发展中互惠互利，以及充当地区经济增长引擎和金融支持者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全球基础设施驱动投资计划，预计总承诺额至少为1万亿美元。为了应对亚洲及其他地区基础设施的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以及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不平等的话语权，中国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项目切合沿线参与国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与西方国家重视人权和西式民主推广的援助相反，中国的援助更加符合受援国亟需的建设道路、桥梁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因为这些是经济起飞的关键要素。

　　由此，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柬埔寨更具吸引力。柬埔寨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是现实利益的需求，同时也是中国的“软实力”使然。在思想、文化和政治要素之外，软实力事实上还包括一国综合外交、对外援助、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等工具，使对象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进而认可其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中国治国理政理念对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是促使柬埔寨与中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是发展投资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投资合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美国加强对华遏制

　　1.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力增加

　　改革开放使中国迈向富强之路。1980年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GDP从1911.49亿美元猛增到2020年15.22万亿美元，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既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也是对外投资的大国。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亮眼成就还包括7.5亿人成功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超70%，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实力此消彼长之势明显，中国固然在技术创新、军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仍落后于美国，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国家发展的道路并非只有所谓的欧美模式。中国在经济领域公私有制兼容，既尊重市场原则也强调政府调节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互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政治体制上，中国选贤任能的机制与西方完全不同。这种基于经验和管理才能的遴选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在国际政治中，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各国和平共处，追求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意味着与各方保持和谐外交关系，并避免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为此，中国积极拓展软实力外交或称“魅力外交”。2000年后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愈加明显。

　　2.美国担忧霸权地位不再

　　美国基于新自由主义构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后的几十年中，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其势力范围。依靠强势影响力，美国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方案和对策，并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实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及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引起了美国战略和经济上的焦虑。美国对自身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力量和角色定位产生不确定感。

　　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不乏关于中国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的激辩。部分人认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力量对既定国际体系和守成力量而言必定是“麻烦制造者”。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焦虑和不确定感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以来始终坚持“全球事实上已经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成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新共识。遏制中国自然就是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美方焦虑的根源无疑是悲观的现实主义思维，即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中国崛起后将以零和竞争方式来获取利益。以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艾里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对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但仍然担心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守成大国因此产生的恐惧与焦虑可能使大国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强硬。特朗普反复宣示要“击败敌人”，声称中国夺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技术。反华心态直接导致了双方持续至今的激烈的贸易争端。“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而领导人误判和错误决策却可能使冲突在偶发事件中升级。事态的恶化可能加剧人们对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的误解，也将使美国政治体制更加难以容忍中美之间的分歧。这种误判可能把大国关系推向“修昔底德陷阱”。如格雷厄姆·艾里森所言，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若处理不慎，两国在南海、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和贸易冲突等事关中国国际声誉、主权龢利益问题上的对抗可能升级为战争。

　　3.新冠疫情蔓延加剧中美竞争

　　早在2020年1月，关于新冠疫情的警告已出现在呈报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中。但是特朗普斥之为“假新闻”，指责“民主党人正在将冠状病毒政治化。”经历最初对形势严峻性的否认之后，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混乱且前后矛盾、缺乏一致逻辑，凸显出西方体制的脆弱性和美国政府在危机时刻的领导能力不足。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美蔓延，美方变本加厉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先是不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而后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暗示病毒从中国实验室外泄。这一切的直接目标指向仍然是选举利益。随着选举周期的临近，特朗普和共和党显然认为“替罪羊策略”可作为新的竞选的筹码和胜选路径。“替罪羊策略”使美国政客倾向于通过制造中美矛盾来缓和国内政治分歧。于是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媒体不停宣扬针对中国的阴谋论。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时代里，各国和平共处彼此尊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美国无视中国在全球秩序下建设性作用的咄咄逼人的举措，实际上挑战着现有全球秩序。

