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清代，琉球每两年到中国朝贡一次，清朝皇帝更八次派出册封使，为新任琉球国王举行册封仪式。在清朝众多属国中，与琉球看似平凡的往来，其实却一点也不容易。琉球与中国之间相隔大洋，那霸与福州相距近一千公里；从北京出发的册封使，必须先行超过两千公里的陆路到达福州，再横渡近一千公里的大洋方可扺那霸港，但遥远的距离丝毫不减双方来往的紧密。清廷为保护册封使臣的安全，并宣扬大清国威，每一次的出使皆动员水师将弁，以期保驾护航，以竣大典。

　　当时以风帆为舟的交通时代，往来福州与那霸两地皆须等候季风，夏季乘西南季风从福州出发，回程乘东北季风由那霸港回国。期间，册封团队在琉球国至少停留五个月以上。除受天候影响外，海盗滋扰的问题更是严峻。自干隆朝晚期到嘉庆期间，东南沿海海盗猖獗，洋面不靖，护航册封使的水师船队之战力更显重要。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中，有不少派令水师保护册封使臣的记载；但这些水师是如何组成的，以及水师将弁要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还有封舟是怎么选定的，直到目前并没有人研究过。本文使用较多的文献档案，梳理清代八次出使琉球国的水师军队组织、任务及其封舟用船。再以册封使臣回国所撰写的使琉球録，叙述自康熙二年（1663）至同治五年（1866）的两百年间，这群护航水师曾经遇上怎样的经历与困难，而清廷又是如何筹备及调配的。

　　【关键词】册封使；封舟；清代水师；琉球；清代海洋史

　　【要旨】清代、琉球は二年に一度中国へ朝贡し、清朝の皇帝は琉球国の新王を册封するために册封使を八回も派遣した。清朝の诸属国の中で、琉球との交渉は一般的に见えたが、実は困难が多かった。中国と琉球は広い海を隔て、福州と那覇は千キロメートルほど离れている。北京から出発した册封使は、二千キロ以上の陆地を経て福州に着き、また千キロ近くの海をわたり那覇港に到着する。道程は远かったが、中国と琉球は紧密な关系を続けてきた。清朝廷は册封使の安全や册封仪式を顺调に进むため、また清国の国威を発扬するため、护送水师を派遣した。

　　当时の交通手段は帆船であったため、福州と那覇との航行は季节风の影响が强かった。夏季、西南の风に乗って福州から出発し、帰国にあたっては东北の风に乗って那覇港から出航した。册封使は琉球にせめて五か月以上滞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天候の影响のほか、海贼の问题も深刻であった。干隆朝晩期から嘉庆朝にかけて、东南沿海の海贼袭撃事件が次々と起きたことから、册封使を护送する水师船队の戦闘力が最も重要になった。台湾の故宫博物院に所蔵された清代档案に、水师の派遣と册封使の守护に关する记録が多く见受けられる。ところが、この水师たちの构成や任务、および封舟の选び方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まだない。本稿では、数多くの文献档案を利用して、清代八回の册封使节団の水师军队の组织、任务、およびその封舟用船について整理してみたい。そして、册封使は帰国后书いた使琉球録を参考资料として、康煕二年（1663）から同治五年（1866）までの二百年间、これらの护送水师はどんな体験をしたのか、どんな困难にあったのか、また清朝廷はどのように护送水师を配置したのかを研究してみたい。

　　【キーワード】册封使　封舟　清代水师　琉球　清代海洋史

　　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中，有不少派令水师保护册封使臣往返琉球的记载；尤其自干隆晚期到嘉庆朝期间，东南沿海海盗猖獗，洋面不靖，前往琉球的使臣，更需要水师的保护，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清廷为保护册封使臣的安全，并宣扬大清国威，每一次的出使皆动员水师将弁，但这些水师是如何组成的，以及水师将弁要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还有封舟是怎么选定的，直到目前并没有人研究过。本文拟就上述议题，说明清代时期，册封琉球使臣的护航水师。

