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一、二小节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介绍了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幸福感研究现状，以及根据研究结果的启示。本小节将继续从“横向”和“纵向”对两岸同胞的幸福感进行对比和讨论。

　　埃里克森在他的著作《童年与社会》（1992）中，系统提出了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据此为划分标准，幼儿期、小学期、青春期的个体主要以学业为主，高中以后即成年早期的个体主要有从事工作和上大学为主，此后会经历成年中期的成家立业，以及成年晚期的退休生活。有关两岸同胞幸福感对比的相关研究较少，本小节谨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探讨。

　　冯惠敏等人（2014）使用问卷调查法，以《女大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为研究工具，以202名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的全日制的女大学生，497名来自大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及西部地区多所学校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调查两岸女大学生的幸福感，以及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海峡两岸女大学生的幸福感得分偏高，但台湾得分高于大陆。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源自两岸社会环境不同、大陆高校幸福教育缺失、女性意识的差异。社会环境日新月异，是否对2022年当下的女大学生的幸福感提升依旧有参考意义，这个有待确定。但高校的幸福教育缺失以及女性意识的差异这两点依旧需要引起重视，在高校对幸福感教育的普及，对有关提升幸福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提供理论支撑。另外，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从客观社会环境层面帮助女性提升其主体意识，更要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从主体个人层面对其幸福感进行提升。

　　梁进龙等人（2021）以1401来自名大陆（n=701）与台湾（n=700）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调查两岸大学生在求意义的意志、心流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心流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求意义的意志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两岸大学（大陆与台湾）此一人口变量为调节变量。求意义的意志是指个体在存在中寻找具体意义、寻找理想和价值观以及超越现在的生活（Reker et al., 1987）。研究工具参考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量表》（Wu et al.,2015a)、《大学生正向情绪量表》（侯亭妤，2012）、《台湾大学生心理幸福感量表》（Wu et al.,2015b)。研究结果显示：两岸大学生求意义的意志、心流与心理幸福感彼此之间显着正相关，且心流在求意义的意志与心理幸福感之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外，两岸大学生（大陆与台湾）在求意义的意志与心流的径路上具有调节效果，求意义的意志与心流的相关程度上，大陆显着高于台湾，两岸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意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有可能是调节的因素，具体原因有待将来探讨。

　　杨中芳等人（2014）以307名大陆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以对比海峡两岸企业员工的中庸思维在工作压力源与员工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作用为研究目的。对比Chou等人( 2014) 曾用台湾企业员工样本 ( n=394) 探讨的同样研究议题。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工具参考了《工作压力源量表》（Cavanaugh et al.,2000）等众多量表。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口学变量中，性别及婚姻状况对各因变量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年收入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大，职级对因变量的影响次之；在三个主要变量中庸思维（拔高视野、自我收敛、多方慎思、沉着克制、事后反省、迷惘委曲）、工作压力源（挑战压力、障碍压力、人际压力）、幸福感（工作满意度、情绪耗竭、安适感与生活满意度）中，在剔除社会赞许因素的影响后，工作压力源与员工幸福感之净相关结果表明，挑战压力与情绪耗竭之间有显着正相关，障碍压力和人际压力与工作满意度、安适感之间呈显着负相关，与情绪耗竭之间有显着正相关；中庸思维、工作压力源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净相关结果表明，拔高视野与障碍压力、人际压力、情绪耗竭之间有显着负相关，自我收敛与障碍压力有显着负相关，与工作满意度之间有显着正相关，多方慎思与人际压力有显着正相关，沉着克制与挑战压力、障碍压力、人际压力、情绪耗竭、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着负相关，事后反省与挑战压力、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着正相关，迷惘委曲与挑战压力、障碍压力、人际压力、情绪耗竭之间呈现显着正相关，与工作满意度、安适感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另外，与Chou等人( 2014)的研究不同的点在于，其研究并未考虑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在杨中芳等人（2014）的研究中表明，社会赞许性会对研究结果本身造成显着影响。但为了方便与Chou等人( 2014)的研究对比，杨中芳等人（2014）的研究也主要报告了未剔除社会赞许效果的分析结果，结果进一步表明，企业工人的压力源中的二者：“挑战压力”与“障碍压力”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系数为0.06，与Chou等人( 2014)的相关系数结果0.64相差较远，这说明大陆企业与台湾企业的发展阶段是造成两岸员工压力源差别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