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棒”制服仰光无赖

　　胡文虎在仰光一面读书，一面帮忙料理店务，侍候顾客。可是，有些本地顾客欺侮他年纪小，经常用本地话骂他、侮辱他。有时火了，他就和那些人争吵起来。父亲总是以笑脸向那些人赔不是，而板着脸孔教训自己的儿子。胡文虎感到很委屈，说什么都不愿意再站柜台，心甘情愿在厨房里打杂。

　　一天，一个经常欺侮他的本地人，由两个儿子扶着，又来“永安堂”看病检药。算药费时，他无事生非，胡说什么药不足秤，药价太贵，拒絶付款。父亲说了许多好话，他还是执意胡搅蛮缠。这时，胡文虎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扭住那无赖的衣领不放。本地人慌了，无赖两个儿子拔出小刀，气势汹汹地向胡文虎扑过来。胡文虎毫不畏惧，把手一松，那无赖一个啷跄跌倒在地。两个儿子赶忙去扶父亲，胡文虎趁机将厨房里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棒，丢在他们父子脚下。他们父子来不及细看，用手去捡铁棒时被烫得嗷嗷直叫，连喊“神棒！神棒”。从此，再没有本地人敢来无理取闹了。

　　“虎标”万金油问世

　　1908年，父亲去世，给胡文虎兄弟留下了惨淡经营的永安堂药铺。弥留之际嘱咐胡文虎兄弟，要将永安堂发扬光大，并不忘家乡故土。

　　当时永安堂还欠香港药材行的货款。父亲去世没多久，胡文虎就将店里现款换成港币，只身去香港还债。此后，只要是永安堂下的订单，香港药材商无不尽快发货。

　　20世纪初，西药给传统中草药带来强大冲击，永安堂业务每况愈下，但胡文虎依然坚信。几千年的中医中药自有其独特的疗效和优势，关键在于如何把中药材也制作成西药一样的丹、膏、丸、散。

　　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的想法——自己办药厂，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单方制成成药，那样就不愁没有销路了。他要把永安堂药铺变成制药厂。

　　母亲倾尽家中所有的金银现款和私蓄来支持儿子，只是嘱咐了一句：“这是你父亲留下的所有家当，切望你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接过母亲给的总值两千多元的家产，胡文虎暗暗发誓：一定要振兴永安堂。

　　他留下一半的钱给弟弟继续经营药铺，自己带着一千多块钱去香港坐庄办货，打算挣了钱购置制药设备。在香港，他一面办货，一面瞭解国内外药业的最新情况，并周游了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为了节约开支，他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廉价的便当。

　　胡文虎发现，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以及印度地区，人口稠密，蚊虫肆虐，暑热病盛行，西药虽然便于携带服用，但价格过高。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制新药，专治暑热头疼蚊虫叮咬，且要便于携带、价格低廉。

　　回到缅甸，他即购回一套新式的制药设备和各种的西药说明书。弟弟文豹自小学英文，帮助哥哥把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兄弟俩埋头于西药制作的奥秘中。

　　他们发现，中药完全可以按西药的制作方法，生产成系列性的简便成药。三个月后，“虎标良药”——万金油问世。

　　“只准华人入内游泳”，替中国人出一口气

　　胡文虎对帝国主义压榨与欺凌殖民地人民与华侨的有切肤之痛，在祖国家乡四年读书生活中又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忠孝节义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深深刻印在脑中，形成了他雠视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同胞、四海一家的思想观念。

　　胡文虎愤于1920年代上海英国租界外滩公园及虹口游泳池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30年代初期，他特地在新加坡自建游泳池，命名为“华人池”，门口挂上牌子“只准华人入内游泳”，一律拒絶接待洋人，替中国人出一口气。当地侨民拍手称快。此外，胡文虎兄弟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兴建的虎豹别墅（又称“万金油花园”）， 都向华人免费开放，任同胞进入参观游览。香港虎豹别墅占地宽广，富丽堂皇，园内雕塑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中华忠孝仁义思想。其中民族英雄林则徐塑像比真人略大，端坐太师椅上，神态刚毅、自信，以此弘扬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正气。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一部分的客家文化对胡文虎一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他曾宣称“天下客属本一家”，要求家人说家乡话。他念念不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甚至办英文《虎报》也不忘炫耀祖国文明，希望通过该报让洋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从中教育他们”。