　　与美国收缩的孤立主义外交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应对新冠的全球蔓延。为转嫁疫情蔓延责任，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合作掩盖疫情严重性，并宣布将终止与该组织的合作。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不断深化双方合作。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积极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在华采购个人防护用品和建立物资储备库，积极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在中国筹资等。此外，中国政府和企业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资援助，其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在各国政府未能有效抗击病毒，民众陷入恐慌之际，中国的“口罩外交”援助给全世界留下积极印象，向各国领导人和民众展示了一个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新冠疫情的持续及其对世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冲击将加剧当前中美紧张关系。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利益目的，为转移公众对其疫情防控失败的指责而“甩锅”的行为。这种短视策略加深美方误判，引发对华报复，使局势长期恶化。两国之间的其他矛盾将趁势激化，“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难以避免，长远来看无疑危及全球地缘政治。2020年5月，美政府出台的对华战略方针中确认中美彼此的战略竞争状态，称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学说指导下维护美国利益，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亚太地区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所在，柬埔寨又是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国家，中美在柬埔寨的博弈也将愈发激烈。特朗普的败选不会改变中美博弈的实质。拜登政府上台后，很可能会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介入。拜登政府指定约翰·克里为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后者曾参加过美越战争，也曾斡旋促进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的签订，对中南半岛极为熟悉。随着中柬关系越来越密切，不能排除美国将重新重视中南半岛，特别是重视在柬埔寨的战略布局。柬埔寨某高级官员认为拜登任上，柬埔寨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未来中美在柬埔寨的博弈将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二、柬埔寨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

　　中柬加强投资合作面临着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主要来自柬埔寨政治局势的变化。2013年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虽然失败，但在受到西方价值观渗透，且实行多党选举的国家中最容易发生颜色革命。柬埔寨未来是否会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新的亲美欧政权，存在着不确定性。

　　1.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维护政局稳定

　　柬方对颜色革命的警惕性较高。2013年后，洪森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美方的颠覆企图，防止颜色革命阴谋被写进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柬政府维护国家和政权安全的重要任务。针对西方势力和反对党的攻击，柬已采取一些措施应对，如成立偏向执政党的工会组织与反对党长期培养的工会相抗衡，果决地驱逐西方非政府组织并成立人民党支持的民间团体。柬整治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洪森亲自开通Facebook等社交媒体账号加强与网民互动，并号召支持者在网上积极发声，对冲反对势力的声音。柬政府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近10年来柬始终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的利益保护得到改善，最低工资线不断提高。

　　洪森的控局能力强。洪森军人出身，重视对“枪杆子”的把控，军队高级将领均为亲信。其长子洪玛内现任柬埔寨王家军副总司令、陆军总司令。洪森领导的人民党组织动员能力很强，其党支部建到了乡村一级，可较及时反映和应对社会异动。近年的柬劳工问题，柬越、柬泰边境领土争端，以及西港中国人与当地人纠纷等均被柬反对势力借题发挥，但未对政局稳定形成实质性冲击，证明瞭洪森政权的控制能力。

　　反对党还不成气候。沈良西败走法国之后多次声称将回国但又频频“失约”，在党内外失去公信力。新党“高棉爱国党”内没有原救国党的核心人物，党员少，组织不全，尚难以再现昔日辉煌。根索卡等反对党核心人物创建新党申请迟迟未获柬内政部批准。反对党近几年主要是蓄势发展，组织小打小闹的游行、抗议，并无成为颜色革命旗帜的资本。柬政府批准救国党改头换面出现，一是看到该党暂时还掀不起大的浪花；二是可以维系一个“民主”政府的形象。

　　2.未来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柬埔寨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制度建设滞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柬政府官员存在渎职和贪腐现象，引起百姓强烈不满，成为反对党和外部势力抨击的藉口。再加上部分中国人在柬埔寨造成的社会问题使柬反对派从中找到了攻击中国和洪森政府的藉口。救国党前任主席沈良西2019年2月在社交媒体上以“警告在柬埔寨的中国人”为题发文，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指责现政府腐败无能。另一方面，美国已在柬社会培植“民主力量”长达27年，柬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求新求变，受负面宣传左右对现政权有扺制之心，蓬佩奥因此说柬“民主运动”基础好。2013年选举投票结果表明洪森和人民党的“民心”根基还不够牢固。综合多种因素推估，未来几年柬埔寨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

