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后记，意味着我看到了毕业曙光。此时此刻，是我在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的某酒店隔离的第10天。这已经是我新冠疫情期间的第三次隔离。第一次在2020年3月，柬埔寨新冠疫情爆发，由于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和对未知的恐惧，我决定暂停研究工作提前回国，在福州酒店隔离了14天。第二次是2020年10月，我从中国前往柬埔寨，在酒店隔离2天后又居家隔离14天。虽然经历一波三折的各种艰难，但实地调研使我对疫情下的柬埔寨社会、政府有了进一步瞭解，真切感受到中国投资在柬埔寨的复杂存在。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和柬埔寨研究结缘纯属偶然。2018年8月，我首次赴柬埔寨旅行，最直观感受是柬埔寨一点也不“俭檏”，物价竟然高于邻国越南、泰国，与我国厦门相当。3个月后，有家人赴柬埔寨西港作投资考察，我亦随行并得以近距离接触柬埔寨的官员、企业家和普通百姓，结识了包括博彩业投资者在内的许多在柬投资的中国人。作为一名研究东南亚的博士生，我敏感于中国投资在柬埔寨产生的问题及其对中柬民心相通产生的挑战，意识到情况若持续恶化，将对中柬关系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于是这次商务考察变成我第一次柬埔寨田野调查，结果冲击了我的原有认知，并使我产生了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回国后，导师李一平教授听完我的考察汇报和研究意愿，语重心长地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也很紧迫，但这个时候改变研究方向可能会影响论文进度，而且这篇论文必须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作为支撑，一个女孩子在柬埔寨长时间田调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他让我回去认真思考一段时间。一个月后，我再次找到导师表达了我坚定研究柬埔寨的决心，幷且表示愿意接受将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就这样，我开始了柬埔寨研究之旅。

　　我开始大量阅读文献资料，梳理研究理论和问题逻辑。关于中国和柬埔寨关系研究的中文书籍和文章一般较侧重从正面写成效，而西方研究则大多持批评态度。我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更客观地反映现实。此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坚定了我把柬埔寨研究做得扎实、更有说服力的信念。2019年12月，我在当地权威智库“柬埔寨开发资源研究所”（CDRI）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做了题为“Culture Exchange: Key to Better Sino-Cambodian Relations”（《文化交流：改善中柬关系的关键》）的发言。一位柬埔寨学者在会上以质问的语气提问：请你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柬埔寨的土地上干出这么多杀人、抢劫、绑架等违法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参加会议，尽管事前有所准备，但没有想到提问如此直接、尖鋭。我告诉他，少数在柬埔寨违法乱纪的中国人不代表主流，这些人在柬埔寨造成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柬埔寨社会，也同样困扰着在当地守法经营的大量中国投资者。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否认中国投资对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相关问题的出现还有大国博弈、柬埔寨党派斗争的因素，也有柬埔寨政府治理能力的因素。我补充道：“我会花至少6个月时间在柬埔寨做田野调查，深入、客观、中立地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再来详细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这场风波让我深刻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投资在柬埔寨产生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18年12月到2020年12月，笔者数次前往柬埔寨，累计近一年时间在这个国家度过，调研重点是金边、西港及各边境赌场所在城镇，但足迹遍布大部分省区。期间共访谈柬埔寨5位部级官员、8位有勋爵名号的社会名流、1位军队上将和2位中将，各级政府官员以及中柬企业家、学者、外交官、非政府组织人士等上百人。访谈所得一手资料成为本文写作的重要基础。

　　本文研究结论所得是建立在大量的田调、文献研究及长期伏案写作的基础上的。每一个人的论文写作都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失眠，不痛不痒，但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熬的痛苦之一，稍不不慎人就会被推向万丈深渊。所幸我坚强地熬过来了。回想那段时间，一切恍若隔世，又像就在昨日。四年博士生涯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那种修行是一个人的孤独旅程，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和自己的灵魂对话，无处诉说，无法言说。很多人用“破茧成蝶”来形容这场鋭变，但我觉得这更像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过程。自己经历过这么一遭之后，切身体会到每一个最终戴上博士帽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勇敢、坚强、还敢于与自己较劲儿！