　　组织客属团体，维护华人利益

　　1920年代后，客家乡亲纷纷从国内来海外，人数日众，分布日广，人事交往日繁，原有的地缘性质的同乡会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胡文虎在香港以乡音、乡情、乡思为纽带组织了第一个客属团体——“崇正总会”，这是当地各省客家人的总会馆。接着，他又与侨绅汤湘霖等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并被公推为会长，又在南洋各地组织成立了53个客属分会。通过下属星洲客属总会，胡文虎和当地殖民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华人参事局”的一名参事，积极维护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利益。“崇正总会”、“南洋客属总会”成为团结南洋客家人的核心组织和联系东南亚各地客家同乡的重要桥梁。

　　1939年8月，在南洋客属总会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文虎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称他“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人后”。当时举行筹赈祖国难民游艺大会，胡文虎当即以10万元购买名誉劵一张，以示爱国热情。

　　他也十分重视客家人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极力扶助世界客属事业的发展。1930年代，他悉力资助历史学家罗香林从事客家研究，撰写《客家源流考》等巨著，再现了客家先民五次大迁徙的悲壮史实，推动了全球“客家热”不断升温，经久不衰，一直延至今日五洲四海，都在致力于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

　　热爱国家，兴办医院

　　胡文虎因发售“虎标良药”致富，他兴办慈善事业，也以捐资于医药方面为最多，以创建医院、造福贫病为急务。1931年，胡文虎独资捐献37.5万元创办南京中央医院，4层大楼至今仍矗立于南京中山东路。1933年至1934年，他先后捐款60万元兴建汕头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福州福建省立医院（三院各20万元），还捐建广州民众医院、广西梧州医院、香港虎豹救伤处等12所医院。其他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麻疯医院、接生院（妇产医院）、安老院（养老院）、孤儿院有40多所。此外，还捐款办了收容流浪儿童的上海儿童教养所、广州儿童新村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致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修建县级医院100所，并汇款1000万元，分别存入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由于抗战胜利后又内战，通货膨胀，币值一贬再贬，这笔建造百所医院的巨款最后只剩下几张“金圆券”，因而计划告吹。

　　热心海外华人及国内的文化教育事业

　　胡文虎很早就在海外兴学。1928年，胡文虎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总理，为此校捐资数万元。对其他学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学校、养正学校、静方女校、南华女校以及美以美会女校、圣约瑟实业学校等，他或捐设备，或助经费。1935年，他独资创办新加坡民众义务学校，是当时南洋唯一设备完善的义务学校，惠及广大华侨贫寒子弟。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学的创办，并出任该校董事长，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如北马槟榔屿的钟灵中学、马六甲的培风学校以及霹雳、麻坡等地的学校，也得到他的捐助。他在海外创办和捐助的华侨学校达40多所。总之，胡文虎对海外所办的华文学校，采取“凡有请求，辄不悛拒”的态度，都酌情加以赞助。 

　　1934年，胡文虎向国民政府提出捐资350万元港币，准备10年内在全国兴办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至抗战爆发时已建成300所（其中福建70所，已基本上每县建了一所，江西也建了一部分），700所未建成，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后来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计划抗战胜利后兑换成现款，继续兴办小学。由于战后币值大贬，胡文虎建千所小学的宏愿无法实现，但他热心国内文化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不变。

　　胡文虎捐款给福建一些贫困、落后的山区办学。顺昌县元坑小学自创办20多年均无校舍，经县政府、县参议会、县教育局三家议定，将胡文虎先生捐款3000元拨给元坑建起校舍。武夷山的星村、五夫也各建了一所中心小学校舍,至今这里的人们仍然怀念着这位乐善好施的华侨企业家。穷乡僻壤的贵州瑶族山村，也有胡氏捐建的一所小学。其牌坊门之左，刻“贵州省立荔波水庆乡初级小学校”，其右则是“胡文虎胡文豹先生捐资建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胡文虎在国内还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建学院、广州仲凯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汕头私立回澜中学、汕头市立女子中学、海口海琼中学、厦门双十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华中学、厦门群惠中学等。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之类纪念性建筑物。