　　可以假设上述风险成为现实的三种情形。情形之一与洪森个人健康情况相关。如果他在首相任期内突然因身体原因无法履职，短时间内没有人能填补他留下的权力真空。情形之二是在未来的选举中人民党仍然获胜，但洪森交棒给自己的信任之人。尽管如此，其继任者由于内部权争和外部压力，有可能偏离柬埔寨当前的内政外交道路。情形之三是反对党卷土重来，通过选举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根据笔者在柬埔寨对官员、学者、企业家及普通民众的访谈印象，柬埔寨民众对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深表不满，因此才会出现最近一次大选时金边乌央西大市场大部分的小商贩将票投给救国党的情况。此外，笔者在柬田野调查两年，切身感受到“柬埔寨人民选择救国党，不是代表救国党有多好，而是他们对当下心怀不满”。因此，有些柬埔寨民众只想改变，而不顾改变的后果。当救国党2013年提出“改变（Change）”作为竞选口号时，竟然一呼百应，令人民党猝不及防。客观来说，人民党的执政危机从中长期来看客观存在，特别是随着“小政府、小社会、大家族”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不排除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另外也不能排除某个偶然的“黑天鹅”事件引发政局震荡，成为颜色革命导火索。大体上，2023年及此后的柬埔寨大选都将是柬埔寨变局的较重要时间节点。

　　柬埔寨如发生颜色革命，必然伴随着外交政策的一定程度折转，特征是从当前外界所谓的“倒向中国”向更注重“大国平衡”转变，美日欧的介入空间增加。这种变化对中国在柬、在东南亚利益造成的后果即使不用“灾难性”形容，中国在柬利益受挤压，中柬在国际和区域舞台的合作不如当前紧密，经贸领域大型项目受影响等也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节　中国的应对思考

　　一、规范在柬埔寨的投资行为

　　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是长期的，某种程度上并不可控。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升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效果首先应当从规范投资行为开始，这包括打击违法行为、加强对投资者的引导和提升投资项目质量等方面。

　　1.严厉打击中国公民在柬埔寨从事非法网络博彩行为

　　赴柬埔寨的中国投资主体和从业人员多元，泥沙俱下中不免出现违法违规现象，其中又以非法网络博彩为甚。中柬两国政府多管齐下，已经使少数中国人在柬埔寨特别是西港从事非法网络博彩继而引发的黄、毒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得到极大改善。但需要看到，由于柬埔寨法律法规漏洞的存在以及巨大的利益诱惑，非法博彩业有复燃苗头，一些违法人员仍在该处滞留，涉及中国公民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例如为了应对我国限制相关人员赴柬埔寨从事博彩业，有的网络博彩公司开始在当地及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招聘会说中文的员工，其中既有华人也有中国公民。仅2020年1月底至2021年2月初，媒体公开报导的导致中国公民死亡的暴力犯罪案件平均2个月一起。这还不包括不时发生的中国公民因赌债缠身而坠楼自杀事件。为此，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多次提醒在柬中国同胞洁身自好，远离赌博。

　　中国投资者和从业者所介入的网络博彩行业是中国与柬埔寨投资合作中的一股“逆流”，不仅干扰两国投资合作氛围，对全面经贸往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这个问题不解决，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安全可靠的营商环境就难以形成，两国在战略对接背景下设计的西港发展合作远景也难以实现。为此，两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协同治理。我方继续支持柬埔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充分尊重柬埔寨主权前提下加强执法合作，严打中国公民犯罪行为，消除少数不法分子把柬埔寨视为“法外之地”的思想。同时，截断两个“流”的渠道：一是非法资金在柬埔寨和中国之间流转变现的渠道，二是涉赌人员在中国和柬埔寨之间往返的渠道。还要考虑到，博彩业的退出可能形成连锁反应，触及当地政府税收以及利益链上的民众利益，这导致柬方部分官员在禁赌一事上态度犹豫。我方可加快推动国有企业进入，开发真正实现双赢的投资项目。总之，通过打击非法投资和从业行为及其他综合措施，确立哪些领域可以投资、什么企业可前往柬埔寨的规范，解决好中国公民应在两国投资合作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双方投资合作的前景就有了基本保证。

　　2.加强对海外投资者的引导与培训

　　中柬两国政治经济合作密切，投资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方向应该是从投资规模向投资质量的转变，通过引导提升投资者的行为意识是其中首要环节。为此，可由政府指导，以投资促进会、在柬埔寨中国商协会等为主体，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对外投资培训，甚至可以将参加这些培训作为资金、人员往外走的条件之一。

