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许多探究大陆同胞人格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有主动性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有智慧型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引入精简版人格量表来探究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有个体积极人格特质中的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大五人格中的五个维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对中国人幸福人格的结构与内涵的探究，有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探究，有对暗黑人格对青少年享乐幸福动机、意义幸福动机以及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的影响的探究，有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有探究农民工情绪性、坚韧性和弹性特质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等。

　　有关主动性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研究结论是在社会支持与主动性人格的影响下，主观幸福感与就业压力之间存在双向中介效应。通过提高社会支持、培养学生主动性人格、提升主观幸福感，可以显着降低大学生就业压力，并反过来促使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一步提高。主动性人格也对压力源的负面作用具有缓冲功能，高主动性人格个体对于压力更倾向于采用建设性的方式，积极适应并影响压力环境。

　　有研究探究了智慧型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智慧者同时具备“无我”与自我实现两种特征。社会生态取向的智慧研究表明,去自我中心式的“无我”心态可以促进个体在人生困境或冲突类问题中的智慧表现；人格特质取向的智慧研究表明，智慧型人格与自我实现幸福感显着正相关,幷且短期追踪研究表明智慧可以带来自我实现的人生境界与体验。参照人格特质与情境的相关争论，整合智慧两种取向下与自我密切相关的实证研究，前人提出基于自我发展的智慧历程模型:“无我”基础心态促进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智慧实践，继而最终带来自我实现的人生状态或境界，同时伴随该境界的内心充实、满足与平静体验又会加强“无我”心态。智慧与幸福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eudaimonia well-being)正相关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hedonia well-being)是何种关系，仍在争论中。

　　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引入了精简版人格量表，有研究旨在评估这套人格测试数据的质量。基于29718个受访者数据，比较了不同问卷设计和不同计分组合下的4种方法计算出的得分的信度和效度证据。研究表明，去掉反向提问后，这套简表的信度系数与国外同类调查数据类似，其结构效度与五因子结构拟合度较好，各维度数据与幸福感、在相关性方向上与现有文献一致。研究发现，“情绪不稳定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外向性”与幸福感有显着的正相关性。

　　研究表明，随迁子女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程度的适应困境，但是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有的随迁子女因个体积极的人格特质未表现出不良适应。根据积极心理学观点，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指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和心理韧性。研究证明，积极心理品质和心理韧性作为影响文化适应的其他变量与文化适应的中介因子来影响文化适应。积极心理品质是一种保护性心理因素，在随迁子女面对困难和陌生的环境时，能够抑制消极情绪体验，促进自我情绪的调节能力，进而增强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李燕燕、李玲玲研究发现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能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且积极心理品质越高，主观幸福观越高。人格特质理论认为个体幸福与否主要受到其人格特质的影响，拥有更多积极人格特质的个体总是能够更加积极地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生活事件，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应对外界变化，即个体的性格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

　　还有研究以308名大学生为被试，以《大五人格问卷》、《儒家心理资产问卷》、《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为工具，考察人格特质、儒家心理资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1）五种人格特质与儒家心理资产的八个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2）儒家心理资产八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指标相关不同；（3）爱人、务民、崇德等儒家心理资产维度在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人格的五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及其总分的相关均达到显着水平。其中，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相关，但与积极情感具有最强的相关（r = .53, p < .001）。同样，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相关，但与消极情感具有最强的相关（r = .54, p < .001）。宜人性、尽责性通过崇德影响主观幸福感；宜人性通过务民和学影响主观幸福感；尽责性通过学影响主观幸福感；大五人格的所有维度均通过爱人影响主观幸福感。由于控制儒家心理资产后，人格各维度仍能显着预测主观幸福感，因此这10条路径属于部分中介作用。

　　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开放性与幸福感显着相关。也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五个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均达到显着水平。艾森克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内外向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显着。还有研究表明，相比国外被试，中国人的外倾性、神经质与幸福感的相关更为密切，这表明外倾性、神经质等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相关程度受文化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外倾性、神经质、责任心等人格特质都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单一探讨某种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没有把这些人格特质作为“幸福人格”进行整体研究。国内学者杨敏明确提出了幸福人格的概念，并对幸福人格的结构进行了探讨。杨敏将幸福人格定义为个体在理解、追求、享受幸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内在动力组织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的统一体。这表明幸福人格的本质就是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的稳定的人格特质。高幸福人格的人在各种场合下都更容易感受到幸福感或更容易形成获得高幸福感的能力，低幸福人格的人更难感受到幸福感，也更难形成获得高幸福感的能力。

　　杨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幸福人格进行探讨，得出乐群、乐善、乐观的三因子模型，编制的幸福人格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模型与人们的日常认知较为一致，因为乐观人格确实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幸福感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表明，还存在一些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格特质没有包含在该三因子模型中。比如，情绪智力能独立预测幸福感各维度的变异；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存在显着正相关。有研究表明自信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还有研究表明，责任心、自尊、感恩、知足等品质都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比如，大五人格中的责任心维度与幸福感存在显着相关；人际责任感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高自尊的个体在面临失败时表现得更为自信，能够相对较好地应对发生的问题，进而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国内也有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感恩会增强幸福感；感恩对幸福感有独特的预测作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存在显着正相关。这些研究表明幸福是一种复杂的高级情感，而不是单纯的乐观问题。

　　幸福人格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人格特质。为了探索中国人幸福人格的结构和内涵，研究基于人格的词彚学假设，从以往研究者编制人格测验使用的初始词彚表中，筛选出225个与幸福感有关的人格词语。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得到49个幸福人格词语。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幸福人格包含胆识、美德、乐观三个维度。以Campbell幸福感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为效标的分析结果表明，幸福人格各维度得分均可有效预测幸福感。

　　心盛是一种最佳的心理健康状态，也是一种高度幸福的理想状态，达到心盛的个体不仅充满幸福感和积极情绪，而且具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以及乐观、善良、乐于助人等特点。 

　　有研究以４１２名大学生为被试，运用问卷调査法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１）神经质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呈负相关；（２）尽责性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呈正相关；（３）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与心盛呈正相关；（４）神经质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同时尽责性不仅直接影响心盛，还能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

　　还有研究考察暗黑人格对青少年享乐幸福动机、意义幸福动机以及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简版暗黑人格量表、幸福倾向量表、儿童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心理需求满足量表以及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量表对282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控制大五人格后，青少年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特质正向预测享乐幸福动机；自恋特质正向预测意义幸福动机，马基雅维利主义特质起负向预测作用；自恋特质正向预测享乐幸福感，另两个特质对其起负向预测作用；自恋特质正向预测意义幸福感，马基雅维利主义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三位一体的暗黑人格特质对个体幸福动机和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差异，自恋对意义幸福动机和两种幸福感的影响相对积极，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对青少年幸福动机及幸福感为消极作用。

　　另有研究以农村地区４４０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１）积极、消极情感方面，结束留守年龄小于１０岁的儿童得分显着高于结束留守年龄大于１０岁的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方面，５岁到１０岁的儿童得分显着高于结束留守年龄大于１０岁的留守儿童；（２）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３）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最后有研究采用“中国成年人情绪性量表”“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中国成年人坚韧性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SCL－10”对559名农民工进行了测试，旨在考察农民工情绪性、坚韧性和弹性特质的负载情况及其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积极情绪性特质和坚韧性特质的负载量显着高于全国成年人常模，而弹性特质负载量显着低于全国成年人常模；情绪性、坚韧性和弹性特质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而对心理痛苦症状具有显着反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