　　胡文虎小时曾回永定下洋中川老家上学，因此特别眷恋祖居地的教育事业。他独资创办下洋中川小学。1938年，他首先倡议筹建永定侨育中学（地址在下洋）。筹募办学经费，他又首先认捐20万元，并任校董会董事长。

　　1940年1月，创办半年的侨育中学被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下令封闭。胡文虎即致电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力请收回成命。校长胡兆祥又到永安面见省党部书记，严肃正告“侨育初级中学是胡文虎先生创办的中学”。慑于胡文虎的崇高威望和永定广大侨胞的压力，省党部不得不取消了禁令。永定私立侨育初级中学并于1941年11月在福建省教育厅成功立案，取得合法地位。

　　东南亚被日军侵占后，侨汇中断，永定侨育中学经济陷入困境。校长胡兆祥向胡文虎汇报募捐情况，胡文虎即慨捐国币1000万元，缓解了学校的经济困难。

　　1948年9月，永定县当局以保安团一个连包围侨中，逮捕了近20名师生。胡文虎知悉后，立即函电交驰，要求省、县当局释放被捕师生。不久，在各方压力下，被捕师生均获释放，学校也得以免遭解体的危险。

　　热心华人体育事业

　　胡文虎主张“锻炼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发展体育运动。早在1920年，胡文虎就以《星洲日报》的名义发起星洲男女排球竞赛。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议组织“新加坡中华体育会”、“星州华侨体育总会”。从1930年至1937年，新加坡共举行了5次华侨运动会，马来西亚举行4次运动会，每次胡文虎都捐巨款赞助，赞助经费达4万4千余元。从1929年至1939年，胡文虎先后资助星马华人派网球、游泳、篮球、田径等选手赴香港、爪哇、槟城、上海、澳洲等地比赛。胡文虎曾拨款60万元，支持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载誉而归，为华人扬眉吐气。此外，他还在海外为华人建设了许多体育场所，如星洲虎豹游泳池、暹京虎豹儿童运动场等。如此热心华人体育事业者，胡文虎实为第一人。

　　胡文虎对国内体育运动会也热心赞助，热心提倡，如闽南运动大会、全琼运动大会等，他都捐资鼓励或报销全部奬品。1935年秋，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胡文虎除赞助2.3万元外，还亲自率领马来亚华人选手回国参加竞赛。

　　内地体育团体和各类球队来新加坡参加比赛，他无不热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学足球队和复旦大学足球队先后远征海外，他都安顿在其私人别墅下榻，并设宴招待。很多篮球赛、羽毛球公开赛，甚至武术竞赛，他多亲临观看，并赠奬杯、银盾等，以资鼓励。

　　他还独资在内地修建体育设施，如1936年建海南岛海口白沙游泳场、福州体育场等。

　　创办“星系”报业，宣传抗日救国

　　胡文虎一生，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与人力办报纸。早在20世纪初，胡文虎便开始他的办报活动。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他独资兴办的第一家报纸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发刊的《星洲日报》。两年之后，他又在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办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也正式发行。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办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请名记者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是胡文虎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文虎迅速恢复战前已经出版的报纸，又在福州创刊《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第二年，又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报》，甚至购置了专为运送报纸的私人飞机，这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都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星系报业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

　　胡文虎的星系报业除了为万金油做广告，还带有明确的宣传抗日救国目的。在1938年《星岛日报》创刊号上，胡氏提出其办报宗旨首条便是“帮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1940年接办《总汇报》时，胡氏曾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竖民众之信念。”据香港《文汇报》顾问、原《星华日报》总编张问强先生回忆，1931 年《星华日报》开办以来就主张抗日。此报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进行激烈斗争，被誉为“华南最优秀的报纸”。以后在厦门办《星光日报》，在福州办《星闽日报》，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不少著名的文化人士，都曾经在星系报工作过，如郁达夫、金仲华、胡守愚，分别在《星州日报》、《星岛日报》、《星中日报》担任过主笔，发表进步言论，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华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8月创办的《星岛日报》，金仲华为总编，邵宗汉为主笔，该报以其鲜明的爱国倾向在海内外被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星州日报》还为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支援抗日代收代汇各种汇款100多万元。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星系报还通过胡氏的支持资助，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转到内地奔赴抗日前线，光香港大学生就有百余人。

