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一需要得以满足或实现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幸福体验。这种由物质生活的满足所产生的幸福感，即物质幸福。物质幸福的表现是生活富裕和躯体健康等，离不开经济基础和健康的身体。本章主要就生活赋予带来的物质幸福，健康幸福感的部分详见第十七章。

　　物质幸福感与财务幸福感、经济幸福感和消费者幸福感等概念有着相似的含义，以往研究中，幸福感研究相关文献指出了关于物质幸福的几个定义。这些都是（1）对个人财务状况的评估；生活水平的（2）评价；（3）财务安全感；（4）经济幸福感客观指标；（5）消费者对主要商品和服务的感受；（6）对获取消费品/服务和拥有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满意度；（7）对通过零售机构购买的特定类别的满意度；（8）对获取、占有和维护的满意度；以及（9）与产品利益相关的主观幸福感。

　　一个非常普遍接受的物质幸福的指标是个人资产负债表。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客观的物质福祉通常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经济增长和购买力的概念和衡量标准来获取。20世纪初，马歇尔、拉姆齐和冯·诺伊曼等经济学家引入偏好概念解释什么是幸福，将效用与幸福等同看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使人们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进而提高效用水平和增加幸福感。20世纪中期，心理学家从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对人们幸福感进行定义和量化。

　　一直以来，收入被认为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截面数据研究中，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正相关，个人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如果将一个国家居民根据收入分组，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会低于高收入阶层，但收入对高收入者幸福感增加的效用低于低收入者，显示出边际递减的趋势。个体收入比平均收入水平越高会获得越强的幸福感，个体收入比平均水平越低，幸福感就会越弱，即幸福感与絶对收入水平正相关。物质幸福感表现在国家层面就是某国越富裕，幸福感越高，而且增加相同的收入对富裕国家幸福感的增加程度低于贫穷国家。对人均GDP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某一时点上，人均实际GDP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正相关，由于经济增长率通常用人均GDP变动的百分比表示，将人均GDP取对数后，人均GDP对数每翻一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持续地增加。

　　根据自下而上的生活满意度溢出理论，对生活水平的评价很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生活的总体评价。原因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或不满往往是他们在重要生活领域的环境条件，如健康，家庭、工作和生活水平。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被认为是影响一个人对整体生活的评价的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对生活水平的满意或不满很可能会溢出来影响主观幸福感—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满意度越高，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大。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物质生活领域作为一个心理领域分割难忘的经验和影响与三个维度：（1）获取的物质，（2）占有的物质，和（3）物资的维护。购买物资的子领域涉及与购物以及为个人和家庭消费购买物资有关的活动。这个子领域包括对购物方面的整体看法和评估，如当地商店商品的种类、当地商店商品的质量、当地商店的价格、商店人员的礼貌和帮助，以及与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商品交换相关的所有其他活动。物质物品的占有是与消费者生活领域相关的另一个维度，涉及对物质物品的所有权，如房屋、公寓、家具、汽车、服装、配饰，以及由个人消费者维护的所有其他物品集合。在购买了一种材料商品之后，人们会经历一个关注护理和维护所购买商品的过程。维修材料产品的例子包括修理家用电器、清洗和修理汽车，以及清洗、修补衣服。

　　这些子领域的满意度溢出到其他影响整体生活满意度的生活领域。每个物质子领域和整体生活之间的溢出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在这个子领域中的情感参与程度。在获取子领域中的情感参与是根据购物参与来定义的。在占有领域的情感参与是用物质主义来定义的。同样，维护子领域的情感参与也被定义为占有关怀。

　　与消费者和市场相关的因素可能会缓和物质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溢出效应。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与购物活动、物质主义和对占有的关心。也就是说，与同等维度的消费者相比，注重购物、物质主义和财产照顾的消费者可能会在物质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经历更大的溢出效应。

　　而根据自上而下的溢出理论论点，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影响物质幸福感，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那些对生活感到快乐的人通常会更努力地工作，从而产生更多的收入。因此，幸福有助于获得一种物质上的幸福感。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质以前被称为自上而下的溢出效应。该理论要求幸福的满足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影响。报告高水平生活满意度的人也报告对他们的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也就是说，整体的幸福感倾向于从最抽象的生活领域（整体生活）溢出到更具体的生活领域，如物质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精神生活等。

　　此外，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可以通过个人控制和骄傲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人（因此有更高的收入）往往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归因于自己，因此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这些自豪感和个人控制感在一般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工作而不是消费在主观幸福感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而那些对自己的财务有控制感的人往往承认，如果他们负担不起实物，他们要么储蓄，要么放弃购买；他们用自己的经济手段表达物质欲望。他们密切关注自己的储蓄账户中有多少存款。这些人可能比那些无法控制自己财务状况的人更有幸福感。