　　一、缮兵选将—护航水师的编组

　　清代派出使臣册封琉球新王共计八次：康熙三次，干隆一次，嘉庆二次，道光一次，同治一次。历届册封使臣、受封琉球国王以及护航水师的编组整理如表一，出使时间以使臣自福建出海、扺达琉球国那霸港，以及使臣回国，离开琉球国那霸港、扺达福建的时间。而护航水师的编组，依序详列水师军官姓名、官职与所领兵丁人数。清代八次往封琉球国王的护航水师编组，其详细以及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不仅没有人研究过，似乎也没有梳理过的迹象；以下拟就护航水师的史料略做爬梳，并略述水师将弁的任务，以为野人献曝之资。

　　康熙二年(1663)与二十二年(1683)，这两次清代最早的册封，目前查不到关于护航水师编组的任何记载。第三次出使，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护航水师是守备与千总各一员，分别是蔡添畧与蔡勇。

　　渡海兵役……护送守备一员（海坛镇左营守备蔡添畧），千总一员（蔡勇）。官兵二百名（闽安镇烽火营海坛镇左右中三营各四十名）……。（徐葆光《中山传信録》）

　　清代緑营武官的职官官阶，根据《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从上到下依序是：提督（从一品）、总兵（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其中提、镇（即总兵）、副、参、游，一般可称之为将军。守备、千总的官阶并不高，在緑营中属中阶武官。而「官兵二百名」的记载应该有误，应该是兵丁二百名才是；因为扣除两员武官之后，兵丁如果只有一百九十八名，不是一个整数，似乎并不方便整体的指挥。

　　干隆二十一年(1756)的相关史料，主要见于福建巡抚钟音的奏报：「……督标都司陈嘉言、提标水师千总刘显宗……据开两船带去营兵一百六十八名。」其中一名武官的官阶从守备提升为都司，而兵丁人数却只有「一百六十八名」；可是无论是武官官阶，或是兵丁人数，却都与嘉庆五年(1800)闽浙总督玉德的奏报不符：「仍查照上届章程，选派明练水师，守备一员、千总一员，带领勇干兵丁二百名。」（图一）玉德所说的是依照「上届章程」，也就是说，嘉庆五年(1800)的是依照干隆二十一(1756)年章程办理的，其「守备一员、千总一员……兵丁二百名」的编组，理应就是干隆二十一年(1756)的编组，却与钟音的说法明显不符。

　　嘉庆五年(1800)的护航水师编组，若依玉德上述所奏，仿照上届即干隆二十一年章程，派员守备及千总各一员，领兵丁二百名，却与当时册封副使李鼎元所记述「二十六日戊寅……与抚军（按：巡抚汪志伊）商去千总而添都司。」不符。原来经过一个月之后，当册封使臣扺达福州时，再与抚军讨论武官人选之后，将领的派员又有了调整。玉德于同年五月初四日另奏：

　　……臣玉德先已照例选派闽安协左营都司陈瑞芳、南粤（澳）镇标左营守备王得禄，挑选水师兵丁二百名，随带军械分配两船……。

　　兵丁人数相同，而其中一员武官官阶从千总改为都司，这一点倒是与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的记载「去千总而添都司」，两相吻合了。

　　《使琉球记》也大略记载了水师编组的过程及情形：

　　（闰四月）十七日己巳……有守备王得禄来谒，云「兵尚未调齐」。

　　二十六日戊寅……与抚军（按：巡抚汪志伊）商去千总而添都司。

　　二十八日庚辰……都司陈瑞芳来谒，云渡海兵已集……陈瑞芳领百名，护头号船；王得禄领百名，护二号船……武官辖兵，文官管役，体统肃然。

　　嘉庆五年，册封使臣扺福州之后，护航水师兵丁实尚未调齐，是否也因如此，册封使臣才与巡抚汪志伊将护头号船将领改为都司一职，因为去千总而添都司之后两日，渡海兵丁便已召集完成。「去千总而添都司」，是将正六品的千总改成正四品的都司，是否因更换职官进而影响效率呢；因此嘉庆五年两员武官为都司陈瑞芳与守备王得禄，各带领兵丁一百名，分护头号船与二号船。