　　胡文虎的星系各报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对促进华侨团结，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出钱出力，支持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文虎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并捐献2万元和药品给予切实支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胡文虎闻讯后，立即电汇国币1万元交《申报》社的史量才先生转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前线救伤之用。2月下旬，胡文虎再汇1万元委托永安堂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范其务发给前线伤兵每人5元，以资慰劳。胡文虎又及时将储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价值8000多元的纱布急运上海，支援何香凝组织的抗战救护队。淞沪抗战期间，胡文虎又以客属总会为据点，发动新加坡、马来亚一带侨胞赈济抗日。胡文虎本人捐3万元和大批药品支援十九路军，是南洋华侨界捐资最多者。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驰电赞扬说：“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胡文虎立即在他所办的星系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同时号召和资助香港红十字救护科毕业生500余人回国服务。

　　同年冬，胡文虎以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和南洋客属总会会长的名义，积极号召侨胞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募捐活动，他本人带头认购救国公债50万元。在胡文虎的带动下，东南亚有12个城市的华侨踊跃响应，至1938年底认购公债近1300万元，捐义款近2000万元，两项合计近3300万元，而胡文虎一人就达300万元之巨，是其中捐款最多者。对自己认购的巨额公债，胡文虎表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1941年春，胡文虎赴重庆参加参政会，捐献200万元战伤救济款，捐赠救护车4辆，纱布数万筒，药棉9000磅，绒布8万大捆，金鸡纳霜5万大桶，虎标良药上百万包，作为前线救伤用。至此，胡文虎捐助抗战和购买公债已超过550万元。1941年2月6日的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的位置报导胡文虎的生平，盛赞胡文虎的爱国热情，积极肯定了他对抗战大业和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

　　为支援祖国抗战，胡文虎在捐款、赠药和认购公债、慰劳伤兵、保育儿童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外人士一致公认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华侨中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个。他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的热烈赞扬和崇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奬胡文虎“情殷爱国，迥异寻常”。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予他一等金质奬章，军政部也颁发给他海陆空一等褒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文虎不幸于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被日寇拘审，软禁于半岛酒店，当问到是否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和是否“大力出钱捐助”抗日时，胡文虎毫不遮掩，并理直气壮说，作为中国人支持抗日是本着爱国的天职。胡文虎敢于坚持正义，为了民族尊严和华侨利益挺身而出巧妙周旋于虎狼间。在日寇占领香港期间，胡文虎捐助过数以千计侨胞、同胞的生活费用和返回大陆路费，捐款数十万元支持当地20多个民间慈善组织的救济难民工作，还以虎标药品换来粤产大米以平价售出，解决了香港的粮荒问题。

　　后来胡文虎的药业受到威胁，星系报馆被封，港澳同胞严重缺粮，陷于饥饿絶境时，他被逼与香港日方来往。又为解决日占区华侨的民食恐慌问题敢闯虎穴，不避“媚敌”之嫌，于1943年6月赴日面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要求解决港澳民食、恢复华侨组织等问题。他在港始终拒絶担任“维持会”会长职务，拒絶事敌，充分表现了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赤诚之心。

　　出奇招嘲讽国民党元老吴稚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空前高涨。侨居新加坡的胡文虎，一天收到从上海寄来的报纸，打开一看，被“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的大字标题吸引住了。报上说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不扺抗主义。上海各高校大学生，高举抗日旗帜，举行示威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吴稚晖这个国民党元老居然跳出来大放獗词，骂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是越轨行为。学生作了两首打油诗送给他，其中一首是：“什么靠左走，靠右也能走，日本打过来，有脚没路走。”吴看后暴跳如雷。大骂：“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胡文虎拿起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上海永安堂经理。不久，上海各报以半版的版面，登载了“永安堂”按照胡文虎意思写的大幅文字广告。广告通栏标题是：“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广大读者都知道是批驳吴稚晖的。吴看了这幅广告后要求警察局对“永安堂”兴师问罪。警察局认为师出无名，不敢下手，许多患者吃了“永安堂”的虎标成药后，放了几个大屁就完全好了，广告名正言顺。吴稚晖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再不敢随便到处“放屁”了。

