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西方功利主义学派、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家一直将幸福视为财富最大限度的积累。只要社会能够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那么个体自然会实现幸福的目标。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幸福观不断招致非议。

　　相对收入假说支出，个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取决于絶对收入水平，由于人们普遍具有社会比较的心理，所以主观幸福感更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的增加固然能够提升幸福感，然而当所有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时，在相对水平上便意味着个体的收入并无增长，从而使得个体在心理上并不会感受到收入增长的刺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宏观层面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没能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

　　韦胡文对相对收入论提出了三点批评，指出个体的幸福感建立在人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天生的、絶对的情感，并不受相对标准的影响，在中国的幸福感研究中也同样出现了关于相对收入理论的争论。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地位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而絶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纯影响则会因参照群体收入的增长而削弱，支持了相对收入理论。然而，仍有一些实证研究对相对收入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罗楚亮通过研究发现，絶对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絶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着。

　　一项大陆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或者物质福利的增长，不一定表明居民个人福利的改善。农村比城市的主观幸福感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对收入有较低的预期或欲望，幷且对未来收入变动有良好预期。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欲望比较低，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幸福感较高，而高收入的城镇居民欲望比较高，对未来收入预期下降，幸福感下降。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地位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而絶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纯影响则会因参照群体收入的增长而削弱。

　　经济因素中，消费作为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多，缺少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劳动力流动率等宏观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税收因素中，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也较少，大陆地区实行的个税改革和减税政策也会间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社区邻里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少，在社区关系中存在相对剥夺证据，居民更加关注自己在社区的位置，会将自身情况与社区的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借鉴社区邻里效应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