　　本文能顺利完成，离不开所有爱我和关心我的人的帮助。首先，感谢李一平教授和师母徐展曦女士，他们让我觉得重回厦大读书是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导师和师母像爱孩子一样关爱我们，师门充盈着团结、互助、有爱的大家庭气氛。导师总是担心学生补助金不够花，特别关照那些成了家有孩子的大龄博士生。师母开朗乐观，爽朗的笑声有“治愈功能”，能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在这个大家庭中我感受到了将伴随一生的爱与温暖，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里更加温良和善。导师在学业上对学生极开明，总是以建议的口吻引导而非强加科研方向意志给学生。他还根据学生秉性因材施教。博一时我的写作功底并不扎实，但文章交到导师手里后他总是先充分肯定，再指出具体问题并鼓励我再接再厉。他的指导让我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始终燃烧，若非如此我很难在学术道路坚持。此外，导师身兼院长之职，行政事务缠身，但他总抽时间对我们进行学术指导，甚至常在夜里十一二点还回复学生邮件。这种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

　　其次，我要感谢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凯恩（Un Kheang）教授。这位虽不会中文但能说一口流利潮州方言的柬埔寨华裔，是全世界研究柬埔寨政治与经济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博学多才而又热情助人的凯恩教授给予我的整个写作过程莫大帮助，包括推荐文献、书籍，到查找、收集文献以及引荐柬埔寨学者。我有幸经常和他探讨柬埔寨问题并受益匪浅。凯恩常说，西方学者没有渠道采访到中国投资者，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研究不完整甚至是片面的。他建议我作为有人脉资源可以采访到各领域投资者的中国人，应尽自己的努力让世人客观瞭解中国投资，为中国投资发出正确的声音。回望这两年的研究历程，我一开始只能扮演倾听的角色，随着学识和英文能力的提升，最后能与他较自如地开展讨论。有一天他感叹说：“Wow! You can argue now!”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进步与成长。对凯恩教授的关爱与帮助，我永远感怀于心。

　　我能走上柬埔寨研究这条道路，还要感谢我的师兄、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的杨晓强教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杨师兄谈及柬埔寨考察见闻，他基于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多年的积累和瞭解，建议我继续深入挖掘见闻背后的缘由和理论逻辑，还鼓励我将所思所得写成咨政报告。后期田调和写作过程中，杨晓强师兄不吝赐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感谢兼任洪森首相公使及柬埔寨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院顾问的陈·瑞西（Chhem Rethy）博士。他是第五代华人，祖籍福建同安，学识渊博，拥有3个博士学位。访谈时他特别激动地询问我福建的发展情况，对祖籍地的关心溢于言表。他开诚布公地向我分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给我介绍了柬埔寨许多知名学者。在上述暹粒会议上，也是他和凯恩教授站出来替我解围，替中国投资发声，才让那场“小风波”得以平息。

　　感谢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经商处邬国权参赞。邬参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聊了一个下午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情况。他的观点印证了我的研究结论，也让我意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感谢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洪森首相经济顾问方侨生先生的支持。方先生在访谈中从历史到政治、经济，给我提供许多新的资讯和视角。还要感谢柬埔寨福建会馆和广肇会馆、柬埔寨港澳侨商总会、柬埔寨国际商会、柬埔寨福建总商会、柬埔寨佛山总商会、中柬友谊台、柬中记者协会等机构。旅居海外的他们对祖国或祖籍国的感情真挚醇厚，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格外关照。特别是柬埔寨福建总商会的各位乡贤不仅在生活中给予我各种帮助，还为我引荐柬埔寨政府官员、各行各业的中柬企业家。师长、挚友们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在柬埔寨的学术人脉圈像“滚雪球般”壮大，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田野调查和论文撰写。

　　感谢我的同门师兄付宇衍、卡斯、陈世凤、曾守正、陈洪运、Ylber，他们对我这个“学术菜鸟”相当包容，多有指点。也要感谢外籍学生蓝中华、马志强（Bomb）、Maggie，我们四人同届又同门，常一起讨论学术、互相帮助。感谢我的师妹蓝翊嘉、曾大妹，师弟赵阳、汤国琛对我的帮助与关心，特别是翊嘉陪伴我走过人生中最艰难的许多时刻，给予我许多的温暖与爱。此外，感谢Leang、黄文光、冯自权、朱莉、史勤、王晗以及其他所有爱我、关心我、帮助我的挚友、同学们。

　　像我这个年龄的许多女性已囿于灶台和孩子，我还有机会坐在象牙塔里追逐梦想。这一切得益于我的家人对我无私的爱与包容。妈妈的一句话我仍记忆犹新：“作为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人生短暂，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吧！”感谢他们没有剪掉我的翅膀，让我尽情翱翔。最后，感谢我自己勇敢追随内心而活，有哭泣，不放弃！

　　这段岁月将成为一生宝贵的财富，鼓励我一路勇往直前。

　　罗晶晶
　　2020年12月于广东·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