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发达的社会中，社会参与可能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密切相关。社会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对个人福祉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与社区团体和机构的联系对于获得信息、资源和机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当人们和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现代化时，人们的需求从低阶需求（生物和安全相关需求）转向高阶需求（自尊和自我实现）。社会参与是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入社会组织和参与社会活动，个人获得了价值感、归属感和依恋感。社会参与通过社会和心理过程影响主观幸福感。参与社会组织可能会使人们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和扩大，人们通过这些网络共享信息、提供和接受支持，并共同努力实现任何个人都无法实现的集体目标。此外，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可能会创造或强化有意义的社会角色，如职业和社区角色，这反过来会提供价值感和依恋感，并促进自尊和自我价值。这些心理资源可以通过提高人们适应有压力的生活事件的容易程度、促进积极影响和预防抑郁来改善主观幸福感。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社会参与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积极关系已经得到很好的确立。然而，在中国社会中很少观察到社会参与的有益效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参与的含义与发达国家不同，部分原因是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了限制性规定。因此，参与社会组织在产生改善主观幸福感的社会资本方面可能效率较低。

　　CFPS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调查。使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它收集了关于个人和家庭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的广泛信息（详情见谢和胡，2014）。TSCS是一项长期、重复的横截面调查项目，自1985年以来一直遵循五年周期。该项目旨在通过提供涵盖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主题的数据来跟踪台湾的社会变化（详情见张和傅，2004）。

　　台湾的老年人似乎比香港和中国城市的老年人享受更好的心理健康，其中83%的人表示自己很幸福。香港是最发达的，但近40%的老年人表示感到不开心。总的来说，香港的老年人比中国城市和台湾的老年人更独立地生活：香港14%的老年人独居。这一比例是中国城市的两倍，是台湾的三倍。独居在台湾老年人中很少见（3.9%）。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香港和中国城市的同龄人相比，台湾人更重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更愿意与年长的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并照顾他们。我们发现，香港42%的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三个社会中最高。

　　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老人的描述性统计

　　注：1.自评社会阶层是《香港社会保障标准》和《中国社会保障标准》（CFPS）中的升序五分制（1=下层，5=上层）。这是台湾社会变迁调查中的一个十分制，其中1为最低阶层，10为最高阶层。SD：标准偏差。

　　资料来源：201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2011年）、CFPS（2010年）和TSCS（2010年）调查

　　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在台湾最为普遍，四分之三的老人生活在两代或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在中国城市和香港，多代同堂老人的年龄百分比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在中国城市，不到一半的人生活在两代人的家庭中，但在香港，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生活于两代人家庭中。研究结果表明，与香港的年轻人相比，中国城市的年轻人在结婚或找工作时更有可能搬出父母的房子。当他们有孩子时，他们也更倾向于再次与父母一起生活，以寻求生育方面的帮助（Chu等人，2011年）。

　　台湾的社会参与程度高于中国城市和香港：47%的台湾老年人参加了社会组织。这可能是由于宗教参与率高，特别是台湾民间宗教参与率较高（胡和杨，2014年）。在这项研究中，加入社会组织的台湾老年人中，近一半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下图显示了参与和不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香港的社会参与似乎比中国城市和台湾的老年人受益更多。

　　中国香港、中国城市和中国台湾地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

　　资料来源：香港社会保障局（2011年）、CFPS（2010年）和TSCS（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