　　嘉庆十三年(1808)的编组，有了较大的变化。先是在嘉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闽浙总督阿林保与福建巡抚张师诚联名奏报：「比照上届，加派兵丁六十名，共派兵丁二百六十名，挑选干弁管带；交与熟悉洋面、剿贼勇往之水师参将陈照、游击陈玉龙二员统领，妥为护送。」（图二）其后，两人于闰五月初三日的联奏则说：「原派护送前往之参将陈照，因病身故，臣等已另派缉捕勇往、熟悉洋面之海坛右营游击吴安邦，会同原派游击陈玉龙，统领弁兵，在船护送……本年臣等奏明加派六十名；今与使臣齐鲲等商酌，二船内分配多兵，殊觉拥挤，天气暑热，恐生疾病……是以于加派兵丁六十名之内，抽下四十名，较上届仍添兵二十名……。」（图三）然而道光十八年(1838)闽浙总督钟祥等人提到嘉庆十三年(1808)的情形，

　　其奏报内容又稍有不同：「上届嘉庆十三年，系因海洋未静，派委游击都司各一员、千把四员，并于额带兵丁二百名之外，复加派二十名，随船护送前往。」（图四）

　　根据上述阿林保等人的奏报分析，无论是武官层级，抑或兵丁人数，都有较大变化。首先在武官部分，从正四品都司提高到了从三品游击，而且两员都是游击；若非原派陈照病故，还可提高到正三品参将。至于钟祥等二人所说都司，因为没有人名，无从考察了；但可注意的是，增加了四员正六品的千总武官。其次在兵丁人数上，虽然最终派往琉球的实际人数是二百二十名，只增加了二十名，但阿林保原先是想增派六十名的，因为船舱空间太过拥挤，增派员额才裁减为二十名。此一重大变化的原因，阿林保与张师诚都没说明，反而是钟祥与魏元烺说了，「系因海洋未静」，这明显与东南沿海海盗的大肆猖獗有关：嘉庆十二年(1807)底，负责剿捕剧寇海盗蔡牵的浙江提督李长庚阵亡，而剿灭蔡牵的工作，则要到十四年(1809)八月才由曾经担任过嘉庆五年的护航水师将领王得禄完成。

　　道光十八年的水师编组，似乎回复到原来的编制：

　　此次据该国接封夷官郑良弼禀称：海洋平静，弁兵夫役人数过多，舟中难免拥挤，恳请量为减派等情。臣现拟派委闽安协标右营都司陈显生、请升金门左营游击之水师提标右营守备周廷祥，照例带兵，随船护送。（图四）

　　上述钟祥与魏元烺的联名奏报提到了护航水师的两员武官的派员过程，而兵丁人数则见于册封使臣林鸿年与高人鉴的奏报：「准巡抚臣魏元烺，选募渡海商船二只，调拨护送武弁二员、兵丁二百名。」（图五）武官是都司、守备各一员，兵丁人数二百名，与嘉庆五年的编组完全相同。最堪玩味的是，在钟祥与魏元烺的奏报里，提议减派弁兵人数的竟然是琉球国的接封官员郑良弻；照说保驾护航水师人员的派遣，应该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权责，钟祥为何要在奏报中「大权旁落」，甚至还说是琉球国官员的意见。最主要因素在于，使节团到了琉球国之后，其供养经费都是琉球国王的事，人数愈多，琉球国的负担也就愈重。

　　同治五年往封琉球国王，这是清代，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是中琉封贡关系的终章；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一切都只能率由旧章。左宗棠与徐宗干奏报提到护航水师的编组是：「所有应派护送官兵，由臣左宗棠委现署金门右营游击水提后营游击谢国忠、现署闽安右营都司水提左营守备肖邦佑，照例选带兵丁二百名。」武官是游击与守备，兵丁人数则一仍旧惯。

　　经过以上对史料的爬梳、整理，以及分析与说明，对于保驾护航水师的编组，我们有了大致的瞭解。清代八次册封琉球的过程，除了前两次（康熙二年与二十二年）的史料付之阙如，无从查考外，水师的编组，除了嘉庆十三年，基本上有武官二员、兵丁二百名。武官统辖兵丁，其官阶最高到正三品的参将，最低到正六品的千总，一般是游击、都司、守备，大概是中阶的武官。而兵丁人数有差异的是干隆二十一年的一六八名，与嘉庆十三年的二百二十名，前者人数较少的原因不明，有待查考；后者人数较多的原因，在于当时正是东南沿海海盗蔡牵、朱濆等大型海盗集团，最为活跃、也是最猖獗的一段时间，这也是嘉庆十三年水师武官员额最多（另外还有较低阶的千把四员）、官阶最高（原派参将）的原因。