　　许多研究考察了主观经济幸福感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即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学；人格特征和动力学；需求和需求满足；信念和心理联结；目标和抱负；技能、行为和资源；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习惯。环境因素指的是影响人们如何对其财务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评估的环境各方面。涉及社会比较、人们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适应他们的期望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就社会人口统计而言，证据表明年龄与物质健康有关，这种关系呈U型—最低幸福感年龄为37岁，最大年龄为75岁。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往往拥有更大的资产，债务也更低。有证据表明，性别和物质幸福之间没有关系。关于教育与物质幸福感的关系，有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关系。教育可以帮助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取得成功，并获得经济收益。失业对物质福利的影响是深远的—失业者遭受了大量的物质疾病，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生活质量的其他方面。婚姻状况和物质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即离婚或丧偶的人比已婚人士经历的物质幸福更低。与有孩子的夫妇相比，没有孩子的夫妇获得的物质幸福水平最高。在家庭结构方面，非传统家庭（即单身母亲、同居者和继族家庭）中的妇女获得的物质幸福感不如第一次婚姻中的妇女。此外，个人财富的客观标准与个人财富的主观标准呈正相关。

　　关于人格特质，人格特质如外向性、神经质和自主性等可能通过物质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影响主观幸福感。外向性可能通过诱导外向的人与他人社交来影响幸福感，而工作场所的社交能力可能有助于提高工作表现，这反过来可能会增加工作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神经质可以说相反。自主性意味着对控制力、自我效能感和个人控制力的高度期望。有大量证据表明，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即冲动）倾向于过度购物，这反过来会导致实质性的疾病和对整体生活的不满情绪。

　　物质幸福感也与人格倾向有关。有一些研究表明，当人们对重要的生活不满意时这些领域，如家庭生活、工作生活和爱情生活，他们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购物上。因此，他们超支导致物质疾病，反过来溢出到主观生病。人格动力学的趋势被称为“补偿原则”。

　　目标和愿望也会影响物质的幸福感和主观的幸福感。具体来说，研究表明，经济满意度是物质抱负和成就之间差距的直接函数。例如，那些表示他们渴望获得并拥有物质物品（如房子、院子和草坪、汽车、第二辆车、度假屋等）的人。已经获得这些商品往往比那些渴望拥有这些商品的人表现出更高的经济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个人技能、行为表现和持有的资源在影响物质和主观幸福感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感知到的财务能力和理解能力会影响财务满意度——财务能力和理解能力越大，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旨在改善财务健康的财务行为，如与费用管理相关的实践（如记録每月支出，控制预算，每月账单回顾）、余额控制（如保持足够的银行账户余额，每月按时支付账单，每月全额还清信用卡余额）和储蓄（如定期存钱，为紧急情况预留资金、建立投资或退休账户，愿意承担投资风险，长期计划资金）。同样，许多研究结论都证实了金融行为对财务生活的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物质主义的人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财务问题，比如负债、强迫性购物和宣布破产。因此，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瞭物质主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唯物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具体来说，积极和消极的情感投资于生活领域，捕捉某些类型的情感体验，反过来影响一个人在各种生活领域的幸福感（如家庭生活中的幸福感、休闲生活、爱情生活、工作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是物质生活（或生活水平）。物质生活领域包含了与物质财产、家庭收入、储蓄、投资和其他与个人财富相关的物质资源相关的情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直接受到一个人对物质生活等重要生活领域的感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与非唯物主义者相比，唯物主义者倾向于用夸大的期望来评估他们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对物质生活感到更多的不满，而不是满意。这可能解释了唯物主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Sirgyetal提出，通过建立唯物主义的双重模型，可以积极和消极地影响生活满意度。该模型假设了物质主义的成功和幸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同的的二维空间。成功唯物主义（财富和物质占有是生活中成功的标志）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而幸福物质主义（财富和物质消费是生活中幸福的标志）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成功唯物主义通过促进经济动机来提高生活满意度，这反过来又导致未来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提高。后者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未来的生活满意度。相比之下，幸福物质主义，相反，影响生活满意度在两个方面：（1）提高对生活水平的不满，反过来降低生活满意度，和（2）增加不满其他生活领域（如家庭生活、金融生活、社会生活），从而降低生活满意度。

　　环境因素影响物质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国家内部，人们的生活水平与他们报告的主观幸福感相关，但较富裕的国家并不比较贫穷的国家更幸福。这项研究的发现是用社会比较的概念来解释的。也就是说，人们把自己与自己国家的人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人比较。研究还表明，生活在较贫穷地区、收入相近的人很可能比生活在较富裕地区的人对生活更满意。这是因为生活在较贫困地区的人很可能会将他们的收入与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考虑到贫困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收入大致相同，收入比较不太可能造成不满。然而，生活在收入差异较大的较富裕地区的人，很可能会将自己与同一地区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不满。此外，有证据表明，人们可能将目前的收入与以前的水平进行比较。因此，与前一年相比，当前几年的收入满意度的增加又导致了收入满意度的增加，进而也导致了生活满意度的增加。

　　此外，适度效应的相关研究发现，人们可以适应当前的情况，从而降低生活事件的满意度。例如，研究表明，尽管实际收入大幅增加，但人们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满意度似乎是不变的。因此，人们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期望似乎与实际收入的增长成正比。因此，期望（物质愿望）被调整（通过减少或增加愿望水平）作为实际收入的直接函数。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经济衰退在主观幸福感中发挥着作用的证据。也就是说，消费者的主观幸福感下降。经济衰退与金融幸福感下降和金融压力增加有关。衰退造成巨大的痛苦。急剧的衰退会产生重大的享乐影响，部分原因是损失比收益更重要，而增加的收入对享乐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