　　针对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现状，亟需通过培训和引导提高的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国情意识，这不仅指柬埔寨海外政治经济大环境，也包括当地文化风俗和族群心理等方面。多位柬埔寨受访者反复强调这一点，如柬埔寨某记者建议中国企业家一定要“先谘询当地专家、体验社区生活来瞭解当地社会，并提前做好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避免在投资过程中与当地社会产生冲突。”柬中记者协会中方有关负责人建议“先摸清当地国情，尊重当地风土人情。”二是长期投资意识，避免暴利心态、“捞一把就走”而不顾他人甚至不惜在同行间进行恶性竞争的心理。正是这种“捞一把就走”的心态导致许多中国人缺乏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从而引发一系列“民心不相通”事件的发生；三是风险意识，使企业认识到柬埔寨固然是一块有待开发、前景可观的投资处女地，但在多种利益复杂交织争斗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环境下，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较大。未来随着更多国家的资本进入柬埔寨，中国企业在柬投资风险只会加大而非相反；四是法规和责任意识。柬埔寨某高级官员在接受笔者访问时，用“痛心疾首”形容对少数中国人不遵纪守法的感受，称之影响几代华人长久以来用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积攒下的好名声，影响柬埔寨人对遵纪守法的中国投资者的印象。改变中国企业在国外善于走官商关系而规避法律的印象，并确立企业对中国国际形象、对当地社会的责任意识的重要性还在于，可防止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提供抓手。

　　3.加强投资管理，提高中国投资项目效益

　　投资项目的效益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以质量为前提的经济效益，二是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中国投资要适应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规划变化同时考虑区域平衡，重视精准投资，遏制无效、低效投资比重。在柬埔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加强对国有企业所承担项目的监督和验收，切实提升项目质量，实现双赢效果。柬埔寨7号公路由于质量问题重修事件极大损害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声誉，其教训深刻。至于社会效益，与上文提及的对柬埔寨国情、法律、人文的尊重意识相关。未来在考核中国企业的海外表现时，如能加入与当地社区的交流与融合度指标，可对减少企业为赶工期而大量使用中国产品、技术、劳工，不重视社会责任和项目所在地民众切身利益等问题发生机率有所裨益。

　　二、反击污名化宣传

　　在难以控制的渠道和过于自由的媒体环境下，西方国家和柬埔寨反对党以一元化话语合谋媒介、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对柬埔寨公众进行意识操控，通过YouTube、Facebook等自媒体及私营传媒上丑化中国投资和中国形象。影响不仅在于增加了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也直接冲击着中柬关系。柬埔寨政府的反驳，包括洪森首相的亲自出面说明，在双重博弈的复杂语境下其实效果有限。中方的反应谨慎，在国外传媒上对西方和反对党污名化进行的针峰相对的揭露和批判较少见，对国外受众来说易于产生“默认”或“理亏”的印象。

　　反击污名化操纵的举措首先是要打破信息供应垄断，终结媒体上的西方话语“霸权”，构建多元共存话语体系格局。为此，应广泛布设舆论平台，推动我国媒体在柬新设或合作设立新媒体平台和报纸。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均应改变“重对内宣传而轻对外宣传”的思维定势，加强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上以英文、柬文开展的宣传。其表达应符合国际受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习惯，僵化、刻板的文字效果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还要对我国涉及柬埔寨的微信公众号依法严格管理，某些公众号为了博眼球而跟风夸大中国投资者和中国公民在柬埔寨的负面信息，甚至直接从国外社交媒体上翻译、传播假消息，成为污名化声音的传声筒。其次，要敢于开展公开透明的对话甚至辩论。中柬投资合作作为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经贸往来形式，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在个别项目、少数投资者和从业人员身上出现问题并不奇怪。面对指向中国投资的种种非议，监管部门、企业、学者都有责任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开诚布公地摆事实讲道理。这种对话有利于摆脱西方和柬埔寨反对党预设轨道，揭示其言语、术语和思维的狭隘性，有利于赢得柬埔寨民众的理解。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即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争取柬埔寨青年一代“民心”