　　二、千里之任─册封使节团的海上长城

　　从以上爬梳史料的过程可以知道，护航水师官兵的首要任务，莫过于让册封琉球国王的使节团，能够安全地往返福州与琉球国那霸两地之间；尤其干隆晚期与嘉庆朝，东南沿海骚扰，出现了以蔡牵、朱濆、张保仔等为首的大型海盗集团，洋面很不平静，防御海盗成了护航水师最重要的任务：嘉庆五年的年轻军官－守备王得禄，在回程因为指挥得宜、击溃海盗的优异表现，不仅维护了使臣的安全返航，也因此获得长官－闽浙总督玉德－的赏识；王得禄保驾护航的事迹，在册封副使李鼎元完成任务回国后所编着的《使琉球记》里有更多更详细的记载。例如回程时，封舟在洋面遭遇海盗的过程，《使琉球记》是这样描述的：

　　（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巳刻……见温州南杞山，舟人大喜。少顷，见北杞山，有船数十只泊焉；舟人皆喜曰：「此必迎护船也！」雾渐消，山渐近；守备登后艄以望，惊报曰：「泊者，贼船也！」……守备又报贼船皆扬帆矣……乃下令曰：「贼船未及三百步，不得放子母炮；未及八十步，不得放鎗；未及四十步，不得放箭。如果近，始用长枪相拚。有能毙贼者，重赏；违者，按以军法。」……中二船较大，复鼓噪由上风飞至。余曰：「此必贼首也！」密令柁工将船稍横，俟大炮准对贼船，即施放一发，中之。炮响后，烟迷里许；既散，则贼船巳尽退。是役也，王得禄首先士卒，兵丁吴得进、陈成德、林安顺、张大良、王名标、甘耀等鎗炮俱无虚发，幸免于危。

　　(李鼎元《使琉球记》)

　　文中「守备」指的是王得禄，因其官职为守备；「余」是作者李鼎元的自称。在论述引文之前，有一点需要先说明的是：册封琉球的封舟，向来都有两艘：头号船与二号船，册封正副使臣与护航水师的指挥官应该都在头号船，此次的水师指挥官是都司陈瑞芳，守备王得禄护二号船；可是陈瑞芳病死琉球，回程时，保驾护航的责任，自然全都落在王得禄身上了。而王得禄终究也成为一名水师名将，緑营武官最高阶的从一品浙江提督、福建水师提督，有生之年还两度获得宫衔－太子少保、太子太保，逝世后被追赠更高的宫衔－太子太师，今天嘉义太保就是以其获得的宫衔命名的。

　　上引文中描述了护航水师将领倚赖知识与经验，识破了在北杞山的数十只船，并不是总督派出的迎护船，而是海盗船，争取了准备迎战的时间；其次是，何时放子母炮、何时放鎗、何时放箭、何时用长枪，下令的好像是李鼎元，可是李鼎元只是一个翰林出身的文弱书生，莫要说是水师海战，即便是陆战都未曾经历过，又怎能知道海战的战术运用，这当然是王得禄提供的；又其次，击溃贼首船只，想必也应该是王得禄的指挥。但也因李鼎元的记载，首次将水师官兵的首要任务－保驾护航－更生动的纪録下来。

　　在封舟上熟练的操驾兵器、目标明确的狙击海贼，其中配置于封舟的武器「子母炮」、「鎗」、「箭」及「长枪」，以及指挥作战的过程，皆是首次完整地呈现文字上。其中，「子母炮」（图六）一词自康熙以后出现。康熙三十年（1691年）设立了火器营，设鸟枪护军，每人各给鸟枪一，八旗各给子母炮五，专司练习火器。干隆以后，从对子母炮的操演重视下，可见其普遍性。《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干隆十八年，俟汉军演放枪炮事毕。满州火器营统帅参校兵丁，往芦沟桥演放子母炮十日。……」，由此可见子母炮已逐渐成为八旗军的主力野战火炮。「子母炮」因火炮发射状为母送子出坠后碎裂而为其名，如西洋炸炮，是源自明朝的武器－「佛郎机铳」。「子母炮」保留了佛朗机铳子母炮的设计，但为了使满州铁骑在移动时不受拖累，铳身重量设计在一百斤以下，故而多使用熟铁铸造。虽然火炮的破坏力降低，但随着倍径加大，炮口初速增加，火炮的射程因此增远。