　　热爱家乡，热心家乡建设

　　早在1930年代，胡文虎就出资8万元修筑闽西公路，并投资港币20万元兴办福州自来水公司。1933年蒋光鼐主闽时，致力于地方的改革与建设，组织“福建省建设委员会”，胡文虎应聘为该委员会委员，在医药卫生方面积极提供意见，并在《星州日报》发行“新福建”专刊，藉以推动福建省建设计划的实施。

　　1930年代中期，胡文虎已形成了全面开发八闽的战略构想，但很快就被日寇侵华的炮火所粉碎。

　　新加坡永定会馆会刊《永定月刊》于二战后编辑、出版，两年后停刊。胡文虎始终充当其经济支柱，还授意在刊物发表由编委胡浪曼代笔以胡氏名义署名的文章多篇，有关家乡建设的如《永定经济建设议》、《号召建设福建》、《为福建经建公司事告海外闽侨》，倡议侨胞建设家乡。

　　抗战胜利后，胡文虎在1946年8月18日的《星洲日报》上发出《建设福建之刍议》一文，发起了移闽侨财富回国建设故乡的“经建运动”。胡文虎还奔走呼号于新加坡、香港、厦门、福州、上海、南京各大城市，为筹建“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胡文虎担任“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筹委会主任，后又任经建公司董事长，准备经营金融、交通、工业、矿产以及茶叶、水果等土特产。该公司总资本初步定为国币300亿元（法币），计划在东南亚募股200亿元，在国内募股100亿元，他自己率先承担10亿元。胡文虎曾几度飞往南京洽谈成立“福建建设银行”事宜，认为是开发建设福建、吸收资金、吸引闽侨外汇回国的关键项目。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无意支持“经建运动”，这一项目遭到了阻碍，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下令禁止开设福建建设银行。这样，侨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严重打击，胡文虎发起建设福建的构想再度落空。但其念念不忘“故乡兴革”，竭诚谋虑“有惠桑梓”的拳拳赤子之心，却赢得海内外人士的一致敬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胡文虎先后几次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表示愿意捐助祖国的公益事业。他表示：“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以示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拥护。并电广州永安堂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立即人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2万份。由于种种原因，胡氏的意见没有被大陆方面接纳。但胡文虎的爱国痴心不改，1951年春，他特派胡梦洲回广州购买建设公债5亿元（旧人民币）。

　　广济博施，致力华人公益事业

　　1924年，永定天大旱，闹饥荒。胡氏联合胡重益、胡兴九出资买外国米，由汕头运入，辗转运到永定，以比市价低30％的价格出售，救济饥饿村民。   

　　1926年，他资送200名贫病老华侨返回中国，每人发给现银10元及虎标良药一大包。次年春，又资助另300名回国。

　　1927年夏季漳州水灾，1928年春季汉口火灾，1935年夏季长江水灾，1937年春季西藏大旱灾等，他先后捐赠50万元以及大批虎标良药给灾区急用。

　　1935年捐资20多万元，在福州、厦门、泉州、永春各建一所新式监狱，还设立技艺部，使犯人在监禁期间能学一技之长，出狱后得以谋生，不致重入歧途。同年，捐2万2千元修理杭州六和塔及潮州湘子桥等名胜古迹。

　　1938年厦门沦陷，福建严重缺粮，胡氏立即集资组织公司在海外购大米10 万多包，运往漳州、泉州，平价上市；同年冬捐款1万元，作为香港救济难民委员会费。1941年香港沦陷后，胡氏捐款救济粉岭儿童救济院，收容孤儿数千人。

　　胡文虎历来乐善好施，叮嘱各处永安堂，凡是举目无亲的外出同乡，有特殊困难需要帮助的，都应酌情照顾。下洋月流曾昭生在西安解放前夕从西安逃难路经上海已身无片文，受上海永安堂资助才得以买车票回到家乡，数十年来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