　　鉴于年轻人在柬埔寨人口中的比例及这一人群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对政治的关注度，可知他们是柬埔寨民间关于中国投资和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的主体。还要看到，当代柬埔寨青年的思想“西化”进程仍在进行。如果说普通青年群体主要受到了通过媒体渠道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影响，青年精英阶层则不少人在教育过程中被欧美化。柬埔寨的学校有政府出资办的公立学校、华人赞助的华校、国际学校三类。因柬埔寨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中产以上家庭选择送子女上国际学校。国际学校为全英文授课，灌输欧美教学模式和理念，学生毕业后以赴欧美高等教育机构深造为首选项。于是近年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长年在国外留学后归来的青年满口流利的英语，本国母语却说得磕磕巴巴。当前柬埔寨政商学界许多青年精英骨子里信奉西方价值观，无形中引导着全社会形成崇尚欧美文化、向往西方生活的风气。这群青年精英是未来柬埔寨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政权迭代之时，他们如何定位中美博弈中的柬埔寨角色，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柬关系的走向和两国投资合作的前景。

　　中国与柬埔寨务实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通过人文交流合作的实施规划项目为柬埔寨培养了一批跨文化交际的语言人才、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但在民心相通方面还存在文化交流不平衡，青年往来不足是其中之一。未来中柬人文交流应把争取柬埔寨青年“民心”放在突出位置。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是最重要的途径。当前在中国学习的柬埔寨留学生仅2400人，每年获中国政府奬学金者不过200人，这与欧美日等国对柬埔寨教育交流力度相比有明显差距。考虑到两国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特殊关系，应在中国－东盟多边教育交流机制和中柬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下，统筹教育部、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资源，增加对柬埔寨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人力资源培训为柬埔寨所急需，青年干部研修班形式的培训既能为柬埔寨政府官员提升素质服务，又能使他们通过研习经历认识真实的中国。此外，还应通过多种方式与柬各类青年组织建立联系，加强与青年学者、企业家、大学生、政党成员的沟通，不逥避接触反对党成员。

　　四、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的存在

　　柬埔寨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希望加强相关研究，同时对中国非政府组织持欢迎态度。柬总理府官员就曾对笔者表示，柬埔寨本国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渗透的研究不够，这方面要仰赖中国的支持。我国确有必要加强对柬埔寨西方非政府组织研究，瞭解其新的组织模式，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对柬政治局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鼓励和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走进柬埔寨，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资源助推柬埔寨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争夺影响力。

　　当前，尽管数量有限，但确已有中国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从调研情况看，这些社会组织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柬埔寨的中国民间团体大多附属于特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或本身就与这些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行政化的管理色彩比较浓重。这首先导致相关人员出国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即普通出访一国只能停留5天，对于到乡下从事公益类技术指导、宣传推广活动来说远远不够。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专家往往扎根一地数月甚至更久。其次，一些团体对非政府组织理念和模式瞭解不深，服务意识不够，影响柬方合作者对中国的认知。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某官员举例说，中国派出的专家以首都金边作为据点，早晨下乡，晚上回金边住。而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却和乡村的百姓吃住在一起，甚至到当地的寺庙听佛经、聊天。乡村的卫生条件不好，中国的专家自带水杯；日本专家买茶具、杯子送给当地民众，并和老百姓用相同的杯子喝水。其结果是“西方的专家下农村时当地百姓纷纷围拢握手；中国专家下农村没有人理睬。”再就是宣传不到位。中国相关组织缺乏外语人才，也没有在柬埔寨宣传的内生动力。中国民间组织参与两国人文交流，其中不乏亮点，但相关柬语报导信息非常少，当地普通民众对此并不知情。

　　非政府组织是发挥软实力的载体和平台，增加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柬的存在，应在推动和管理两方面着力。一是鼓励国内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环保、农业、慈善等领域社会组织有序“走出去”，成为我国服务国际事务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产品；还应为体制内的组织适当松绑，创造相对宽松的发挥作用空间；二是加强派出前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的意识及相关知识，把公益事业做到当地老百姓“心坎”上。三是依法依规对社会组织在柬埔寨行为进行必要监督，对有损国家形象的社会组织及相关人员进行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