　　清代水师的战船，因船只形制大小的不同，所配置的火器也略有差异。陈良弼在《水师辑要》中的〈赶缯船备用器械〉：「大蓬一面、头蓬一面、……大贡铳二门、平头铳二门、子母铳十枝、……钩镰枪六枝……。」在〈艍船备用器械〉中也见有子母礟的配置。此外，我们可以从《使琉球记》中，看见使用子母礟的作战经过：

　　……未几，贼船十六只吆喝而来。第一只已入三百步，余举旗麾之，吴得进从柁门放子母炮，立毙四人，击喝者堕。海贼退不及入百步，鎗幷发又毙六人。一只乃退，二只又入三百步，复以炮击之，毙五人。稍进，又击之，复毙四人，乃退去。其时三只贼船已占上风，暗移子母炮至柁右舷边，连毙贼十二人，焚其头蓬，皆转柁而退。中二船较大，复鼓噪由上风飞至。余曰：「此必贼首也。」密令舵工将船稍横，俟大炮准对贼船，即施放一发，中之。炮响后，烟迷里许。既散，则贼船已尽退。（李鼎元《使琉球记》）

　　「从柁门放子母炮，立毙四人」、「暗移子母炮至柁右舷边，连毙贼十二人」、「密令舵工将船稍横，俟大炮准对贼船」等等，清楚的描述了经过改良后的子母礟，同时增加了灵活性与攻击性，可说是水师战船上不可或缺的武器了。到了嘉庆十三年的扩大编组、调高指挥官的编阶，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段时间，正是蔡牵等海盗集团最活跃、最猖獗的时期。

　　除了海上盗贼，干隆二十一年，册封使节团的两只船都遭遇了台风，正副使臣的头号船虽然到了琉球国，二号船却被吹回了浙江温州，地方官员的作法是，赶紧找了另外一只船，仍然要这些水师官兵赶到琉球国去，原因是：

　　饬令收泊温州之官兵人等，飞驾回闽，重整军装，另换船只，相度风色，速行开驾前往。伺候钦差举行典礼，事毕护送回棹，以肃威仪，以昭慎重。（图七）

　　奏报中提到了最为关键的「事毕护送回棹」，护送使臣安全返航，是护航水师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海上，护航水师的另一项任务是，举行「过沟祭海」（图八）的仪式，《琉球国志略》是这么说的：

　　（六月）十一日……行船四更，见钓鱼台……十二日……是夜过沟，祭海。

　　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船作御敌状。问沟之义，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复兵之，恩威并济之义也。（图九）

　　册封使臣从福州出发之后，在海上一路往东，过了钓鱼台列屿之后，不久就来到了海沟；这一道海沟，又称黑水沟、黑沟洋，是潮流行经之处，常常风强浪急，造成海象的不稳定。因此封舟到了海沟时，就要举行祭海神的仪式，以祈求平安；仪式之中有「诸军皆甲露刃，俯船作御敌状」，此一仪式非水师官兵不能作。祭海仪式，不仅是人类用敬畏之心面对未知的大自环境，亦是在漫长的航程中，借此仪式提高士气。因为这道海沟是「中外之界」，出了外海，将会遇上怎样的考验，一切都无法预料。

　　更特别的是，护航水师在琉球国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协助伺候钦差举行典礼。笔者在由闽浙总督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喀尔吉善与福建巡抚降一级留任钟音的联合奏报及李鼎元《使琉球记》中，发现了以下两件资料：

　　……臣钟音复访，闻兵役尚有挟制使臣，阻送水菜……七月二十四日使臣牌示，定于二十七日前往致祭已故国王，翁元、黄登复声言：『恤赏未给，兵丁不去伺候，姚章亦称『衙役亦不跟随』……都司陈嘉言将税银分给船户一千两，其余二千两，在船共一百八十六人，各分十两余，为酬神演戏之用……（闽浙总督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降一集留任钟音奏）

　　这是一折在干隆二十一年随往册封琉球国王的水师官兵，在琉球国滋事的调查奏报，本文不讨论当年水师官兵在琉球国如何闹事，但从调查的过程中可见，水师官兵除了在船上负责使臣们的安危，到了琉球国必须从旁协助使臣在琉球国的所有活动，「谕祭先王」便是其一。

　　七月朔日辛巳，行香。余至天后宫数次，见大门内有左厢北向，屋甚小，遂不经意。至是，启视之，中供龙神行像；云国王祷雨，则载像至丰见城，设坛以祀。前六月朔，祷雨得雨，龙神与有力；亦宜致礼。因命王守备：自后朔、望分献焉。前陪臣请先王庙中匾并天后、关帝对额，随书付之；是日巳刻成，挂壁间矣。世孙遣官起居如例。（《使琉球记》）

　　从目前征集的史料来看，水师兵丁在琉球国的记载鲜少，而李鼎元的这段记述，亦可知使臣在琉球的活动、公务差遣等，仍由水师兵丁负责。今天使馆（今那覇市东町二六—一）的遗址，已不复见，但天妃庙（图十）仍保有部分遗迹，而王得禄当年出使琉球，每遇初一、十五时便会来此行献敬香。除此之外，另一项大典便是册封琉球新王。我们还可以从《册封使行列图》（图十一）看到，行进队伍里的水师官兵形象；从天使馆到首里王城，水师官兵都要随侍在侧，得以肃威仪，以昭慎重。

　　三、鸠工庀材—封舟用船

　　封舟方面，清代最早的一次出使船只选用已有史料记载。根据转述记载，康熙二年的封舟是承袭自明朝的惯例─新造封舟，明朝可谓纵横海洋的大国，对于造舟已有长久的经验，但也许也因如此，造舟产业开始产生了弊端，诸如：采木骚动、麋费官帑、奸吏假手、经时累岁；而康熙二十二年选用水师的战船，虽然杜絶了上述弊端，却因每次册封来回，至少都要三五个月以上，会否躭误了水师对战船的使用，降低了战力，因此自康熙五十八年起，就以雇用商船为主。且雇用商船，有着如下的优点：一是节省经费与时程，二是商船都有行驶远洋的经验，其船只显然也经得起往来琉球国的考验，三是遇到临时突发的状况，譬如同治五年头号船搁浅的情形，换雇已经应过差使的船只，可以达到「费轻办速」的效率。

　　船只大小，以康熙二年的造船最大，长十八丈，以今天尺寸来说，在五十公尺左右，显然造船虽然所费不赀，却可以有最宽广的空间；最小的船只，以目前史料所见，则是嘉庆五年的，长仅七丈，还不到康熙二年的一半长，同样是二百名水师兵丁，却要生活在不到一半的空间里，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其拥挤程度。清代八次出使琉球的封舟，如何选用、大小及形制，依序列表如下：

　　康熙朝共有三次册封琉球国王，关于其封舟的记载，我们可由《中山传信録》中略知（见表二）；康熙二年，封舟的产生仍承袭明制「新造封舟」。；康熙二十二年，已现有战船充当封舟，因当时正治兵攻台湾，遂不候造船，径取战舰渡海；至康熙五十八年，又有了新的制度：

　　册封命下，臣等未到闽前，督臣满保移檄各镇选大船充用……二船取自浙江宁波府，属民间商舶，较往时封舟大小相埒，而费轻办速，前此未有也。

　　（徐葆光《中山传信録》）

　　「新造封舟」需耗费太多金钱、资源以及期程之事，见之于《中山传信録》的记载：

　　从前册封，以造舟为重事，历考前册，采木各路，骚动夫役，开厂监造，糜费官帑，奸吏假手，为獘无穷，经时累岁。其事始举自前明，以至本朝册封之始，其烦费迟久，前后一辙也。（徐葆光《中山传信録》）

　　在康熙中期，建造大船需花费万两，若能从现有的船只中选用，势必节省不少经费。再者，出使琉球期间短则五个月，长则待上十个月，若每次册封皆以战船充之，必定会影响水师的用船。又沿海商业逐渐发展，因贸易而产生的巨舶颇多，对于选雇已经有远洋经验的船只（户），相对比较有保障。因此「选雇商船」制度的建立，似乎是最合适的选择。

　　此外，同治五年，头号船于福州放洋不久后便搁浅，又遇上连日暴风，封舟受损，更换封舟迫不可待。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等，实时选雇曾经在道光十八年应差到过琉球的商舶—「邱大顺商船」为封舟：「咨商臣等换雇船只……有进扣邱大顺商船，该船曾应差到过琉球，即禀商使臣改雇换坐……。」

　　五月十三日放洋后搁浅，六月初四日重新启行，确实达到了「费轻办速」的效率。

　　封舟产生的方式，自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在战船中挑选适合远洋的船只；到了五十八年，自民间选雇商舶担任封舟，尔后的五次册封都依此办理。往后便形成了每当出使琉球之时，使臣未扺福州之前，闽浙总督及福建巡抚等便会在商用巨舶中挑选适用只船，以租用的方式，作为封舟。这种方式，不仅缩短了封舟产生的期程，节省了经费，杜絶了「采木骚动、麋费官帑、奸吏假手、经时累岁」的弊端，而且大部分的巨船皆已有行驶远洋的经验，是经得起惊涛骇浪的考验。

　　根据表二所列，封舟大小的记载，材料并不完整，船只大小也不同：康熙二年，封舟长十八丈，是清朝八次前往琉球的封舟中最大的船只；而最小的船只大概是嘉庆五年的，副使李鼎元记载：

　　舟身长七丈，首尾虚艄三丈，深一丈三尺，宽二丈二尺；较歴来封舟，几小一半……二号船，大亦如之；无龙骨。余又力争，众口以为可用；余不能强，但令加櫆藤勒肚。(李鼎元《使琉球记》)

　　康熙二十二年、五十八年，甚至干隆二十一年的封舟，船长至少都有十丈以上，这「几小一半」封舟所乘载的人员，并没有比其他各次都少，可见嘉庆五年的封舟实在太拥挤了。但是李鼎元所说二号船「无龙骨」的情形，又与《宫中档》闽浙总督玉德当时的奏报：不仅挑选到结构坚固、篷索桅舵完整，且经琉球陪臣梁焕等查验后皆认为「二船最好」（见图一）的描述，实在有很大的出入。

　　至于封舟的形制，康熙二年「张学礼记，形如梭子」；康熙二十二年，汪楫记「选二鸟船充用」，可见当时是以鸟船作为战船的。康熙五十八年，封舟同时有了文字与图像的记载。康熙五十八年以前的，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图像数据，一是梭子船，一是充当战船的鸟船；康熙五十八年与干隆二十一年船只，都有图像数据在徐葆光的《中山传信録》与周煌的《琉球国志略》里面，两个船图几乎相同，除了有大桅、头桅，妈祖桅杆上也加上了布篷（尾送），形成了三桅三帆，以及其他辅助风帆，理应是福船系列里的同安船；而嘉庆五年的船只虽小，根据李鼎元的描述「海船以鸦班为重，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各披红执旗，缘一绳而上，疾如飞……。」当时的封舟也有三桅，应该也是同安船。而封舟是官船的一种，又与册封属国的体面攸关，理应选用又大、又好、又安全的船只。

　　康熙五十八年的封舟《册封琉球全图·封舟》（图十二）、《中山传信録·封舟图》(图十三），与院藏周煌《琉球国志略》中的封舟图（图十四）几乎是相同的船型，原本为二桅帆船：大桅与头桅，另外在船尾的妈祖桅杆上，除了妈祖旗，加挂了布篷的风帆（尾送）。此外，封舟与民间船舶主要区别是辅助帆众多，大桅上的「头巾顶」，是官船纔可挂上的，其他如「头缉」、「头幙」、「插花」和妈祖旗杆所挂的「尾送」，这些额外增加的布帆，都是为了增加航行速度与防御能力。而船尾设有神灯，尾舱设有神堂，妈祖旗杆上挂有妈祖旗，每侧船舷绘有五个圆形鸟图腾，是为祈祷册封之行顺利，乘载使臣及随封人员平安往返。

　　此外，「尾送」挂上后如同船有三桅，这大概是影响赶缯船改良成为三桅，为同安船或其前身的原因。

　　嘉庆五年，封舟的形制有了改变。李鼎元《使琉球记》：「……海船以鸦班为重，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各披红执旗，缘一绳而上，疾如飞……。」《使琉球记》里虽然没有特别绘制封舟图，但从文字记载「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可知嘉庆五年的封舟形制为三桅，新增的一桅或取代了原来挂在妈祖旗杆上的「尾送」，与院藏军机处档奏折録副，嘉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折之附件〈集字号大同安梭船图〉（图十五）、〈一号同安梭船图〉（图十六）相同，为同安船。同安船的前身为赶缯船，经过改良后使用三根桅杆，其中主桅的高度比同一级的赶缯船高一丈，受风力增加，航行速度增快，不仅提高防御力，操驾起来更为轻松。因此同安船在嘉庆之后，不仅是商船，同时也是海盗船与水师战船；我们更有理由认为，防御力更强、安全要求更高、船速更快的封舟，在干隆二十一年之后，应当都是同安船。

　　四、结语

　　挑选水师官兵，与陆路不同，水师必须以水战为事。不仅得通晓水性、更不得畏水晕船，以能凫水者为长。特别是水师将领为兵丁的领袖，对于风云气色、岛屿形势、操驾舟船与指挥作战等都必须熟练。而兵丁中，能有驾驶船只得宜，且能在行驶的船之上施放枪炮有准之人，才得以成为坚固的海上长城。

　　至于护航水师的编组，无论是闽浙督抚与册封正副使臣的奏报，或是中央礼部的题请，其员额都相当一致，基本上是：水师武官二员、水师兵丁二百名；这也都记载在嘉庆朝与光绪朝的《大清会典》里。至于武官的官阶，大概是从正三品的参将到正六品的千总，以游击、都司、守备等中阶官员为主；唯一例外是嘉庆十三年的员额，增加了四员较低阶的「千把」。兵丁员额编制是二百名，不同的两次是干隆二十一年的一百六十八名，与嘉庆十三年的二百二十名，前者原因不明，尚有待查考；后者原因很清楚，而且与同一年武官员额增加、品阶升高的原因一致，都是因为东南沿海海盗蔡牵、朱濆等大型海盗集团，在这一段时期大肆活跃、猖獗，致使海氛不靖有关，为了册封使节团往返的安全，不能不加强其防御力。而水师官兵的任务，基本上并不复杂，在海上保证册封使节团的安全，这又分两方面来说：一是防御人为的海盗侵扰，一是祈求海神保佑，希望大自然的海象「顺风相送」，因此而有「过沟祭海」的仪式。其次是，在琉球国的时候，水师官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伺候钦差举行典礼」，《册封使行列图》中行进队伍里的扈从官兵，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封舟方面，船只的选用，从沿袭明朝时期的新造封舟，转而选用战船充任，到后来的雇用商船，除了希望杜絶奸吏假手，浪费官帑的原因之外，还有政府来不及修整或新建合适的船舶，更多原因也是因为民间商船的发展远远超过官方造船。而雇用商舶，也常常同时雇用操驾船只的水手，水师官兵便能更专心的担任护航之职。综合多项优点，封舟选用办法的改变，确实可以达到「费轻办速」的效率。

　　清代八次的册封琉球国王，为祈顺利完成大典，从封舟的备办、水师的精选、调度，以及渡往约八百多公里洋面的考验，无一环节不用心置办；而琉球国王尚质曾于〈谢恩书〉中写下这么一句话—庀材鸠工、缮兵选将，破浪冲风、艰险万里以竣大典，实在是深刻且贴切的描述了每一次册封出使的艰辛万难。

　　引用书目：

　　1.（清）徐葆光，《中山传信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45册，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清）李鼎元，《使琉球记》，嘉庆七年序师竹斋刊本，哈佛大学藏。

　　4.（清）陈良弼，《水师辑要》，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清代琉球史料汇编—宫中档朱批奏折》（上）（下），2015年。

　　6.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清代琉球史料汇编—军机档奏折録副》（上）（下），2016年。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中华书局，1994年。

　　9.陈龙贵、周维强主编，《顺风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图録，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年。

　　参考期刊：

　　1.赤岭守，〈琉球国王的册封与册封使〉，《故宫文物月刊》，卷362，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年。

　　2.陈龙贵，〈院藏清代琉球档案与中琉封贡关系〉，《故宫文物月刊》，卷362，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